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聲明:本文為虛構創作,請勿與現實關聯
“小陳,張局在嗎?我有急事找他。”
我站在局長辦公室門口,看著那個剛來三個月的新秘書。
小陳抬起頭,眼神里帶著幾分為難:“林主任,張局剛走,說要去市里開會。”
這已經是這周第五次了。我盯著那扇緊閉的門,手里攥著調令通知書,紙都被汗水浸濕了一角。十年,整整十年,我林遠從一個剛畢業的愣頭青,跟著張建國從科員做到了副主任科員。他要喝什么茶我閉著眼睛都能泡好,他要用什么材料我提前三天就能準備妥當。
可現在,他連見我一面都不愿意。
我轉身離開時,聽見辦公室里傳來茶杯碰撞的聲音。張局根本沒走,他就在里面。
下樓時腿有些發軟,我掏出手機,盯著那條人事處發來的短信:林遠同志,經研究決定,你下周一調往市檔案局任副科長。
檔案局,那個全市公務員都知道的養老院。我今年才三十五歲。
第二天下午,我正在檔案室里對著發霉的文件發呆,手機突然響了。
“林遠同志嗎?我是市委辦公室。周書記讓你明天上午九點,到市委大樓八樓會議室。”
電話那頭的聲音客氣而冷靜,可我握著手機的手卻在抖。
周書記?那個剛從省里空降下來、據說是來整頓作風的新任副書記?他找我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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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我研究生畢業那年,抱著檔案袋走進市財政局的大門。
那天很熱,我穿著從網上買的西裝,領帶打得歪歪扭扭。人事處的老同志看了我一眼:“你就是省財經大學畢業的林遠?局長要見你。”
第一次見到張建國,他正坐在辦公桌后面看文件。五十來歲的年紀,頭發梳得一絲不茍,眼鏡后面的目光很銳利。
“小林是吧?你的論文我看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控機制研究》,寫得不錯。”他放下文件,“愿意跟著我干嗎?”
我當時激動得聲音都打顫:“愿意,愿意!”
“那就好。”張局長站起來,拍拍我的肩膀,“年輕人,好好干,我不會虧待你。”
這一干就是十年。
頭兩年最苦。張局長對材料要求極高,一份報告經常要改七八遍。有一次市里要一份緊急匯報材料,他晚上十點才告訴我,第二天早上七點要用。我在辦公室熬了一整夜,眼睛熬得通紅,手指敲鍵盤都在發抖。
凌晨五點半,我把材料放在他桌上。七點鐘他來辦公室,拿起材料看了一遍,在最后簽上名字。
“跟我去市里。”他說。
那次匯報會上,市長對我們的材料大加贊賞。回來的路上,張局長破天荒地請我吃了頓早餐。
“小林,你有能力,但要記住,咱們財政局的工作,來不得半點馬虎。一個數字錯了,就是幾百萬幾千萬的事。”他夾起一塊包子,“跟著我好好學,以后你的路還長。”
我用力點頭。那個早晨的陽光特別好,照得整個城市都金燦燦的。
后來的日子,我漸漸摸清了張局長的脾氣。他喜歡早上喝龍井,下午喝普洱。開會前要看昨天的新聞聯播重點內容。出差時一定要住靠近電梯的房間,因為他有輕微的膝蓋疼。
我把這些細節都記在心里。慢慢地,張局長出門開會只帶我一個人。重要的材料也只讓我經手。
2018年,我結婚了。張局長包了五千塊錢的紅包,還特地叮囑我:“小林,成家了就要有責任心。工作上更要穩重。”
妻子李萍是市人民醫院的護士,性格溫柔,從不過問我的工作。但她知道,張局長對我來說意味著什么。
“建國叔對你這么好,你要記得人家的恩情。”她常這么說。
我確實記得。那些深夜加班時張局長叫的外賣,那些重要場合帶著我見的領導,那些細心的指點和提攜。我覺得自己運氣很好,遇到了一個真正愿意培養下屬的領導。
可從三個月前開始,一切都變了。
轉折發生在2025年9月。
那天下午,我照常去張局長辦公室送文件。推開門,發現他正和老馬在說話。看見我進來,兩個人同時停住了。
“局長,這是明天省里要的數據匯總。”我把文件夾放在桌上。
“放這兒吧。”張局長頭也沒抬。
我站在那兒等了一會兒,他還是沒有別的吩咐。老馬看看我,眼神里有些閃躲。
“那我先出去了。”我轉身離開,帶門時,聽見里面傳來壓低的說話聲。
從那天起,我明顯感覺到氣氛不對了。
以前每天早上八點半,我都會提前十分鐘到張局長辦公室,匯報當天的工作安排。可現在,辦公室的門總是緊閉著,我敲門時,小陳會出來攔住我:“林主任,張局說今天的安排讓我來協調就行。”
周例會上,張局長點名要小陳記錄,而不是我。重要的材料,他開始讓辦公室的其他同志起草。就連市里的會議,他也不再叫我跟著去。
我找不到原因。翻來覆去地想,這三個月自己有沒有做錯什么事,得罪什么人。想不出來。
李萍看出了我的焦慮:“是不是工作上出什么問題了?”
“沒有。”我搖搖頭,“可能是我想多了。”
可我知道不是。一個在領導身邊待了十年的人,對這些變化太敏感了。就像狗能聞到暴風雨前的氣味,我能感覺到,有什么事情要發生了。
11月中旬,年底評優的名單公示出來。財政局有三個先進工作者名額,往年我至少能拿一個。這次,我的名字沒有出現。
同事們看我的眼神都變得怪異起來。有人安慰我:“小林啊,可能是其他同志也需要機會。”有人則在背后議論:“看來林遠不行了,張局要換人了。”
我還是去找張局長。這次我沒有提前打招呼,直接走到辦公室門口。
門是開著的,張局長正在打電話。看見我,他愣了一下,對著電話說:“就這樣,回頭再說。”掛了電話。
“局長,我想問一下......”
“小林,有什么事改天再說吧,我現在有點忙。”他打斷我,開始整理桌上的文件。
我站在那兒,喉嚨里堵著話說不出來。
“那我就不打擾了。”我轉身離開,背后傳來他輕輕的嘆息聲。
回到辦公室,我坐在椅子上發呆。桌上放著這十年來的工作筆記,一本本摞得整整齊齊。我隨手翻開一本,是2017年的記錄。
“3月15日,跟隨張局去省廳匯報工作。張局說我準備的材料很詳細,省廳領導很滿意。”
“5月20日,張局的母親住院,我陪他去醫院。老人家拉著我的手說,小林是個好孩子。”
“10月8日,張局推薦我參加全省財政系統業務培訓。他說,要多學習,眼界要開闊。”
每一頁都是溫暖的回憶。可現在,這些溫暖都變成了刺。
12月的第一個周五,人事處的通知來了。
“林遠同志,經局黨組研究決定,你下周一調往市檔案局任副科長。請做好工作交接。”
我拿著那張薄薄的調令通知書,手指冰涼。
檔案局,全市最清閑的單位,去那里意味著什么,每個體制內的人都清楚。那是給快退休的人養老的地方,不是給三十五歲的年輕干部去的。
我第一反應是去找張局長。可小陳攔住了我,說張局開會去了。
我在辦公樓的走廊里等,從下午三點等到晚上七點。辦公室的燈一盞盞熄滅,人一個個離開。張局長辦公室的燈還亮著,可他就是不出來。
晚上八點半,我看見他的專車從地下車庫開出來。隔著玻璃窗,我看見他坐在后座上,臉轉向另一邊,刻意避開這棟樓的方向。
車燈在夜色里消失,我站在空蕩蕩的走廊里,心口發緊。
回到家,李萍已經做好了晚飯。看見我進門,她笑著說:“今天怎么這么晚?餓了吧,快來吃飯。”
我坐在飯桌前,盯著碗里的米飯,一口都咽不下去。
“怎么了?”李萍察覺到不對勁。
“我被調到檔案局了。”我說。
李萍手里的筷子停住了:“什么時候的事?”
“今天下午通知的。下周一就去報到。”
她沉默了一會兒,放下筷子:“那也挺好的,檔案局工作輕松,你也不用天天加班了。”
“你知道去檔案局意味著什么。”我抬起頭看著她,“我才三十五歲。”
李萍咬著嘴唇,眼眶紅了:“可是你有什么辦法?局長連見你都不肯,說明他已經下定決心了。”
“我要問清楚原因。”我站起來,“我這十年到底哪里做錯了?”
周六一大早,我就去了張局長家。
他住在市政府宿舍區的一棟老樓里,五樓。我爬樓梯上去,在門口按了門鈴。
開門的是保姆張姨,看見我明顯愣了一下。
“小林?這么早。”
“張姨,我找張局長。他在嗎?”
張姨為難地看著我:“張局昨晚就出差了,去省城開會。”
“什么時候回來?”
“這個......不太清楚。”
我看著張姨閃爍的眼神,知道她在說謊。張局長就在家里,他不想見我。
“那麻煩您轉告張局長,我來找過他。”我轉身下樓,背后傳來輕輕的關門聲。
整個周末,我給張局長打了十七個電話。前面幾個還響兩聲就掛斷,后來直接變成了關機。
短信發了八條,沒有一條回復。
周日晚上,李萍坐在床邊看著我:“你還要這樣折騰自己嗎?”
“我不明白。”我靠在床頭,盯著天花板,“十年,整整十年。我做錯了什么,他連一句解釋都不給我嗎?”
“也許他有他的苦衷。”李萍輕聲說。
“什么苦衷能讓他連見我一面都不愿意?”我閉上眼睛,“我需要一個答案。”
李萍沒有再說話。窗外的路燈照進來,房間里一片昏暗。
凌晨一點,我實在睡不著,坐起來給張局長發了最后一條短信:“張局,這十年,我問心無愧。不管您因為什么原因這樣對我,我都祝您身體健康,工作順利。從今往后,您保重。”
發送成功的提示音在黑夜里特別清脆。
我等了一個小時,沒有任何回復。
周一早上,我到檔案局報到。
這是一棟灰色的四層小樓,躲在市政府大院的最角落。推開門,一股霉味撲面而來。
接待我的是局里的辦公室主任,五十多歲的老同志,姓趙。
“小林是吧?歡迎歡迎。”老趙握著我的手,“年輕人來我們這兒,可要做好心理準備啊,這里可不像財政局那么熱鬧。”
他帶我參觀辦公室。走廊很窄,墻皮斑駁脫落。推開一間辦公室的門,里面三個人正在喝茶聊天,看見我們進來,客氣地點點頭。
“這是檔案整理室,以后你就在這兒辦公。”老趙指著靠窗的一張桌子,“那個位置給你留著。”
桌上落了一層灰。旁邊的檔案柜里塞滿了發黃的文件,有些紙張已經脆得碰一下就碎。
“主要工作就是整理這些老檔案,做好登記和借閱記錄。”老趙拍拍那些檔案柜,“慢慢來,不著急。”
我在那張桌子前坐下,看著窗外光禿禿的樹枝。
十年前意氣風發走進財政局的那個年輕人,現在坐在這個發霉的檔案室里,面對著一堆可能永遠不會有人看的舊文件。
上午的工作是整理1998年的財政報表。我戴上手套,小心翼翼地翻開那些泛黃的紙張。數字密密麻麻,有些已經褪色得看不清了。
旁邊辦公桌的老王遞過來一杯茶:“小林,別太較真。這些檔案放了二十多年了,沒人會來查的。”
“謝謝。”我接過茶杯。
“你是從財政局過來的?”老王問。
“嗯。”
“財政局多好的單位,怎么就......”老王說了一半,看我臉色不對,閉嘴了。
中午吃飯時,食堂里就我們四個人。老趙、老王,還有另一個叫老李的同志。三個人聊的都是退休后的打算——老趙想回老家開個小賣部,老王想去南方看看大海,老李盤算著退休金夠不夠給孫子買學區房。
我低著頭扒飯,一句話都插不進去,也不想插。
下午三點,手機響了。
陌生號碼。我猶豫了一下,還是接起來。
“林遠同志嗎?”
“是我。”
“我是市委辦公室的。周書記讓你明天上午九點,到市委大樓八樓會議室。有重要事情需要和你談。”
我握著手機的手一抖,差點把手機掉在地上。
“周書記?”
“對,周明書記。請務必準時到達。”
“好,好的。”
電話掛斷后,我盯著手機屏幕,腦子里一片空白。
周明,今年9月剛從省里調下來的市委副書記。聽說是來整頓作風、狠抓反腐的。這個人在省里就以雷厲風行出名,來了三個月,已經有兩個處級干部被查了。
他找我干什么?
辦公室里的老王注意到我的異樣:“小林,怎么了?臉色這么難看。”
“沒事,接個電話。”我勉強笑笑。
可心里已經慌了。周書記找我,會不會和財政局有關?會不會是張局長那邊出事了?我會不會被牽連?
腦子里閃過無數種可能,每一種都讓我后背發涼。
下班后,我沒有直接回家,而是開車在城里轉了一圈又一圈。
車窗外是熟悉的街景。這座城市我生活了十年,每一條街道都走過無數遍。可此刻,我覺得這里無比陌生。
晚上八點,車停在江邊。我坐在車里,看著江面上的燈光。
手機響了,是李萍打來的。
“還不回來吃飯?飯都涼了。”
“我在外面有點事,你先吃吧。”
“又怎么了?”她的聲音里帶著擔心。
我沉默了幾秒:“明天市委找我。”
電話那頭安靜下來。
“周書記。”我補充道。
李萍深吸一口氣:“別想太多,也許是好事呢。”
“但愿吧。”
“早點回來,別一個人瞎想。”
掛了電話,我繼續坐在車里。江風吹過來,帶著寒意。
十年前,我站在財政局門口,滿懷期待地走進去。十年后,我坐在這輛車里,不知道明天等待自己的是什么。
手機又響了,是老馬發來的消息:“晚上有空嗎?江邊老地方,喝兩杯。”
我回復:“好。”
老地方是江邊的一家小飯館,沒有招牌,只有一個紅燈籠掛在門口。這是財政局的人常來的地方,因為老板娘是老馬的親戚,說話方便,也不怕被人聽見。
我到的時候,老馬已經點好了菜。兩盤花生米,一盤鹵牛肉,兩瓶二鍋頭。
“來了?坐。”老馬給我倒上酒。
我端起杯子,一飲而盡。辣得嗓子眼冒火,可心里痛快了點。
老馬看著我,嘆了口氣:“聽說你被調到檔案局了。”
“嗯。”
“憋屈吧?”
我沒說話,又給自己倒了一杯。
老馬夾起一粒花生米放進嘴里:“小林,你跟了張局十年,對他了解多少?”
“什么意思?”
“我是說,你知道他為什么突然把你調走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