董健吾后代將劉思齊告上法庭，揭開毛岸英兄弟鮮為人知的流浪真相

2002年2月20日上午，武漢武昌區法院的走廊里回蕩著審判長的敲槌聲，這場突如其來的名譽權訴訟當即吸引了不少旁聽者。原告董龍飛、董闖落座時神色凝重，被告劉思齊則沉靜如常，雙方在法庭上再度聚焦半個世紀前那段塵封往事。表面是一紙訴狀，深處卻牽扯出1930年代上海地下黨對烈士遺孤接力般的保護，以及多個家庭交錯的恩與痛。

案由不復雜。劉思齊數月前在武漢理工大學作主題報告，回憶毛岸英、毛岸青童年經歷時，說出了“在上海流浪五年”“從大街上被找到”這些字眼。董家后人認為此言與事實不符，令外界誤將董健吾貼上“失責”標簽，因而起訴。糾紛緣何激化，不妨把時針撥回到1929年底的大同幼稚園。

那年冬天，上海法租界弄堂里一棟不起眼的三層小樓悄悄掛牌——“大同”。名義上是幼稚園，實質是中共地下黨撫育烈士遺孤的秘密據點。園長董健吾出身圣約翰大學，口袋并不殷實，卻能為幾十個孩子籌措奶粉、醫藥，連自家在無錫的祖屋都典當出去。地下交通員事后評價道：“他把牧師牌子當盾牌，也把家底當救生圈。”

1930年10月，楊開慧被害，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三兄弟即刻被地下黨護送至大同幼稚園。同齡玩伴記得，這三個湖南口音的孩子吃面條時總舍不得放筷，絲毫不見“偉人子弟”的自覺。平靜僅維系到1931年春天。顧順章叛變后，上海淪為刀尖之城，大同幼稚園被迫解散，董健吾夫婦把岸英、岸青悄悄接回自家。

短暫安頓卻難言安全。顧順章供出的名單越滾越長，連董健吾也只能隱匿在楊度府中。為了減少暴露，兄弟倆隨后轉入董健吾前妻黃慧光家。那是一間租來的石庫門閣樓，九尺天井，七張鋪蓋，加上黃慧光自己帶的孩子，人聲鼎沸卻囊中羞澀。地下黨補貼時斷時續，黃慧光白天洗衣夜里扎紙花，岸英、岸青則幫人挑煤球賺幾分銅子。有人曾問他們苦不苦，小岸英一句“捱過去就好”令人動容。

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前后董健吾幾乎斷了經濟來源，仍堅持每隔兩周冒險探視。一次夜訪，他塞給孩子們兩包炒黃豆，囑咐：“口袋里先揣一半，別一次吃完?！边@一幕后來被董闖寫進回憶錄。誠然，生活談不上充裕，可稱“流浪”似嫌夸張，這也是董家后人對劉思齊演講產生強烈抵觸的關鍵點。

1936年春，上海地下黨同陜北蘇區恢復聯絡，董健吾獲悉中央打算把烈士遺孤送往莫斯科。機會很快出現。東北軍抗日將領李杜擬赴蘇聯聯絡，需一位教會身份人士同行。董健吾當即請戰，附帶提出“攜三名少年去俄深造”的請求。張學良拍板同意。7月，蘇聯客輪從上海吳淞口啟航，船舷邊的兄弟倆穿著略大的呢子外套，目送董健吾揮手。檔案顯示，正是這趟航程終結了他們在上海的顛沛，也讓“孤兒”一詞變得不再精準。

然而隔絕多年信息后，社會傳播常常被謠言填空。劉思齊的公開演講中提到“差點成資本家干兒子”，在董家看來無異于否認了那段冒死庇護的事實。情緒疊加輿論壓力，董龍飛、董闖選擇法律途徑自證清白。庭審上，兩人遞交了當年黃慧光存下的領票簿、張學良致董健吾的手札復印件。劉思齊則引用延安保衛處1937年的收容記錄，主張“流浪五年”并非空穴來風。法官需要厘清的是怎樣的語義差異足以構成名譽受損。

法庭之外，史料線上線下交叉印證。檔案學者指出：1931年至1936年，毛岸英兄弟確有戶籍空白、輾轉藏匿的經歷，但由特科干部及董家接力撫養亦是鐵證。兩種敘述在事實框架內并不互斥，卻因措辭冷熱而激起波瀾，這場訴訟便是結果。可惜當年相關主體多已作古，部分細節只能靠零散回憶補綴。

訴訟持續八個月，最終法院以“雙方均有不當表述”作調解結案，劉思齊愿在再版演講稿中修訂措辭，董家后人亦撤回賠償請求。檔案被重新梳理，董健吾的角色得以凸顯。毛家公開資料里也補充了“董健吾、黃慧光長期撫養”字樣，輿論風向迅速平復。

時針再回到今天，塵埃落定后，1920—1930年代地下黨對烈士遺孤的保護機制也愈發完整地呈現：幼稚園、教會身份、軍閥護照，每一個環節都踩著薄冰。毛岸英兄弟的安危之旅，是千萬革命后代命運的縮影。硝煙散去，究責與還原同樣重要，歷史的溫度往往由細節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