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勞模王國藩：八次握手主席，78年為何被免職

1955年初春，北京迎來首屆全國勞動模范代表大會。門外的舊柳剛泛出新芽，禮堂內卻已熱浪滾滾——農民王國藩第一次走進中南海禮堂。有人遞上面料考究的中山裝，他擺擺手，只是整了整身上那件打了補丁的粗布褂子。緊接著，毛主席快步上臺，同他握了手，這一次握手成為雙方十次會面中的第一次。

勞模大會結束后，京城茶館里滿是討論聲。有人感慨：區區一位冀東農民，憑什么能讓最高領導如此青睞？答案要追溯到1952年冬天。那時的遵化縣西鋪村，山高地薄，23戶貧農連像樣的耕牛都沒有。王國藩挨家挨戶動員，湊出19個青壯年到三十里外砍柴，當時最缺的不是力氣，而是主意。他提出一個簡單得近乎魯莽的方法——賣柴換牛。“只要能把莊稼收好，背上磨出血泡也值。”村民后來回憶他當時說的話，語氣直白，卻點燃了全村人的希望。

四萬斤木柴換來一頭牛、一頭騾子、十九只羊，還添了鐵輪車和幾把新鐮刀。次年開春，合作社耕種的地塊上第一次用了雙畜力翻地，土質又深又勻。到1953年秋收，平均畝產飆到二百五十斤，比單干時期高出六成。更醒目的數字是分配：每戶分得糧食一千四百多斤，現金一百九十多元。這一仗打出了聲勢，王國藩也打出了底氣。第二年，83戶主動要求入社；再過一年，全村145戶全部并入，糧食總產比1953年翻了六倍還多，并且上繳了余糧。

1959年10月1日，他受邀登上天安門城樓。站在禮賓隊伍末尾，王國藩發現四周都是筆挺中山裝，唯獨自己穿著草綠色對襟短褂，立刻臉紅。周總理注意到他的窘迫，輕聲說了一句：“衣著不要緊，你代表八億農民。”這句體貼的話讓他挺直了腰板。參加完慶典回村后，他在社員大會上提到此事，末了說：“咱窮過日子的勁頭不能丟，種田人就得像種子扎根土里。”

1960年代初，全國多地遭受自然災害，河北也未能幸免。外調人員擔心合作社吃緊，結果發現西鋪村不僅人畜無一餓死，還繼續向國家交售公糧。靠的正是王國藩堅持的“勤儉辦社”與“滾雪球式積累”：一塊田一塊田改土，先修“三溝”，再打井。口號簡單，執行卻極嚴——磨壞一把鐮刀要寫損耗說明，吃掉一粒口糧都要入賬。有人暗地里說他“摳得像鐵鎖鏈”，他笑笑：“誰讓咱的底子薄？鎖鏈也得攢鐵絲一圈圈繞。”

也正因為這種嚴格，1965年底，王國藩率團赴山西大寨學習時，對陳永貴的“窮則思變”方法格外認同。兩人夜里圍著煤油燈拉家常，說得最多的是“土里刨食”四個字。陳永貴后來回憶，那晚兩人約定：誰提高畝產就把方法寫成材料寄給對方。

本該是大展拳腳的年代，卻在1970年代中期出現急轉直下。由于對復雜形勢缺乏經驗，王國藩在群眾組織問題上站錯了隊，被列為“方向性錯誤”。1978年春，他被免去中央委員及一切公職，回到鄉里。當時他已經55歲，回村第一件事仍是查看麥苗，不過這次他不再發號施令，而是默默扶起被風壓倒的麥穗。有人擔心他思想負擔重，他只說：“干部不是帽子，是活路。帽子摘了，地還在。”

兩年后，唐山地委書記下鄉勘察水利，特地拐到西鋪村探望這位老勞模。看到他還在田邊搭草棚搞灌排試驗，便決定調他到縣水利局當顧問，月薪四十元，副局級待遇。任命書拿到手時，他問的第一句話是：“能不能給我留一天種地時間？”此后幾年，他白天在機關講經驗，傍晚回村蹲在地頭觀察墑情，直到1985年病重才徹底離開田疇。

外界常好奇：握手八次、擔任中央委員，為何晚年仍穿補丁衣？他的解釋樸素——“種地人不能怕臟，土里才長糧。”這話聽著像口頭禪，卻是他一生行事的準則。1978年那場政治風波奪走了他的職務，卻沒動搖他對土地的信任。對他而言，最值錢的仍是那輛舊鐵輪車、那頭老黃牛和莊稼人的骨氣。

回望王國藩的起伏軌跡，可以發現一個清晰脈絡：從合作互助到集體化，再到個人榮辱沉浮，一切都與共和國農業政策的節奏緊緊咬合。他能在最艱苦的年代里創造增產奇跡，也能在風口浪尖跌入谷底而不失本色；能在禮堂中與偉人握手，也能回到地頭彎腰拔草。王國藩的故事或許沒有跌宕的戲劇沖突，但那種腳踏實地的執拗力量，卻在一粒粒飽滿的麥子里留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