蟄伏千年再亮劍，日本對中國最兇猛的攻勢，開始了！

這個細節聽上去只是背景，卻很能說明一種基本取向——力量再強，也并不等于一定要把矛頭指向鄰國，更不等于一定要把擴張當成目的本身。換句話說，海上能走多遠是一回事，想不想把誰納入征服范圍又是另一回事。

海面不寬，卻足夠把兩種歷史想象隔開。對中國來說，那條海峽更多像是邊界與往來的通道；對日本來說，它又常被看成可以跨過去改變命運的方向。兩國距離近，卻并不意味著心態相同。正因為這種差異一直存在，后來每一次對外出兵、每一次退回去關起門來，都更像是在重復同一套選擇題。

有人會用“畏威而不懷德”來概括這種行為模式，但也有人覺得這句話解釋不了關鍵處。因為真正反復出現的，并不是對威勢的退縮，也不是對善意的回報，而是對中國方向的侵略沖動，像是一種執念，甚至被形容成病態。把這層判斷放在前面，再去看它在不同階段的行動方式，許多看似分散的事件就會連成同一種氣質：戰略冒險幾乎成了常態，賭性也常被拿來形容它的國家選擇。

這種冒險并不是近代才出現。公元663年，日本動員了四百多艘戰船，去觸碰唐朝的邊疆事務，戰場落在朝鮮半島的白江口。對當時的日本來說，這樣的規模已經是一次很大的外部下注：戰船數量龐大，行動目標清晰，意圖也并不掩飾。

可戰場的回報并沒有如愿而來，那一戰的結局相當慘烈，日方幾乎被全殲。緊接著發生的變化也很直接——日本徹底退出了朝鮮半島。對外出擊、迅速折返，這種節奏在這里第一次被寫得很清楚：它敢把籌碼壓得很大，但一旦碰到難以承受的結果，退得也會很快。

退出之后并不代表徹底放棄，只是把時間拉長。后來常被概括成“蟄伏千年”，說的就是這種表面沉寂、內里等待的狀態。島國在海上保持距離，外部擴張暫時停下，但那種押注式的思維并沒有因此消失。等到明朝萬歷年間，日本再次把軍隊推向外部，規模一下就抬了上去，出動大軍二十萬，設想是以朝鮮為跳板去侵明。這里的“跳板”兩個字，很清楚地說明了它的戰略構想：先在半島站穩，再把壓力向更大的目標延伸。

戰事并沒有很快結束。戰爭持續了七年，前后鏖戰，消耗巨大。到最后，日本還是選擇撤退。撤退的終點也被標得很清楚：進入“鎖國時代”。從白江口到萬歷，再到鎖國，前后隔著漫長時間，但動作之間卻能看出同一種脈絡——外部押注失敗之后，國內轉向收縮，像是用封閉來消化代價。把門關上，把對外的觸角暫時收回，讓內部重新穩定下來，這就是“鎖國”在敘述里承擔的意義。

七年的戰爭拉扯過去之后，撤退并不是一句輕飄飄的話。它意味著先前投入的兵力、時間和意圖，都不得不在現實里被收回。鎖國緊接著出現，也像是在為這種收回找一個更穩妥的容器：把外界暫時隔開，內部先把損耗消化掉。只是，鎖國能關住航路，卻未必能關住那種對外押注的念頭，它只是在更長的時間里把念頭壓低。

只是，日本的冒險并不總以失敗收束。明治維新之后，日本實力大增，局勢隨之換了一套寫法。實力的增長并不是抽象的詞，它很快在戰場上被驗證。幾場海戰下來，清政府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隨后就是索取白銀兩億兩。這個數字本身已經很大，但敘述里還給了一個對照：兩億兩白銀，相當于當時日本四年的財政收入。把戰爭與財政并列在一起，意思就不只是勝負，而是收益。對外擴張在這里呈現出另一層誘惑——它可以被換算成現實回報，而且回報巨大。

兩億兩白銀被提起時，常讓人停一下。不是因為它只是一個夸張的數字，而是因為敘述把它直接換算成“四年財政收入”，這等于把戰爭的結果寫成了一個可以衡量的收益表。這樣一來，擴張不再只是情緒或口號，它會變成一種能夠被“證明有效”的辦法。對外行動一旦被這樣證明過，后來再談冒險，就很難回到純粹的僥幸或沖動上去。

當“回報”被經驗化之后，冒險就更容易被重復。島國遠離資源中心這一點并沒有變，越是覺得資源與安全難以靠近，越容易把外部行動當成一種捷徑。“畏威而不懷德”的說法之所以顯得不準確，也在這些例子里變得更明顯：如果只是怕威勢，那么白江口的全殲足以讓它長期不再觸碰；如果只是受恩德影響，那么撤退與鎖國也不該在后面一次次被打破。更貼近敘述本身的描述，是一次次在機會與代價之間押注，押注的方向又總會反復對準中國。對外時強硬、對內時收縮，循環往復，形成一種難以擺脫的慣常路徑。

把早期的潰敗放在眼前，再把近代的勝利擺出來，會看到一種更復雜的循環。白江口的慘敗帶來退出，萬歷年的七年鏖戰帶來撤退與鎖國，這些都像是在提醒風險的上限在哪里。可明治維新后的戰果與掠奪性賠款，又像是在告訴它另一件事：如果條件合適，外部行動不僅可能贏，還可能換來極其可觀的收益。失敗會留下陰影，但收益也會制造新的沖動，兩者交替出現，反而讓戰略冒險更像一種被固化下來的習慣。對一個“賭性很大”的國家來說，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失敗之后，而是嘗到甜頭之后。

再回到萬歷那次出兵，二十萬的規模、以朝鮮為跳板的設想、七年的拉扯、最終撤退并走向鎖國，這一整套過程本身就很能說明所謂“押注”。押得越大，越需要一個能承受失敗的出口，而鎖國恰恰像是那個出口：把外部壓力隔離開，再把內部秩序重新收束。只是這種收束并沒有改變那個長期存在的指向，它更像是在等待下一次條件變化。等到條件變化真正出現，外部行動就可能再次被啟動，而且力度往往更大。

而明治維新之后的變化，則把“條件變化”寫得格外具體。幾場海戰的結果，直接轉化成兩億兩白銀的勒索，還被強調相當于四年財政收入。這樣的對比并不是為了渲染什么，而是把動機講清楚：當掠奪可以形成可見的收益，它就會反過來塑造決策方式，讓冒險不再只是臨時沖動，而是被當作可選項、甚至被當作常用手段。換句話說，危險不只來自膽量，也來自收益對習慣的強化。贏過一次，就更容易相信下一次也能贏；拿到過一次巨額回報，就更容易把同樣的手段視為有效。

把時間再拉長一點，會發現這些節點彼此之間并不是孤立的。白江口的失敗讓它退出半島，萬歷年的失敗讓它退回去鎖國，明治維新后的勝利又讓它嘗到外部行動帶來的實際回報。退與進之間的切換，看起來像是在變，其實邏輯并不陌生：條件不利就收縮，條件有利就外推，而且外推的方向總喜歡往中國這邊靠。等到這種傾向在一代又一代的選擇里被重復，它就很容易被人概括為“執念”，因為它并不需要每次都重新尋找理由。

所以當敘述最終來到全面侵華戰爭時，它更像是在時間線上抵達了一個不可忽視的高點。前面的許多動作，無論是出動四百多艘戰船的早期豪賭，還是二十萬大軍的萬歷出兵，又或是明治維新后憑借海戰優勢勒索巨額白銀，都在不同側面把同一件事不斷推向更深：對外擴張可以被反復嘗試，而且對中國的侵略沖動會在每一次嘗試里被重新點燃。到了這里，即便不把細節一一展開，很多人也能明白它為什么會走到那一步。

最后到全面侵華戰爭這一階段時，敘述并沒有鋪開細節，因為那段歷史本身早已被記住，也不需要在這里重復羅列。它在這里更多是一個終點：前面一次次冒險、一次次擴張與收縮、一次次被收益刺激、又一次次把矛頭指向中國，最終走到全面侵華，并不顯得突兀。它像是把前面那些反復出現的選擇推到了極端，讓“戰略冒險是常態”“侵略中國是執念”這類判斷，不需要刻意下結論，也會在時間的推進里自己浮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