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作者：Jomo Kwame Sundaram，聯合國前官員、馬來西亞經濟學家、亞太智庫研究員
K Kuhaneetha Bai 馬來西亞國庫控股研究院研究員
美國新版《國家安全戰略》正在重新定位這個超級大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因此，美國外交政策將主要由“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這一考量所驅動。
調整航向
新版《國家安全戰略》不再以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為當然前提，也不再假定基于共同價值觀的聯盟體系。它與冷戰結束后早期的美國外交政策路線決裂，這令那些致力于維護其主權主義單極世界觀的人感到深深地不安。
該文件于 12 月 4 日低調發布，顯然并非一份容易被遺忘的、對長期既定立場的簡單更新，也沒有使用晦澀的官僚與外交術語。
該戰略主要在“新保守派”國務卿兼國家安全顧問馬爾科·魯比奧的主導下起草，目前已被視為“特朗普 2.0”時期最重要的文件。
文件宣稱：“美國像希臘神阿特拉斯一樣撐起整個世界秩序的日子已經結束。相應地，外交政策現在應優先推進美國自身利益。”
新優先項
《國家安全戰略》暗示美國將不再扮演“世界警察”。相反，美國將選擇性地運用權力，更強調交易式（以交換、讓步為核心）的考量，而非戰略性的長期布局。它強調經濟實力是國家安全的關鍵，包括重建工業能力、保障供應鏈，并確保美國在關鍵材料方面永遠不依賴他國。
即便最高法院推翻了總統的關稅措施，但美國已經從擔心其潛在不利影響的各國政府那里爭取到了許多讓步。
從表面上看，《國家安全戰略》建立在“讓美國再次偉大”這一準則之上，涉及移民管控、半球主導權，以及帶有文化與種族排他色彩的民粹主義。
主流評論者抱怨其缺乏二戰后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中那套被認為更“開明”的外交價值觀。他們還批評新版安全戰略視野狹窄——重新界定“國家利益”，并涉及權力分享。其立場與語氣被認為更像 19 世紀而非 21 世紀。
除了務實層面的需要，里面相互矛盾的信息也可能源于特朗普政府內部競爭派系之間未盡如人意的妥協。
“讓美國再次偉大”的外交政策
長期觀察者認為，這份《國家安全戰略》前所未有，而且帶有露骨的意識形態色彩。“白人至上”不僅影響其國內文化政治，也影響外交政策。盡管憲法規定政教分離，但新的戰略文件仍毫不掩飾地鼓吹“猶太—基督教”優越主義。“美國優先”在全文中處處可見。邊境安全被視為關鍵，因為移民被認定為國家安全的首要關注對象。
對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而言，移民通過讓美國“不那么白人盎撒主義”而對美國構成威脅。《國家安全戰略》將社會與經濟的崩潰歸咎于移民。必須動用一切可用手段，緊急阻止流入整個西半球的移民潮——不僅僅是流入美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移民國家，其移民比例相對而言高于任何歐洲國家。其非白人人口數量幾乎與白人人口相當。
特朗普對 1823 年《門羅主義》的新解讀強調“美洲”應成為外交政策的新優先方向，不得允許外國競爭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獲取戰略資產、港口、礦山或基礎設施，主要目的在于把中國排除在外。
新安全戰略把西半球置于首位，亞洲排第二。非洲只寫了三段文字，主要因為其礦產資源。歐洲被降至第三位，理由是其所謂的“移民導致的文明衰退”。令人意外的是，戰略中還主張停止北約（NATO）擴張。
中國：勢均力敵的競爭者
《國家安全戰略》關于中國的政策被廣泛認為出乎意料地克制。中國仍是優先關注對象，但不再是首要“對手”，而是被界定為一個“勢均力敵的競爭者”。現在，美國必須在互利互惠、公平，以及美國制造業復興的基礎上，重新平衡與中國的經濟關系。
美國將繼續與盟友合作，限制中國的增長與科技進步。然而，中國被破例允許發展美國不感興趣的綠色科技。
與此同時，美國的鷹派已敲定在臺灣問題上維持軍事“壓倒性優勢”——新安全戰略中強調了臺灣對印太安全以及全球芯片生產的核心地位。
《國家安全戰略》 警告稱，如果中國奪取臺灣，將可進入“第二島鏈”，從而重塑地區力量格局，并威脅美國關鍵貿易航線。
在盟友支持下，美軍將力圖把中國限制在“第一島鏈”之內。然而，臺灣擔心：當臺積電（TSMC）的芯片生產遷往美國后，美方支持可能會減弱。
《國家安全戰略》計劃由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印度組成的“四方機制”（Quad）加強印太安全。對華盛頓而言，在亞洲只有印度能夠制衡中國，因此印度對長期遏制中國至關重要。
區域格局重組
《國家安全戰略》也降低了中東的優先級，因為曾使該地區重要的條件已經改變。
中東過去的重要性源于石油，以及西方對以色列問題的“負疚感”。如今，美國已成為重要的油氣出口國。
更關鍵的是，外界認為美國在 2025 年年中對伊朗的打擊已使德黑蘭的核計劃擱淺。
中東似乎不太可能像過去半個世紀那樣繼續主導美國的戰略規劃；對美國而言，該地區現在更被期待成為主要投資項目。
隨著美國外交政策被重新定義，世界感到擔憂：中東被降級，而拉丁美洲成為新的前線地區。
在特朗普第二次上臺不到一年的時間里發生了很多事，但幾乎看不出與其第一任期相比存在清晰或一致的延續或變化；一些政策也被迅速推翻、修訂或改寫。
盡管新《國家安全戰略》無疑重要且具有指向性，但若認為它將在未來三年，甚至在近期真正決定政策走向，也未免過于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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