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前后的潘漢年

文/王凡

一、僅憑口舌創(chuàng)造談判奇跡，那只是奢望/中共中央依然認為“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中心關鍵。”/張、楊二將軍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以“兵諫”方式軟禁蔣介石，迫其接受統(tǒng)一抗戰(zhàn)/宋慶齡根據(jù)宋美齡的囑托，立即約見了上海的潘漢年

再高超的折沖樽俎里手，也明白談判桌上的輝煌取決于談判桌之外的籌碼。氣候未形成，條件不具備，僅憑口舌創(chuàng)造談判奇跡，那只是奢望。因此當談判冷落的時候，潘漢年便將更多的精力置于談判之外的努力。

為了既堅持中共不作無原則讓步的宗旨，又把國共兩黨的談判繼續(xù)下去，在這段時間里，潘漢年與四川的劉湘、廣西的李宗仁、19路軍的蔣光鼐、山西的閻錫山等各地實力派，就中國共產(chǎn)黨有關國共合作的政治主張廣泛交換了意見，以求與他們共同推動蔣介石抗日。

◆潘漢年

就在這時候，與潘漢年一直保持著聯(lián)系、積極為統(tǒng)一抗日呼喚奔走的上海救國會領導人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王造時等7人，遭到蔣介石當局的逮捕，此即史稱的“七君子案”。潘漢年又走動于宋慶齡等著名的愛國人士之間，發(fā)起了轟轟烈烈的營救七君子的群眾運動。

面對蔣介石的步步倒退，中共中央分析了國際國內(nèi)的形勢，依然認為“迫蔣停止剿共，是目前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中心關鍵。”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毛澤東、朱德等19位紅軍高級將領于1936年12月1日，聯(lián)名致信在西安部署“剿共”的蔣介石，敦促其幡然醒悟，踅上合作抗日正途。

然而一意孤行的蔣介石，卻視中共的委曲求全為軟弱，對西安民眾的抗日請愿，張學良等東北軍、西北軍將領的“哭諫”置若罔聞，執(zhí)意強令張學良、楊虎城的東北軍、西北軍，把槍口對準紅軍。

◆1936年12月2日，蔣介石在洛陽與西北軍政首腦合影。左起：楊虎城、蔣介石、宋美齡、楊虎城夫人、張學良、邵力子等。

被逼上梁山的張、楊二將軍，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于12月12日，以“兵諫”方式軟禁蔣介石，迫其接受統(tǒng)一抗戰(zhàn)。同時通電全國，剖陳兵諫原委，提出抗日救國“八項主張”。此即轟動一時的西安事變。

事變發(fā)生，舉國震驚。在南京主持軍務的何應欽，在戴季陶、吳稚暉、葉楚傖等支持下，力主討伐張、楊。他一面調(diào)集10余個師向西安進逼，并派飛機轟炸渭南、富平等地，揚言“炸平西安”；一面電促在意大利養(yǎng)病的親日派汪精衛(wèi)迅速回國。

然而當時國民黨內(nèi)并非一片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之聲，林森、孔祥熙、宋子文等堅決反對討伐，尤其是宋、孔，怕如此會置蔣介石于死地。

據(jù)史載：張學良于事變當天，就給留守南京的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以及宋美齡發(fā)去電報。不巧孔、宋二人均在上海。南京孔祥熙辦公室的秘書慌忙打長途電話，向孔祥熙報告張學良電報內(nèi)容。孔夫人宋靄齡隨即打電話告訴小妹宋美齡。宋美齡聽說蔣介石被軟禁在西安，如“晴天霹靂，震駭莫名”，當場昏厥。醒來之后，宋美齡要孔祥熙帶她星夜馳赴南京。

孔祥熙、宋美齡等人經(jīng)研究張、楊通電，認為張、楊主要是要求抗日，大有交涉余地，應全力爭取“不流血的和平與迅速之解決”。同時他們認為張、楊此舉大概是受中共抗日宣傳的影響，甚至推測中共和紅軍可能介入了兵諫。

因此，他們感到在與張學良、楊虎城周旋的同時，還必須了解中共的態(tài)度，查清中共在此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聯(lián)絡中共敦促張、楊釋放蔣介石。然而，如何與中共聯(lián)絡，又如何對中共施加影響呢？

他們想到了共產(chǎn)國際和蘇聯(lián)，想到了在南京、上海之間與國民黨談判的代表潘漢年。他們數(shù)管齊下，宋美齡請孔祥熙約見蘇聯(lián)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請求蘇聯(lián)政府從中斡旋，促中共為說服張、楊放蔣而努力。此外，宋美齡又請她的二姐宋慶齡和共產(chǎn)國際聯(lián)系，請他們出面幫助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同時通過她的關系與潘漢年聯(lián)絡。

宋慶齡從團結(jié)抗戰(zhàn)的民族大義出發(fā)，也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宋慶齡明確提出，釋放蔣介石的條件是他必須答應停止內(nèi)戰(zhàn)，實行抗日。她不念個人恩怨，不顧自身安危，準備“要胡子嬰陪伴，要何香凝老太太同行”，親自飛往西安，“勸說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以促成事變的和平解決。但后因何應欽不配合，不解決飛機，始未成行。

與此同時，宋慶齡根據(jù)宋美齡的囑托，立即約見了在上海的潘漢年。

二、毛澤東笑著對葉子龍說：“有好事情了。”/他沒有按常規(guī)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應宋美齡之請前往西安的端納，來電通報了蔣介石在西安很安全的真相/潘漢年主動聯(lián)系，與陳立夫會面/我們的確還應該記住另外一些名字，如潘漢年、劉鼎、王炳南等

這時，潘漢年已經(jīng)收到中共中央的電報，他從電文中獲悉，“中共事前不知西安事變”，遂將此告知宋慶齡。據(jù)當時中共中央軍委機要科科長葉子龍回憶：張學良、楊虎城發(fā)動“兵諫”時，曾致中共密電。他收報時，因電文中有文言詞匯，他沒有看懂電文的意思，遂送交毛澤東。毛澤東看罷，笑著對葉子龍說：“有好事情了。”葉子龍還是不明白，直到張、楊發(fā)表通電，葉子龍才知道發(fā)生了西安事變。

不久，潘漢年又接到以毛澤東名義發(fā)來的電文：“請向南京接洽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條件，避免亡國慘禍。”并要他轉(zhuǎn)告宋慶齡，中共和張學良、楊虎城方面已決定歡迎南京方面派代表到西安面商和平解決的消息，主張勸宋子文前往西安。

宋慶齡了解這一情況后，即與宋美齡、宋子文聯(lián)系。潘漢年隨即接到秘赴南京的邀請，宋家人要和他進一步商討赴西安談判之事。

潘漢年在赴南京途中，考慮到當時南京政局的動蕩，為避免遭到親日派何應欽等人的阻攔及破壞，他沒有按常規(guī)在南京下關車站下車，而改由堯化門小站下車，然后乘車進城住進事先約定的宋子文家中。

住進宋子文公館的潘漢年，再次向宋氏兄妹陳述了中共中央及張學良、楊虎城關于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不久，他收到了《中共中央關于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他立刻交宋子文，并請宋子文轉(zhuǎn)呈國民黨中央委員會。

宋子文仔細閱畢這則電文，認為這是一篇十分重要的文件。電文中全面剖析了西安事變起因，并提出了對事件的具體處理善后辦法。宋子文遂通知宋美齡、孔祥熙來自家公館共商應對之策。

為自身計，孔祥熙是不希望親日派何應欽以及準備動身回國的汪精衛(wèi)掌權的。而今能制約走親日路線的中樞顯貴者，唯蔣介石一人。所以他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以使蔣介石能安全返回南京。

因此，當孔祥熙看到中共致國民黨中央電文中，“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絕非調(diào)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實屬顯然”一語，感到很對心思。他們在對中共的這一文件研讀了一番后，更堅定了積極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活動的決心。

為了了解南京的動向，以及使潘漢年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采取配合行動，中共將一些指示和相關的文件都及時電傳潘漢年。19日，《中共關于西安事變及我們的任務的指示》《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聯(lián)翩而至。

《指示》對西安事變產(chǎn)生前的形勢、意義、發(fā)展的兩個前途及其擁護者等方面作了科學的分析，使潘漢年明確了自己應該“利用一切方法聯(lián)合南京左派，爭取中間派，反對親日派，以達到推動南京走向進一步抗日的立場，揭破日寇及親日派利用擁蔣的號召，發(fā)動內(nèi)戰(zhàn)的陰謀”。

因此，他及時將中共根據(jù)西安事變進展發(fā)出的指示、所表明的態(tài)度，通報給宋氏兄妹和孔祥熙等，并積極參與他們同親日派斗爭的商議。宋美齡等人敢于力排眾議，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是與潘漢年的積極活動相關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后第三天，張學良閱讀蔣介石的顧問端納帶來的宋美齡的信。

就在此時，應宋美齡之請先期前往西安進行調(diào)解的端納，來電通報了蔣介石在西安很安全的真相，并轉(zhuǎn)告“西安方面歡迎派人來陜磋商釋蔣問題”。宋氏兄妹遂決意親赴西安，和張學良、楊虎城、中共方面舉行直接會談。正在商議之間，潘漢年送來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對西安事變的通電》。

及時看到的這份《通電》，對宋子文堅定去西安的決心，無疑起到了推動的作用。他終于成行，“以私人資格飛赴西安，營救蔣公”。他的西安之行，為后來他作為正式談判代表，偕宋美齡再赴西安做了必不可少的鋪墊。

宋子文剛走，毛澤東的電報又來了。該電吩咐潘漢年立即向陳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機是日本與南京及各地親日派成立聯(lián)盟，借擁蔣旗幟造成內(nèi)亂奴化中國。南京及各地左派應迅速行動起來，挽救危局。共產(chǎn)黨愿意贊助左派，堅決主張在下列條件基礎上成立國內(nèi)和平，一致對付日本與親日派。（甲）吸收幾個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乙）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之地位。（丙）停止‘剿共’政策，并與紅軍聯(lián)合抗日。（丁）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系。（戊）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贊助他團結(jié)全國一致對日。”

潘漢年主動聯(lián)系，與陳立夫會面，向他轉(zhuǎn)達了中共中央新提出的有關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

◆1936年12月22日，西安事變發(fā)生10天后，宋美齡搭機趕來西安，下機時滿面愁容。

當宋子文安然返回，當南京的國民黨政要們弄清了中共及張、楊有關事變的態(tài)度后，于22日正式派宋子文、宋美齡為談判代表赴西安面見張、楊。此時，西安方面的各派政治力量在周恩來的艱苦說服下，基本上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12月23日至24日，宋子文、宋美齡、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就周恩來提出的中共和紅軍的六項主張進行談判，最終達成協(xié)議，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協(xié)議內(nèi)容為六條：

1、停戰(zhàn)，撤兵至潼關外；

2、改組國民黨與國民政府，驅(qū)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3、釋放上海愛國領袖，釋放一切政治犯，保證人民的自由權利；

4、停止“剿共”政策，聯(lián)合紅軍抗日；

5、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救國會議，決定抗日救亡方針；

6、與同情中國抗日的國家建立合作關系。

在整個西安事變發(fā)生至和平解決的過程中，人們都把目光集中到了西安這個政治焦點，集中到了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張學良、楊虎城這數(shù)枚無疑是當時最耀眼的政治巨星身上了。在我們通常所閱讀到的歷史教科書上，我們通常也只能看到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

但是，我們的確還應該記住另外一些名字，如潘漢年、劉鼎、王炳南等等，他們當然是遵循那些政治巨星們的指示在行動的，但沒有他們的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工作，西安事變的發(fā)生到解決的歷程，就不一定像我們今天讀到的這般精彩，是他們的烘托，增添了巨星的亮度。

三、西安事變，并沒有就此劃上句號/一向處亂不驚的周恩來也感到事情棘手/誰也無法準確地揭示蔣介石的居心/西安陷入了東北軍袍澤喋血的殘殺

西安事變，并沒有就此劃上句號。反而因張學良送蔣介石返南京即被軟禁并受審，國民黨重兵再度向西安進逼，如巨石擊水，在全國各界又激起層層波瀾。

由于張學良被扣，東北軍中的少壯派反蔣情緒驟然激烈，要求出兵與進逼之蔣軍決一死戰(zhàn)。他們與軍內(nèi)主和派發(fā)生了尖銳對立，新的內(nèi)戰(zhàn)、東北軍內(nèi)的火并呈一觸即發(fā)之勢。一向處亂不驚的周恩來也感到事情棘手。他非常清楚：平息內(nèi)戰(zhàn)和東北軍內(nèi)的自相殘殺，最簡便而有效的辦法，就是蔣介石放張學良回西安，停止蔣軍對西安的進逼。但蔣介石既然采取了這種以怨報德的作法，是絕不會輕易回轉(zhuǎn)的。

然而不論怎樣，中共必須盡全力轉(zhuǎn)圜，讓潘漢年在南京積極奔走！周恩來雖覺得希望渺茫，但不能不盡力一試。

他和毛澤東聯(lián)名，數(shù)次致電潘漢年，要其與陳立夫商洽蔣軍退兵。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連電潘漢年，告之周恩來在西安與蔣介石、宋子文商定的具體內(nèi)容，指示潘漢年迅速在上海找宋子文接洽，弄清南京政府近日的變化，并要宋子文實踐諾言，出面勸阻蔣介石違反協(xié)議的行徑。

◆中共代表團赴西安談判前合影。

潘漢年還根據(jù)張聞天的電示，派出各種關系，分別去策動韓復榘、孫科、馮玉祥，以及四川的劉湘、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等，請他們發(fā)表通電，要求繼續(xù)以和平途徑解決問題，恢復張學良的自由。劉、李、白遂于1937年1月15日聯(lián)名發(fā)表通電，呼吁入陜中央軍停止進攻，采取政治解決辦法。

他還通過宋慶齡，將張聞天“要宋子文繼續(xù)負責調(diào)解責任，表示我方擁護他調(diào)解之誠意”的話，轉(zhuǎn)告宋子文。同時通過杜重遠的關系，向熊式輝打探何應欽等親日派的動向，向中共中央?yún)R報，以便于中共中央根據(jù)情況的變異，及時調(diào)整對策。潘漢年并沒有因西安事變的初步解決，蔣介石返回南京，而稍得輕松，反而更加忙碌。

1937年1月下旬，中央社忽大發(fā)討伐電訊，引起張學良、楊虎城兩部及西安學生異常憤激，特別是東北軍方面更甚，認為國民黨中央無合作誠意，抗蔣論又高揚，使在東北軍中做工作的周恩來等陷入困難中，毛澤東再次致電潘漢年：

“望速交涉：第一，中央社改取和平論調(diào)；第二，前線中央軍不作引起憤激之動作；第三，對西安合理要求表示讓步；第四，請蔣示意閻百川出面調(diào)停，最好閻到西安一行。”

針對釋放張學良問題，周恩來于1月27日，給潘漢年發(fā)去一封電報。電報說：“恩來用全力斡旋，結(jié)果楊虎城、于學忠、孫蔚如、何柱國諸人已完全同意服從中央，但東北軍大多數(shù)師團干部堅決要求張學良回西安一行，與東北軍干部見一面，訓話一次，即行撤兵，否則要打。我意蔣介石不妨讓張來陜一次，仍回南京，使撤兵不生波折，很和平地解決此問題。”

第二天，潘漢年又接到一封周恩來發(fā)來的電報，重申了上述要求。

不到24小時之間連得兩電，潘漢年感到事態(tài)的嚴重，刻不容緩，便馬上約見張沖。此時，張沖也剛剛從西安回到南京。西安事變發(fā)生時，他作為蔣介石臨駕以備咨詢的隨員，也被關押了一段。

然而，就是在西安被滯期間，張沖看到了中共以民族大義為重、釋放自己宿敵的恢宏氣度；看到了張學良將軍以個人身家性命為賭注，換取統(tǒng)一抗戰(zhàn)的高尚人格。因此，當他讀罷潘漢年送來的電文，當場表示愿為此奔走。

他旋即趕赴溪口，將周恩來請潘漢年轉(zhuǎn)蔣介石的電文，送呈蔣介石。然而，蔣介石沒有依周恩來所請，張沖無功而返。蔣介石漫無止期的羈押張學良，始終沒有一個說得過去的名目，國民黨當局始終沒有一個讓人信服的解釋，以致現(xiàn)代史的專家們，對此作了種種揣測。

誰也無法準確地揭示蔣介石的居心，但儆戒效尤；使東北軍群龍無首在內(nèi)亂中瓦解；使可能改變中國政治力量對比的張學良、楊虎城、中共三位一體的聯(lián)合化為烏有，這三意是自在其中的。蔣某人確實部分地如愿以償了。

1937年2月初，正在南京等地積極奔走的潘漢年，突然聽到了不忍聽聞的消息：東北軍中的少壯派軍官，沖動地殺害了在西安事變中功不可沒的王以哲將軍，西安陷入了東北軍袍澤喋血的殘殺。

雖然，周恩來以其政治家的膽略，以其超人的智慧，不顧個人安危，日夜奔走在互為對立的東北軍兩派軍官中，最終平息了“二·二事件”所掀起的軒然大波。但中共與張學良、楊虎城構(gòu)筑的三位一體的大好局面，頃刻瓦解。

盡管如此，周恩來依舊為維持和平局面，在西安徹夜不眠，運籌善后事宜。潘漢年則為落實蔣介石離開西安時以人格保證的協(xié)議，奔波于西安、南京、上海等地，繼續(xù)就釋放張學良、撤軍，以及紅軍駐地、給養(yǎng)、西路軍等問題，與國民黨進行了一系列艱苦的談判，配合周恩來的工作。

蔣介石的目的達到了，他覺得有必要對自己的政治允諾，表示一下姿態(tài)。他下令“各路前方部隊，未下總攻擊令以前，應力避沖突，勿使接觸”，緩和了軍事對立。接著，他又指派顧祝同、賀衷寒、張沖為代表赴西安，和中共代表周恩來、葉劍英舉行會談。

雙方歷經(jīng)月余的談判，始終未達成任何協(xié)議。

會談期間，賀衷寒、顧祝同的橫蠻無理行徑，連同為國民黨談判代表的張沖都十分反感。一天晚上，他私下跑到中共代表團的住處對周恩來說：“此等反復，太不夠格”，“但實權不在我手，無能為力”。離開前，他告訴周恩來：“顧祝同規(guī)定你們一個師為一萬人，其底牌實為12000人，你們還可力爭超過此數(shù)。”

鑒于顧祝同、賀衷寒的橫生枝節(jié)，周恩來認為應該撇開這些中間環(huán)節(jié)，直接與蔣介石會談。中共中央同意了周恩來的提議，周恩來遂向顧祝同“申明西安無可再談，要求見蔣解決”。

3月，蔣介石方面有了回音，請周恩來到杭州，與蔣介石本人直接會談。

四、就在這棲息著各朝各代革新與守舊，賣國與忠貞的靈魂的氛圍中，周恩來與蔣介石，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10年之后，兩黨領導人的第一次會晤/蔣介石承認：中共有民主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蔣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蔣介石基于對時局和中共的新的認識，在此次談判中表現(xiàn)了向前看的積極態(tài)度/

為赴杭州談判，周恩來先抵上海。被指派為談判助手的潘漢年，已經(jīng)先期在滬迎候，他把周恩來安排在四川路的新亞酒家。

風塵甫定的周恩來，將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的有關談判的15點意見，交給潘漢年，讓他馬上轉(zhuǎn)交宋美齡，以便讓蔣介石能盡早過目。然后，周恩來在上海同宋子文、蔣鼎文進行了初步會談，還會晤了東北抗日名將李杜等人。

第二天，周恩來即在潘漢年的陪同下，前往杭州。他們一行到達杭州之際，正是江南的梅雨季節(jié)，恰逢杭州西湖“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的別番景致。

潘漢年和張沖為周恩來、蔣介石選擇的會談地點，就是在西子湖畔“一角夕陽藏古洞，四圍嵐翠遙接村”的煙霞洞附近的一座院落中。

然而，對周恩來、蔣介石等人來說，西子湖畔給予他們更深印象和更多聯(lián)想的，更可能在于棲霞嶺側(cè)，民族英雄岳武穆忠烈祠“還我河山”的牌匾；南屏山下，舉兵抗清英勇就義的明朝兵部尚書張蒼水墓；西泠橋畔，那位沉吟“秋風秋雨愁煞人”的鑒湖革命女俠秋瑾墓；甚至那兩尊讓萬世唾棄的妥協(xié)奸臣秦檜夫婦的跪像……

◆1937年3月，國共談判雙方代表周恩來、張沖在杭州合影。

就在這棲息著各朝各代革新與守舊，賣國與忠貞的靈魂的氛圍中，周恩來與蔣介石，開始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分裂10年之后，兩黨領導人的第一次會晤。

杭州會談就這樣拉開了帷幕，蔣介石和周恩來前后談了數(shù)次，歷時一個星期。蔣介石在西安事變前后，曾多次邀請周恩來就國共再次合作問題進行面商。在西安事變中，周恩來為和平解決事變所作的忠誠努力，亦為蔣介石親眼所見，深有所感。因此，在這次談判中，他態(tài)度平和、認真。

在第一天會談時，一見蔣介石，周恩來就先說明：“中國共產(chǎn)黨對國共合作的立場，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共同奮斗的綱領上。中共是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謀求同蔣介石和國民黨合作，決不能忍受投降收編之誣蔑。”

周恩來表示：中國反對各省的倒蔣分裂運動，但蔣與南京方面應該給以機會，提高他們對抗日民主的認識，以徹底實現(xiàn)和平統(tǒng)一。

在交談中，周恩來向蔣介石重申了中共六點聲明：

“一、陜甘寧邊區(qū)須成為整個行政區(qū)，不能分割；二、紅軍改編后的人數(shù)須達4萬余人；三、三個師上必須設總部；四、不能派遣輔佐和政訓人員；五、紅軍學校必須辦完；六、紅軍防地須增加。”

蔣介石在談話開始時首先表示承認：中共有民主意識，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幾個月的和平運動影響很好；承認由于國共分家，致使10年來革命失敗，造成軍閥割據(jù)和帝國主義占領中國的局面，要求各自檢查過去的錯誤。但蔣介石說：“分家這責，應該歸過于鮑羅廷。”

在講到國共合作時，蔣介石一再強調(diào)：中國共產(chǎn)黨不要說同國民黨合作，這是同他個人合作。他表示希望中共這次改變政策后，與他永久合作；即使他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內(nèi)亂造成英、日聯(lián)合瓜分中國。因此，蔣介石說要商量一個永久合作的辦法。

周恩來接過蔣的話說：“共同綱領是保證合作到底（的）一個最好辦法。”

“那就趕快回延安去，商量合作與綱領問題。”蔣介石立刻說。

周恩來問：“蔣先生有什么具體辦法嗎？”

蔣介石回答說：“沒有，你們中共先商量一個吧。”

當提到一些具體問題時，蔣介石表示了他個人對這些細節(jié)的事項沒有太大興趣，“這些都是小節(jié)，容易解決。”

接著，蔣介石又說道：中共在幾個月后可以參加國民大會、國防會議；行政區(qū)可以是整個的，但須由中共推薦一個南京方面的人來做正的，“以應付各方”；副的以下均歸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他不來干涉；軍隊人數(shù)不同中共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他決不來破壞紅軍部隊，只是聯(lián)絡而已；糧食接濟定額設法解決；即使永久合作的辦法尚未肯定，他也決不再打。

看起來，蔣介石這次的表示確實爽快，但周恩來對蔣介石有著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的真實意圖所在。在后來敘述談判情況的一份報告中，周恩來寫道：“總觀蔣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他認為這一問題如能解決，其它具體問題自可放松一些，否則必從各方面給我們困難，企圖逼我就范。”

由于蔣介石基于對時局和中共的新的認識，在此次談判中表現(xiàn)了向前看的積極態(tài)度，談判的整個氣氛還是相當不錯的。杭州會談雖然沒有達成具體的協(xié)議，但雙方最終還是一致商定停止內(nèi)戰(zhàn)。

在整個談判過程中，潘漢年一直伴隨在周恩來身側(cè)，做一些輔助談判的工作。在談判期間，宋美齡曾到潘漢年的寓所，做了禮節(jié)性的拜訪。她對潘漢年在西安事變期間，與宋家的聯(lián)絡，以及他為以和平方式解決事變而作出的種種努力，表示了感謝。她還懇切希望潘漢年在今后，能更多地為她幫些忙，就像潘漢年同宋慶齡的關系那樣。

在談判結(jié)束前夕，蔣介石告訴中共談判代表，以后有關國共兩黨合作的具體問題，仍由陳立夫負責與中共方面接洽；涉及紅軍的改編和經(jīng)費的事宜，則由宋子文負責同中共協(xié)商。潘漢年作為中共方面的談判代表，此后就這些具體的問題，又同陳立夫、宋子文等人進行了多次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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