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89年，美國伊利諾伊州某大學禮堂內，坐著一位矍鑠的中國女性作家。
臺下觀眾的問題鋒利直白又挑釁：“您至今未入黨，究竟如何看待共產黨？”
氣氛一度凝滯，她卻輕笑一聲，說了句貌似打趣、實則千鈞的回答，現場頃刻間陷入鴉雀無聲。
這位不輕易開口談論自己的人，是寫出《人到中年》的現實主義女作家諶容。
是一生三度轉身，從重慶書攤售書員到文壇巨擘的女性。
晚年一個月喪父喪子，她究竟經歷了什么？對于那個問題，她又給出了怎樣的答案？
火光中的逃亡
1936年10月，在這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女嬰在書香門第中呱呱墜地，她就是諶容。
父親諶祖陶出身于北平中國大學法律系，是當時國民黨政府法院的法官，母親楊淑芬則是女師范出身的教員，家中籠罩著典型的知識分子氛圍。
但書香掩不住戰(zhàn)火的濃煙，也擋不住風雨中一個孩子命運的顛簸。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fā)，母親抱著襁褓中的她一路逃難，輾轉奔赴后方四川，途中幾度斷糧，只能靠家中僅剩的幾本線裝書裹在竹簍中“保命”。
書與人，是這個家庭最后的倔強，那個叫“巫山”的地方，成了諶容最初的記憶。
重慶，這個戰(zhàn)時大后方，也是她的“煉獄”。
防空警報聲貫穿晝夜，耳膜常年被震得發(fā)疼。
她記得，每當警報拉響，母親總是一邊慌亂地收拾家當，一邊顫抖地拉著她往防空洞跑。
而年幼的她則是在奔跑中被母親拽得踉蹌不穩(wěn)。
最驚心的一次是在1942年，諶容和家人剛剛躺下，耳邊忽然響起刺耳的警報聲。
她還來不及穿鞋，就被家人一把抱起沖出門去。
外頭是轟鳴作響的敵機與此起彼伏的哭喊聲，一枚炸彈貼著他們頭頂呼嘯而下。
他們沒能趕進防空洞，那一刻，慌亂的人群堵住了洞口，家人情急之下撲倒在地，用身子護住了諶容和她的妹妹。
爆炸的巨響撕裂耳膜，額頭被劃破的那一瞬，她只是死死地抓住父親的衣角，指縫里滿是汗和灰。
多年后，她回憶起這一幕時說，那塊疤成了她“文學課的第一枚注腳”。
正是那場火光沖天的轟炸，讓她第一次意識到：
“原來恐懼與疼痛，也能變成詞句，寫進句子里。”這不是詩意，是事實，是烙印。
抗戰(zhàn)勝利后，家人遷往北平，她得以在北新橋女二中繼續(xù)學業(yè)。
可新生活還未穩(wěn)當，父親又因職務調動舉家返回重慶。
1949年11月，重慶解放的前夜，時任國民黨市長楊森下令縱火，整座城市仿佛陷入末日景象。
那場大火，成了她青春記憶的另一段“劇目終章”，她在火光中明白，不只是城池將更名，連命運也要重寫。
父親后來因“歷史問題”被審查，家中經濟驟降。
不過十四五歲的她，不甘做旁觀者，硬是一個人買好火車票，帶著妹妹從成都回到重慶，自謀生計。
她走進新華書店門市部，從售書員做起，搬書、開發(fā)票、拆信……
那些沉甸甸的書，也是她和現實搏斗的最初武器。
而那時的她，還不知道，眼前的這點苦，不過是人生風暴的第一縷前奏。
自學成才
諶容似乎永遠不會放棄自己，哪怕工作不算輕松，她也總是利用碎片時間，悄悄背俄語單詞，把編輯丟在一旁的文稿悄悄帶回去讀。
她沒有告訴別人自己在自學，更不敢妄想寫作，只是一遍遍告訴自己：
“不能在這一方柜臺后站一輩子。”
1954年，國家出臺了一項新政策，凡是參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青年干部，可以報考大學，入學后享受調干待遇。
這對很多人而言是天上掉下來的機遇，但對只讀到初二的諶容來說，是一場翻山越嶺的硬仗。
沒人看好她。她沒上過高中，連基礎課程都薄弱得可憐。
但她不甘心，她一邊做著門市部的雜活，一邊把高中文化課本全部翻爛，寫筆記，背公式，練翻譯。
終于，她考上了北京俄文專修學校。
她知道，自己賭贏了第一把。
也是在那里，她遇見了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個男人，范榮康。
范榮康，當時是人民日報的青年記者，江蘇人，說話慢條斯理，總是帶著書卷氣。
他們經人介紹認識，從托爾斯泰的節(jié)奏談到契訶夫的幽微，最后聊到重慶山城的小面，兩人一拍即合。
他們身上有相似的孤獨氣質，也有共同的時代焦慮。
“我們很快就決定結婚。”
婚后第二年，她生下了長子梁左。
那年她剛剛大學畢業(yè)，被分配進中央廣播事業(yè)局，做俄語翻譯和音樂編輯。
她的工作很出色，那段時間，她的人生仿佛走上了正軌。
丈夫和自己工作順利，孩子聰明可愛，事業(yè)家庭兩不誤。
1959年，她又生下了二兒子梁天，四口之家其樂融融，再后來，小女兒梁歡的到來，讓這個家變成了熱氣騰騰的五口之家。
她在工作之余依然保持閱讀和寫作的習慣。
她不是科班出身的文學家，卻有一種近乎倔強的文字執(zhí)念。
苦難，文學的溫床
三十歲出頭的諶容，坐在辦公室里，身邊堆滿了稿件和翻譯材料，手中拿著一杯涼透的茶，眼前卻一陣陣發(fā)黑。
那不是過勞后的短暫眩暈，而是一種說不清的失控感，仿佛身體在不斷提醒她：“你已經撐不下去了。”
她第一次暈倒是在工作臺前，眼前的稿紙尚未校完，身體卻先背叛了意志。
那天她被同事送到醫(yī)院，醫(yī)生檢查半天也查不出病因，只說是“神經衰弱，壓力大”。
她被打上點滴，第二天又照常上班。
可暈倒的次數越來越頻繁，到了最后，她連走路都要人攙扶。
她的身體以一種突如其來的方式崩塌，也無法再做回曾經業(yè)務熟練，辦事干練的自己。
1962年，她到北京市教育局工作，成了一名俄語教師。
站上講臺，她還是會暈倒。
學生們驚慌失措地圍上來，而她自己，卻有一種荒誕的清醒，這一切太具象了，仿佛命運故意用這種方式提醒她，是時候轉身了。
她在家養(yǎng)病的那段時間，時間緩慢得幾乎停滯。
她寫不出稿子，也聽不進廣播，她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已經被社會淘汰。
就在別人以為她要徹底沉下去的時候，她做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寫作。
那并不是一個榮耀的選擇。
在當時，寫作尤其是文學創(chuàng)作被視為不切實際，是“成名成家”的個人主義表現，尤其是對一個身體羸弱、家庭出身復雜的女人而言，這簡直像是在逆水行舟。
她沒有正式的文學教育，也沒有人脈資源，唯一擁有的，是那些從戰(zhàn)火中帶出來的觀察力，以及苦難給她磨出的耐性。
她把兩個孩子送到上海親戚家，自己則背起行囊，獨自前往山西農村下鄉(xiāng)體驗生活。
白天，她與農民一起下地干活，晚上就點上煤油燈，在破舊的木桌上寫稿。
那些文字粗糙、凌亂，卻有種令人心驚的真實。
她寫的第一個劇本叫《萬年青》，另一部是《今兒選隊長》，兩部劇都帶著一種“不合時宜”的現實觸感，語言直白，情節(jié)不美化，卻打動了劇院的負責人。
他們說：“這稿子有生活氣息，語言很實在。”
這是她得到的第一份“文學通行證”。
小說完成后，她滿懷希望將稿子交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
但沒過多久，一場來自身份的質疑風波悄然襲來，有人在出版社門口貼上大字報：
“為什么要出版法官女兒的小說？”她的家庭背景再次影響了她。
隨即，她的稿件被擱置，出版無望，更糟的是，她被單位扣發(fā)了三年工資，三口之家頓時陷入困境，不得不借債度日。
她一度覺得，是不是不該寫？是不是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
可丈夫范榮康卻始終沒有動搖，他安慰她：“寫下去，你有天賦，不寫太可惜了。”
諶容沒有辜負他，她在重壓下咬牙堅持，《萬年青》出版。
盡管仍未引起轟動，但這是她的第一次破繭。
她沒有天生的光環(huán)，也沒有捷徑可走，她的文學路，從未風平浪靜。
但也正因為如此，她的筆，才寫得出人世百態(tài)。
一笑釋懷
1979年，諶容用一支沉靜、冷峻、鋒利卻不尖銳的筆，寫出了《人到中年》。
那個故事，像一枚釘子，釘進千千萬萬中年人的心里，在全國引發(fā)轟動。
這一部作品，也直接把她推上了文學中心的位置，從此，她成了名副其實的“現實主義代言人”。
隨后，她進入北京市作協(xié)，成為一名專業(yè)作家。
她的稿件被刊發(fā)在《人民文學》《收獲》上，一篇接一篇，她寫《如意》《一夜風暴》，又寫《萬水千山》《太子村的秘密》。
她筆下的現實，不是宏大的敘事，而是一個個活生生的普通人如何在夾縫中求生、沉默中挺立。
1982年，《人到中年》被改編成同名電影，由潘虹主演。
影片上映后，斬獲許多獎項，諶容也拿下編劇大獎。
從那個時候起，諶容的家庭也成了文藝圈的“傳奇陣營”。
丈夫范榮康在《人民日報》任副總編，退休后開始寫言情小說。
長子梁左是相聲界的“新才子”，開創(chuàng)中國情景喜劇，次子梁天則是影視圈的“喜劇標志臉”，一笑一顰間自帶松弛。
小女兒梁歡亦在編劇路上小有建樹，后來嫁給導演英達，成為“名門媳婦”。
在圈子里，他們被笑稱為“中國影視三劍客”，而諶容，則是那柄最早出鞘的筆劍。
但命運最擅長的，便是在人最意氣風發(fā)時來一場天翻地覆的翻書。
2001年，北京醫(yī)院的走廊里，諶容剛剛送走患肝癌去世的丈夫范榮康，才剛換下喪服不久，一通電話又把她打回現實，長子梁左，突發(fā)心梗，去世。
那一年，她六十五歲，短短一個月，兩次穿上黑紗，接連為摯愛扶靈。
那時候，她才知道‘天塌了’是什么感覺。
悲痛沉重得不像真實，反倒像文學里虛構的極端橋段。
她的親友噤若寒蟬，她卻沒有瘋癲，只是安靜地不說話，日復一日地坐在桌前，一筆一筆在稿紙上寫字。
她把痛苦磨進節(jié)奏里，寫字，是她與死亡對峙的方式。
很多年后，她回憶起1989年在美國的那次演講，那是她一生中屈指可數的“公開拋頭露面”。
伊利諾伊州的某所大學請她參加文學講座，因為他們將《人到中年》改編為舞臺劇，想請作者親臨現場，她破例答應了。
那天禮堂內座無虛席，有個學生站起來提問：
“請問您至今未入黨，對共產黨有什么感情？”
這是個明晃晃的陷阱問題，觀眾都屏住了呼吸，等她發(fā)作，或是回避。
她卻只是輕輕一笑，說：
“你情報很準確，我確實還不是黨員，但我丈夫是老黨員，我跟他共同生活了幾十年，還沒離婚，可見，我同中國共產黨的感情有多么深。”
全場啞然，然后爆發(fā)出長時間的掌聲。
這是一個在時代洪流中浮沉半生的寫作者，對國家、對命運，最輕柔、最厚重的表達。
這個曾在戰(zhàn)火中逃命、在黑暗中寫字、在喪痛中沉默的女人，始終坐在字的背后，守著那支筆，一字一句寫完她對這個世界最溫柔、也最有力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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