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周總理在大會上點將，毛主席任命，由他主政哈工大

1940年6月28日凌晨，延安棗園的屋檐被暴雨敲得啪啪作響，窯洞里卻燈火通明。毛主席靠在木椅上抽著旱煙，目光落在那位個頭不高、語速很快的青年——李昌。主席開門見山：“青年工作，刻不容緩。”這句被雨聲襯出的簡短話，日后改變了一所名校的走向。

話題從“三青團”切起。李昌提出，要用團的組織去對沖國民黨在青年中的滲透。毛主席聽完，放下煙桿：“方向對，但還得斟酌時機。”一句“別急，雨停再走”把緊繃的氣氛化開，四人就地摸牌，邊打麻將邊琢磨方案。窯洞外泥水翻滾，屋里卻誕生了建團雛形。
李昌并非憑空冒出。1935年12月9日，他在北平街頭舉起“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橫幅。警笛與口號交織，他被推上學生運動前臺。有人冷眼：學生娃娃能頂幾顆子彈？毛主席在延安卻斷言：“一二·九喚醒了民族神經。”李昌這才進入高層視野。
抗戰結束后，他隨軍北上，在華北敵后搞交通、聯絡，邊走邊積累對青年群體的判斷。1949年4月，新中國成立前夕，團中央掛牌，他被調回北京，成為最年輕的書記處成員之一。理想與現實第一次正面碰撞：缺人、缺錢、缺教材，卻得把千千萬萬青年組織起來。

1952年冬，蔣南翔去清華“救火”，半年就讓校風大變。正是這成功案例，讓中央意識到：要發展工業，先抓幾所工科重鎮。于是1953年9月17日，懷仁堂里燈光灼亮，高教部、人事部、團中央的主要負責人悉數到場。毛主席開宗明義：“經濟起飛，離不了工程師。”
討論進行到選人環節，周總理笑瞇瞇地轉身：“李昌同志，你怎樣？”一句帶著湖南口音的調侃讓會場靜了兩秒，隨后爆出掌聲。李昌站起，低聲答：“服從組織。”當晚，中組部便起草任命書，第二天毛主席親筆批示：李昌任哈爾濱工業大學校長、黨組書記。

哈工大底子不薄，1928年定名之初便采用俄語教學，七成學生為外籍；文憑獲蘇聯、東歐認可。新中國接手時，圖紙、教材、實驗設備大多仍是俄制，師生中俄語和德語口音此起彼伏。接任那天，李昌在校門口停了五秒：大雪封門，北風卷起“哈爾濱工業大學”六個鎏金大字，顯得格外冷峻。
困難馬上顯現。師資流失、設備老舊、課程體系與國家計劃脫節，每一樣都像凍土地里的暗冰。李昌沒坐辦公室，他拎著小本子在機加車間、航模實驗室來回跑。老教授直言：“校長，設備落到二戰水平。”李昌答：“你列清單，要啥報我名。”一句帶地方口音的“報我名”讓師生直呼痛快。

他先從人入手，挑選一百三十名青年教師赴蘇聯列寧格勒、莫斯科進修；回國后再帶隊整合自動控制、焊接、精密儀器等新系科。1955年前后，哈工大已出現一批用俄文寫論文、用中文上課的“雙語”教授。不同年代、不同國籍的知識帶來了化學反應，實驗室燈光往往亮到凌晨。
抗美援朝期間，前線急缺火炮、雷達零件。李昌把三臺銑床推到教學樓下，組織高年級學生直接接軍工訂單。有人擔心畢業論文怎么辦，他擺手：“把零件造好就是合格答卷。”不到半年，哈工大加工的十三類零部件運往前線，質量優于蘇聯原廠供貨，中央給他寄來表揚電報。

1956年，全國高校院系調整風起云涌，哈工大被列為八所重點工業大學之一。調令剛下，李昌先拍板擴建動力樓，再向黑龍江省要地皮。省里為難，他用一句玩笑化解：“不給地，我們就在松花江上搭鋼架子。”幾天后，批文到位。
李昌不是工科出身，卻懂團隊協同。一次會議上，他對專家說：“我不懂結構力學，但我知道讓懂的人說了算。”此后校內形成慣例：科研方案由技術骨干拍板，行政只管資源。短短五年，哈工大“規格嚴格，功夫到家”的校訓深入師生骨髓。
1960年春，他奉調離哈工大，套著那件舊棉大衣回京。送行隊伍排到校門外，老教授握手時只說一句：“你把我們推到前面，這事咱們記著。”列車汽笛掠過松花江，李昌的身影漸遠，哈工大卻滿載新中國第一代國之重器設計師，駛向新的坐標。

把一位青年運動骨干調去管理蘇式工科大學，表面跳躍，實則精準。中央要的不只是技術賬，更是政治與組織能力的合成。李昌被“點將”那一刻，懷仁堂里或許沒人想到，此舉會讓哈爾濱工業大學成為共和國工程師的搖籃之一。歷史沒有煽情，卻用結果給出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