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人口思想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再次重點強調：“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

已經連續4年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在重點提人口生育率的問題。

說明這個問題已經迫在眉睫，必須從頂層設計層面全局統籌了。否則，大國空巢不遠了。

我在2019年寫的一篇文章《》我記得當初寫這個文章時，也引發過不少爭論。我當時在文章里呼吁的“不要把教育市場化”，“限制課外輔導班”，“把幼兒園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很多觀點都在逐步應驗（大家可以對照一下文章和這些年的政策）。那不是心血來潮的口號，而是根據立體史觀大周期律的認知。

當時二胎剛放開不久，新生兒出生率剛剛有大跌的苗頭。

當時大家還在預期龍年寶寶數量會大幅回升。

當時更多的人還是認為人口太多了，沒必要憂慮人口問題。

我之所以寫那個《》文章，源自于之前在天涯寫《不被理解的毛澤東》時的思考。那時候因為回顧毛澤東的生平，也看到了毛澤東時代的生育政策。

那時候天涯論壇還比較熱鬧，中國高速鐵路也在如火如荼地建設。我一邊在高速鐵路上做樁基和橋梁檢測，一邊寫不被理解的毛澤東。那時候的計生政策已經相對松動了一點，一胎化已經不再那么嚴格，但是多子女家庭占比很低。我當時感覺到這個問題很嚴重。

我記得小時候計劃生育還比較嚴格，農村基層為了抓超生人口，經常出現激進手段。盡管如此，那時候大家還比較熱衷于生兒子繼承香火（時常出現遺棄女嬰現象），甚至想方設法多生孩子。現在農村基層，大家想的也是盡量少生娃。

后來我想明白了立體史觀大周期律的邏輯，也算是從另一個維度解釋了人口起落。

這里先聊聊毛澤東的人口思想。

毛澤東是歷史巨人，他的很多想法都是歷史的焦點。

后來的計生政策，在毛澤東的世界里，其實就是人口思想。所有毛澤東思想體系中，人口思想是不完善的，算是一個薄弱的環節。

共和國建立之后，毛澤東面臨的一個極大的難題，就是人口結構失衡問題。

毛澤東很善于在歷史中尋找解決現實問題的答案。農村包圍城市這樣的戰略思想，就是馬列主義和中國傳統（尤其是農民戰爭推動改朝換代的歷史現實）結合而形成的創新。但是關于人口問題，中國歷史提供不了明確的答案。

中國歷史上的人口結構和王朝周期緊密相連。

我在立體史觀大周期律中描述過：

王朝中期，人口達到頂峰，同時也是內卷（比如土地兼并）頂峰；

隨后在內卷中走下坡路，再出現點天災人禍，就會引發內亂，人口減少十之七八；

內亂達到巔峰時，也便是王朝的末年；新的強人在廢墟中重建新王朝。

每一個新王朝之初，都是建立在人口大幅衰減的基礎上，經過一兩代人的修生養息（也就是吃人口紅利），走向巔峰；進行下一個循環。

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就是對歷史的總結，即戰爭、瘟疫、疾病病、以及其他政客釀成的人禍，是人口起落的動因。但是在立體史觀邏輯中，馬爾薩斯的人口論已經過時了，因為它是建立在物資匱乏的前提之下，不適用于物質過剩的時代。

共和國誕生之初，人口就5.4億。

戰爭一停下來，人口再次迎來爆發，20年之后的1970年，中國人口變成8.3億，人口結構一直處于失衡的邊緣。

中國歷史上，從沒有過開國就面臨人口壓力的先例。

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沖擊：

其一，因為當時的中國還是農業國，農耕土地是定量的，但人口爆炸性增長，所以吃飯問題難以解決。

其二，因為工業化還沒有形成體系，新增加的工作機會遠遠少于需要就業的人口數量。最后形成了知識分子上山下鄉的局面，但吃飯問題仍然難以解決。

其三，因為那個時代的一切都是計劃經濟，唯獨人口爆炸難以計量，整個體系陷入混亂。

如此等等，再加上部分激進的政策因素（詳情參考《不被理解的毛澤東》系列），導致了1958年下半年到1962年的災難，以及一系列的政治和文化變革。

如何控制爆發式人口結構失衡，成了擺在第一代領導人眼前的巨大難題。他們前半輩子都是在槍林彈雨的亂世中度過的，自然有信心解決任何難題。

1953年，當時的政務院（后來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敦促衛生部于1954年７月修訂下發了《避孕及人工流產辦法》，拉開干預人口結構失衡的大幕。

1954年底，劉少奇作了《提倡節育》的講話：“現在我們要肯定一點，黨是贊成節育的。”當時他主張，節育問題除口頭宣傳之外，要先統一黨內思想。

1955年２月，周恩來在國務院干部會議上指出：“要在我們干部中間提倡邵老提議的節育的辦法。”

這表示在建國之初，第一代主要領導人，都意識到了人口結構失衡帶來的危機。他們的對策就是“節育”，這也是后來計劃生育的思想基礎。

作為第一代領導核心的毛澤東，他的表態才具有最終的決定性。

1956年10月12日，他在同南斯拉夫婦女代表團的談話中說：“過去有些人批評我們提倡節育，但是現在贊成的人多起來了。夫婦之間應該訂出一個家庭計劃，規定一輩子生多少孩子。這種計劃應該同國家的五年計劃配合起來。目前中國的人口每年凈增1200萬到1500萬。社會的生產已經計劃化了，而人類本身的生產還是處在一種無政府和無計劃的狀態中。我們為什么不可以對人類本身的生產也實行計劃化呢？我想是可以的。我們有一位民主人士叫邵力子，他就提倡節育。”

1957年3月1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總而言之，人類要自己控制自己，有時候使他能夠增加一點，有時候使他能夠停頓一下，有時候減少一點，波浪式前進，實現有計劃的生育。”

在1958年1月28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四次會議上，毛澤東說：

“人多好還是人少好？我說現在還是人多好”；

“我是贊成節育的，并且贊成有計劃地生育的。”

毛澤東的意思大致以下幾點：

1、提倡節育，指夫妻采用各種避孕方法節制生育。這在現在看來是稀松平常的事兒，但是在古代，既沒有節育思想，也沒有節育手段。

2、提倡家庭有計劃的生育，即生娃之前做好規劃。歷史上大部分時間，生娃基本上都是靠本能沖動，根本沒有所謂的計劃。

3、控制人口增長，但并不是讓人口下降，而是有節奏地增長，和全國的經濟政治適配。簡單來說，就是維持人口結構的健康。

毛澤東這個想法很美好，但出現了兩個他沒有料到的局面：

其一，后來的獨生子女政策很嚴苛。

其二，產能過剩之后，人們的生育觀發生巨大轉變。——這點沒料到很正常，因為人類文明史上從沒出現過如此社會現象。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去世那會兒，世界還沒有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生育率大幅下滑。

這兩點恰好是現在人口生育率大幅下降的根源。

改革開放過程，伴隨著獨生子女政策。有利的一面在于，抑制了人口過快增長。不利的一面在于，數十年如一日地宣傳“少生優生，幸福一生”，已經深入人心。

現在很多年輕人已經不再相信“后代”，然而認為自己還是孩子。

物質匱乏的年代，必然導致信息傳遞很弱。基層大多數，基本上一輩子被限制在相對封閉的空間，依靠本能繁衍后代。

如今這個世界，比起歷史上任何時期，物質都是極大豐富。然而按照立體史觀大周期律的邏輯，物質豐富必然提升信息的傳遞速度，從而讓基層大多數看到貧富差距，從而認為自己沒有“優生優育”的能力，婚育的愿望降低。

這并不是中國獨有的現象，而是所有文明體系、國家或種族，但凡經歷過工業文明的洗禮，都是這個結局。以華夏文明圈為例，日本、韓國如此，越南和朝鮮也在緊隨其后。以基督文明圈為例，歐美皆如此。以印度教文明圈為例，印度生育率也在走低。以伊斯蘭文明圈為例，接觸過工業化洗禮的伊朗和土耳其西部，人口生育率也在大幅下降。

所以從這個角度看，要想扭轉生育率，必須先扭轉生育觀念。

要想扭轉生育觀念，需要消減貧富差距，提升普通人的幸福指數。

這就涉及到社會財富二次分配。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上文說過，毛澤東思想中，關于人口思想不完整。但社會財富的二次分配，離不開毛澤東思想體系。我在不被理解的毛澤東，和民國夢與民國中，結合立體史觀大周期律，有著系統的描述，大家有興趣可以對照瞧瞧。

關于不被理解的毛澤東系列，網絡上那些內容已經被和諧了。我手里有修改完整的電子版，全部六卷，共一百多萬字。我和一些朋友，前后用了很多年才將其做到階段性完善。

感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購買《民國夢與民國》紙質版，贈送那些電子書。

農民種地，農民工搬磚，或手藝人賣藝，都是為了生存。我借此機會賣幾本紙質書，也只為換點酒喝。

其實《民國夢與民國》這套書也很不錯。所以要把他搞出來的原因也有2個：

原因1、算是不被理解系列的補充。有了這套《民國夢和民國》，《不被理解系列》的很多脈絡就完整了。與此同時，它也以獨特的方式展示了中國近代史的畫面。

原因2，這里結合中國近代史描述了立體史觀。當年司馬遷奠定了平面史觀根基。但時至今日，這種史觀在很多時候導致了繁瑣的知識海洋。立體史觀，可以把人從繁瑣的知識海洋中拉出來。它體現了一種嶄新的歷史觀，提供一種獨特的價值。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我自己的微店“虛聲界”，可直接點擊下面的原文鏈接。

微店地址鏈接：http://weidian.com/s/899437740?wfr=qfriend

微店二維碼掃描：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加微信號（15822492371）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