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定罪不到24小時，特朗普求中方一件事，英首相要訪華討說法

12月15日，香港特區高等法院的判決書落下，黎智英兩項串謀勾結外國勢力罪及一項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成立。

但不到24小時后，特朗普突然開口，要中國釋放黎智英，英國首相斯塔默也按捺不住。

兩國領導人為什么這么急切地為黎智英開脫？中國會如何回應呢？

一、風暴眼中的24小時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5日晚間（華盛頓時間）對媒體表示，他對黎智英被定罪“深感遺憾”，并稱自己“已請求中方考慮釋放黎智英”。

值得注意的是，這位重返白宮的特朗普總統，此番表態與其第一任期內的對華強硬姿態形成某種復雜映照。

此舉可能意味著特朗普政府在處理對華關系時，正試圖在貿易、地緣政治與人權議題之間尋找新的杠桿支點，而香港事務不幸再次被工具化。

幾乎同時，黎智英之子黎崇恩通過英國廣播公司（BBC）公開呼吁，要求英國政府將釋放其父作為首相訪華的前提條件。

這把一個香港居民個體的司法案件，直接擺上了中英兩國關系的談判桌。

更微妙的是，剛剛上任半年的英國工黨首相斯塔默，其辦公室隨后被媒體曝出正在“積極考慮”在2026年初安排訪華行程。

雖然唐寧街10號發言人隨即澄清“行程議題仍在規劃中，不針對具體個案”，但英國《衛報》援引匿名內閣官員的話稱，斯塔默確實有意在訪華時提及“香港司法與人權議題”。

一個判決，引發一場國際喊話，再牽出一場計劃中的高層外交互動。

表面看是司法事件，內里卻是大國政治的精密齒輪在咔咔轉動。

香港，這個曾經的“東方之珠”，在2019年風波和國安法落地后，其內部事務的處理已然成為一塊試金石，不斷測試著中西之間的信任底線與游戲規則。

但黎智英的犯罪事實不容任何辯駁。

黎智英案的審理，從頭到尾都在“一國兩制”和香港基本法、國安法的框架內進行。法官是香港的法官，法律是香港的法律，程序是普通法的程序。

這一點，即便是長期批評香港事務的某些西方法律專家，也難以在程序正義上找到硬傷。

問題出在哪里？出在“勾結外國勢力”這個罪名本身，觸碰了某些國家那根敏感的神經。

這就引出了第二層：西方的“政治正確”反應。

長期以來，一些西方政客和媒體已經形成了一套條件反射：凡是涉及香港的、帶有“國安”字眼的判決，先扣上“政治迫害”的帽子再說。

他們選擇性忽視案件中經過法庭質證的具體行為證據，比如資金往來、密謀串聯、煽動暴力的具體策劃等，而只聚焦于被告的“民主活動家”或“媒體人”身份標簽。

這種“對人不對事”的預設立場，使得理性討論變得異常困難。

而且，眼下，特朗普的“請求”和斯塔默計劃中的“討說法”，真的只是出于對黎智英個人的同情或對香港法治的“關心”嗎？恐怕沒那么簡單。

在中美戰略競爭成為國際關系主旋律的2025年，在英國努力在脫歐后重新定位自身全球角色的當下，香港議題成了一個成本相對較低、卻能有效對華施壓、同時在國內政治中博取眼球的“外交道具”。

特朗普需要向國內展示他對華“強硬但又可溝通”的形象，以平衡可能在其他領域的合作需求；

斯塔默則需要向國內進步派和保守派同時證明，工黨政府既能與中國這個最大貿易伙伴之一保持必要接觸，又能在“價值觀”上不妥協。

更有意思的是黎崇恩的角色。

作為案件當事人家屬，其訴求在情感上可以理解，但他公開將個人家庭訴求綁定于國家外交條件，這也讓后續任何外交接觸，從一開始就蒙上了一層陰影。

但根據香港律政司發布的新聞簡報，關于黎智英禍港分子黎智英的整個審理過程嚴格遵循普通法程序，辯方律師充分行使了抗辯權利，判決依據的是呈堂證據與現行生效的香港國安法條文。

可以說，特朗普、斯塔默以及西方勢力，嚴重低估了中國對香港國安法的堅守決心。從法律條文看，串謀勾結境外勢力危害國安罪清晰明確，類似判例早有先軌。

而西方施壓越猛，中國反而越需依法嚴辦，否則亂港勢力必受鼓舞。

二、美西方的雙重標準

中國可以做的，就是撕下美西方那層名為“法治”的面具。

西方某些政客和媒體，張口閉口“法治”“自由”，但他們口中的“法治”似乎是有選擇性的。在他們自家的法庭里，證據確鑿的“勾結外國勢力”行為，恐怕判得比香港只重不輕。

遠的如“通俄門”調查在美國掀起的司法風暴，近的如歐洲多國對涉嫌為境外勢力服務人員的起訴，哪一次不是嚴格依法、從重從嚴？

怎么到了香港，依法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進行審判，就成了“破壞法治”呢？

這種邏輯的根源，在于一種根深蒂固的優越感與雙重標準。

在一些西方政治精英的潛意識里，他們的法律是普世標準，別人的法律則需要用他們的尺子來量一量。

香港國安法頒布時，他們指責“破壞‘一國兩制’”；可當這部法律被香港司法機關嚴肅適用時，他們又指責判決本身。

其潛臺詞無非是：你的法律我不認可，所以你的判決我也不認可。這不是法治精神，這是“我法”精神——只有符合我價值觀和利益的法，才是法。

而將黎智英包裝成“言論自由”或“新聞自由”的殉道者，是西方輿論最常用的敘事套路。

但香港國安法白紙黑字，懲治的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具體行為，而非思想或言論。

但某些勢力刻意混淆“自由”與“犯罪”的界限，將任何被起訴者都打扮成“自由斗士”，其目的無非是將法律問題政治化、污名化，從而獲得干預他國內部事務的道德借口。

這種操作，我們其實并不陌生。

在中東、在東歐、在拉美，類似的劇本一再上演：先通過媒體塑造一個對抗“專制”的英雄形象，再將其法律問題轉化為政治符號，最后施加外交壓力甚至制裁，以達成地緣政治目的。

可在中國和絕大多數國家看來，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外國無權說三道四。

這也應是現代國際關系基本準則——主權平等和不干涉內政原則的體現。

但在一些西方國家的思維中，基于歷史聯系、價值觀同盟或自封的“全球領導責任”，他們認為自己有權利、甚至有義務對香港這類他們定義的“人權熱點”進行評論和施壓。

這種認知錯位，是導致類似風波反復出現的根本原因。

對于中國而言，回應是明確且一貫的：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勢力干涉。

無論是特朗普的“請求”，還是斯塔默可能的“討說法”，在涉及主權和核心利益的原則問題上，都沒有進行政治交易的空間。

對于香港社會，這次風波再次證明，只有筑牢國家安全屏障，才能保障香港居民的合法權益和自由，才能讓香港真正擺脫政治紛擾，聚焦發展。

而中國也有堅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和足夠的能力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