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永芝 | 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及其原創性貢獻

摘 要：文化與經濟的辯證關系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一個核心問題。在世界歷史進程中，文化與經濟之間的交融互動變得日益復雜且深刻，并與生產力的發展深度耦合，同時二者之間的不協調、不平衡成為各國現代化進程中面臨的普遍挑戰。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主要從三個方面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方法論：強調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經濟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辯證統一。這一辯證法注重社會有機體中經濟與文化的整體性，創新性地闡釋了人文經濟學視域下的文化經濟概念，展現了習近平文化思想在文化發展和建設方法論上的原創性貢獻。

關鍵詞：習近平文化思想；文化；經濟；辯證法

閱 讀 導 引

一、新時代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的交融互動

二、文化與經濟辯證法的具體展現

三、文化與經濟辯證法的理論特質

任何一種文化思想，都包含關于文化發展和建設的基本立場、基本原則、發展規律、實踐路徑等，并以此構成其關于文化發展和建設的方法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這一方法論的探究，必然首先在文化與經濟的辯證互動中展開，因為文化有其自身發展的內在規律和相對獨立性，但一定是在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中被把握到的；經濟因素在社會歷史發展中起著決定性作用，但經濟的發展和變革也一定包含著文化對它的影響和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我們把經濟條件看做歸根到底制約著歷史發展的東西……政治、法、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等等的發展是以經濟發展為基礎的。但是，它們又都互相作用并對經濟基礎發生作用。這并不是說，只有經濟狀況才是原因，才是積極的，其余一切都不過是消極的結果，而是說，這是在歸根到底不斷為自己開辟道路的經濟必然性的基礎上的相互作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關系原理，是把握文化發展和建設規律的理論基礎。在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中，可以清晰地把握到二者相互關聯的邏輯和方法論。本文以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學方法為主題，從新時代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實踐出發，試圖對習近平文化思想中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進行學理化闡釋，分析其新時代意蘊及其對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豐富發展，展現其原創性貢獻。

一、新時代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的交融互動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無論是世界文化的發展，還是中華文明的演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都進入了新的階段。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較以往任何一個時代都更強烈，甚至呈現出更加鮮明的經濟文化一體化發展趨勢。正如美國學者弗雷德里克·杰姆遜所說：“經濟的文化化與文化的經濟化常常被認為是如今眾所皆知的后現代的特征之一。”文化與經濟之間的理論與實踐關系，在人類存在與人類文明發展中逐漸成為一個“顯題”。

首先，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文化與經濟的關系變得日益復雜且深層次。經濟全球化帶來了文化的多元化，使得各個國家和民族間文化的多樣性、差異性和可比較性愈發凸顯。這就必然會對文化和經濟發展提出新課題，例如文化現代化、文化主體性與文化認同，以及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的關系、文化因素與經濟因素的深度融合等。經濟的全球化與文化的多元化之間存在一種內在的關聯，尤其內含著一種文化價值的緊張與沖突，沖擊著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經濟與文化的自洽性。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和民族間的文化交融在一起且相互碰撞，如何合理處理文化的沖突與矛盾以適應經濟全球化、如何在經濟增長方式改善中體現文明向度，成為文化發展與經濟發展的核心議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今天一度困擾人類的經濟發展的精神文化貧困逐漸緩解，文化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因素，并且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國家凝聚力、生命力、吸引力、影響力，即文化軟實力，日益成為一國綜合國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正確看待和應對經濟全球化與文化的多元化、文化與經濟的高度融合，是我國在新時代背景下遇到的新情況、新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應對共同挑戰、邁向美好未來，既需要經濟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經濟與文化的緊密互動，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的“合奏”，是國家和民族發展的重要基石。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把握新時代文化建設的新特點新定位，著力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既在世界歷史和經濟全球化的語境中“解題”，又堅持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發展理念為引領，構建新發展格局，將文化強國建設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緊密結合：一方面強調經濟建設中的文化因素，如價值導向、精神支撐、社會風氣等，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作出了全新闡釋；另一方面，強調文化建設中的經濟因素，如產業屬性、經濟效益等，在新時代文化創新創造方面提出了全新論斷。

其次，文化和經濟的交融互動與生產力發展深度耦合。這一當代社會發展的新趨勢，深刻重塑了社會再生產過程中文化與經濟的關系，推動著生產力的質態躍升。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中就已經顯露出的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經濟文化一體化等現象，在今天則不斷擴展，并具有了智能化時代的新特征。習近平文化思想的形成與發展，進一步推進了對文化的經濟功能和經濟的文化因素的科學研究，揭示了文化與經濟的高度融合對生產力發展的深刻影響。尤其是在人工智能迅猛發展的今天，生產力發展步伐日益加快，無論是物質生產力，還是文化生產力，都需要重新把握和認識。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內容；推動高質量發展，文化是重要支點；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在文化、經濟與生產力的三維結構中，文化展現出一種獨特的功能和力量，也因而使得三者關系具有了新的特點。

新時代新征程上，文化、經濟與生產力的關系，體現為高質量發展的文化、經濟與生產力的系統升級，社會生產力在文化與經濟深度融合中實現了巨大發展。一方面，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因生產力質態的提升而逐漸增強。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影響下，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重塑著文化與經濟融合發展的轉型模式，并重構著二者的關系。另一方面，文化與經濟的不協調發展，如經濟發展忽視文化因素、文化發展缺乏創新創造活力，必然成為生產力發展的最大掣肘。因此，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方式的革新及其同構效應，勢必推動生產力實現質態的躍升。進入新時代，文化與經濟的關系呈現出諸多新特征，諸如文化產業與經濟發展高度融合、文化生產力在經濟建設中發揮顯著效能等，催生出新的生產力理論。習近平文化思想注重文化的創新創造，追求高質量發展的人文價值取向，堅持文化賦能、以文興業。

再次，文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良好互動已成為各個國家和民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發展目標。“當今世界，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鑄在民族的生命力、創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因此，不論是文化的問題，還是經濟的問題，都需要在整體性思維中考量文化與經濟的互動關系。一方面，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先進文化的引導。例如，文化產業為經濟轉型注入動能，并通過科技和文化的融合，顯著提升產品附加值，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經濟方式的變革不僅凝聚著先進文化的結晶，也迫切呼喚著文化結構的變革、更新與創造。另一方面，文化的發展必須要在經濟高質量發展中進行。關于文化本質、文化的功能及其在社會有機體中的地位、文化建設等理論問題，必須綜合考量經濟、科技等方面的發展帶來的新變化。習近平文化思想從鑄牢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文化根基出發，順應信息技術發展潮流，強調要加強文化與經濟、科技融合的有效機制。

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人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關系，以及鞏固中華文化主體性、擔負起新時代新的文化使命等，也由于我國發展的新的歷史方位、新的時代條件而成為亟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人的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在歷史進程中的層次結構及相互關系，需置于時代坐標中進行辯證審視和把握。例如，新時代背景下，人們追求物質需求與精神需求的全面滿足，對精神文化生活抱有新的期待，這體現了人的需求發展的新趨勢和新特點。再如，文化如何助力經濟發展，如何更好且最大程度地發揮其精神動力的效能，是經濟社會發展對文化建設提出的新要求。

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主動識變應變求變，在繼承、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基礎上，對新時代文化與經濟交融互動現象作出深刻解答，為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開出了“文化良方”。其一，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中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提出了標識性概念、論斷和觀點，如“文化是經濟發展的‘助推器’”“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等。其二，對文化與經濟交融現象中的經濟文化化、文化經濟化、文化產業等進行了富有創造性的闡釋，在“新質生產力”概念中突出了文化因素及文化的賦能效應，清晰展現了文化在推動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功能和積極作用，因而使文化與經濟的結合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和發展空間。其三，基于“第二個結合”的理念，創造性提出新的文化生命體建構思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建立在文化與經濟的深度融合上，這里的“文化”指的是充滿活力的新的文化形態，是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新形態，從而強調在思想解放的基礎上以文化的創新創造促進經濟的高質量發展。

二、文化與經濟辯證法的具體展現

習近平文化思想立足新時代文化與經濟高度交融互動的具體實際，在三個方面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即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辯證統一、經濟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的辯證統一、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辯證統一。

（一）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辯證統一

文化與經濟的協調發展，本質上植根于人的存在結構，展現了人的物質生產活動與精神活動的統一，深刻反映了人類社會活動的全面性、整體性。人是物質存在與精神存在的統一體，二者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相互作用，構成了人類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需要是物質需要，因為這些需要是人類生存及歷史發展的基礎，“全部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因此，第一個需要確認的事實就是這些個人的肉體組織以及由此產生的個人對其他自然的關系。”恩格斯明確指出：“物質存在方式……是始因。”在人的物質生產活動中，必然始終體現著人的精神需求，并且二者是成比例發展的，物質需求滿足的程度和獲得感與精神需求滿足的程度和獲得感是一致的，當人的物質需求得到極大滿足時，也必然伴隨著人對精神需求的更高期待。人的精神世界的極大豐富，是國家繁榮發展、民族精神力量增強、時代精神文明水平提升的重要標識。

正是在此意義上，習近平文化思想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從中國發展的具體實際出發，強調物質富足、精神富有是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根本要求。這是基于社會主義現代化新的發展階段作出的創新性論斷。社會主義現代化，與以資本為中心的西方現代化有著根本上的不同，它在本質上是人的現代化。中國式現代化時刻回應著人的發展的多方面、多層次的需求，展現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之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整體發展和整體增強。在這一新提法中，“富足”和“富有”的概念既體現了新時代人的物質存在和精神存在的新價值取向，又彰顯出在社會生產力發展基礎上的人的物質和精神需要層次的躍遷。習近平文化思想具體闡釋了新時代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層次、程度及其辯證關系。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物質需求是第一位的”，人有精神需求是人類社會與動物界最大的區別，二者分屬于不同的領域，有各自的發展規律，“物質層面的問題要靠增強物質力量來解決，精神層面的問題要靠增強精神力量來解決”。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過程中，“一個時期以來，我們物質力量的運用強一些，精神力量的運用弱一些”。正因如此，新時代新征程上，要同時解決好精神層面的問題與物質層面的問題，讓精神力量和物質力量協同增強。

一方面，習近平文化思想高度重視精神的力量，創新性發展了“物質變精神、精神變物質”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觀點，從而為社會主義現代化是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辯證統一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論基礎。根據這一辯證法觀點，在人的需求的滿足上，要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都極大豐富，這一過程不是簡單的機械組合，而是整體性、協同性的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民的需求是多方面的。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需求，必須抓好經濟社會建設，增加社會的物質財富。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必須抓好文化建設，增加社會的精神文化財富。”通過經濟建設，持續創造更多滿足人們需要的物質文化產品，不斷提高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增強人們的物質富足，為精神上的富有打下堅實的基礎；通過文化建設，不斷豐富人們的精神世界，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要，從而提升人們的精神富有，為增強物質富足提供精神動力。“物質富足”與“精神富有”不是一前一后，也不是截然分開來推進，而是在緊密聯系、相互貫通、相互作用中協同發展。在此意義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文化優勢，必然是基于經濟優勢基礎上的文化實力和文化影響力；同時，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革命理想高于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優勢，也正是因為其精神內核的先進和穩定、滋養和充盈。

另一方面，習近平文化思想從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高度，基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辯證統一關系，深刻闡明了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辯證統一的價值旨歸。提升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和提高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是緊密聯結的統一體，推動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協調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以辯證的、全面的、平衡的觀點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在物質生產力不發達的階段，大力提高人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使之與更先進的社會生產力相適應，是社會發展和建設的中心。在物質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高的階段，人民的精神文化需要就會更加迫切，此時需要將精神文化建設作為社會發展和建設的重要任務。

堅持物質富足和精神富有的辯證統一，是正確處理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關系、彰顯中國式現代化本質特征的基礎所在。在歷史唯物主義看來，“文化、文明是歷史進步的基本標志。因此，發展社會的文化，更具體些說，發展社會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就成為推動歷史進步的基本方式和途徑”。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物質富足、精神富有，就是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設過程。鄧小平指出：“在社會主義國家，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在執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發展生產力，并在這個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這就是建設物質文明。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我們忽視了發展生產力，所以現在我們要特別注意建設物質文明。與此同時，還要建設社會主義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廣大人民有共產主義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在提高國家經濟實力的基礎上，不斷豐富人民的精神世界，提高全社會文明程度。“只有物質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都搞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才能順利向前推進。”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在緊抓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也將精神文明建設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這是因為，“物質文明的發展會對精神文明的發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同時精神文明的發展又會成為物質文明建設的動力，尤其是經濟的多元化會帶來文化生活的多樣化，只有把精神文明建設好，才能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習近平文化思想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看作階段性的、分層次的過程，主張根據不同時期人的需求層次的變化滿足人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同時，也將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置于人的全面發展需要的整體視角之下。只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均衡發展、相互促進，才能使得人的多方面需求、多種能力得到滿足和實現。

（二）經濟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的辯證統一

經濟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和綜合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整體性的提升，才標志著一個國家的真正強盛和繁榮發展。它們之間的相互關聯本質上體現了社會結構中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辯證統一：經濟硬實力是國家和民族發展的根基，構筑起堅實的物質技術基礎；文化軟實力則是國家和民族發展的精神支撐，位于上層建筑之列，并且作為非物質性力量的國家實力，有其自身的獨特性。如果一個國家只有經濟上的實力，沒有文化上的影響力和凝聚力，沒有精神文明的進步，物質文明建設就會缺乏精神上的引領力和發展動力，經濟建設的發展就會大打折扣，那么它在國際上還稱不上綜合國力和競爭力的強大。在西方早期現代化進程中，就曾出現物質財富積累的同時文化和信仰危機并存，在今天，它仍然深受現代化精神貧乏之困擾。歷史經驗證明，任何國家推進社會現代化，都不能把經濟硬實力作為唯一的發展指標，而必須同時把文化軟實力作為重要評價指標。

習近平文化思想豐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辯證統一的觀點，首次系統闡述了文化軟實力在國家綜合實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從中國經濟硬實力顯著增強的實際出發，對文化軟實力的建設規律及具體路徑作出了創新性的闡釋。

其一，深刻揭示了基于國家綜合實力提升的經濟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的強大“合力”。一個國家文化和文明的進步和發展，一定是以經濟硬實力為基礎的，而經濟硬實力的內生活力和動力的有效提升，必然包含著文化因素的強勁助推，因而最終體現為二者的同步提升。正是在此意義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既關注經濟硬實力，又關注文化軟實力，因為“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大國的發展進程，既是經濟總量、軍事力量等硬實力提高的進程，也是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軟實力提高的進程”。一方面，經濟硬實力是新時代的硬道理，但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也離不開文化文明的力量，因此，提高經濟硬實力，必須以文化為重要支點。另一方面，文化軟實力是新時代的強支撐，文化賦能經濟，或者說“文化＋經濟”模式，是新時代經濟力量和文化力量互相助推、融合互動的突出展現，因此，提高文化軟實力，也需要“經濟搭臺”。

立足中國式現代化的新發展階段，習近平文化思想將文化軟實力的發展置于增強國家綜合實力的重要位置，強調文化軟實力關乎國家“精氣神的凝聚”，關系“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毛澤東曾強調文化對經濟和政治的“偉大影響”：“一定的文化（當作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這一“偉大影響”展現出不可估量的實踐偉力：文化對經濟和政治的精神引領和推動作用日益強勁，而且文化軟實力作為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核心要素越來越凸顯，集中體現了一個國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因此，文化軟實力及其競爭力，是國家富強和民族振興的重要標志。文化軟實力的強盛，直接關乎著國家的影響力、吸引力和公信力，也深刻影響和推動著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它與經濟硬實力共同構成和表征著國家的綜合發展實力。

其二，基于在國際傳播中存在“軟實力和硬實力的‘落差’”，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文化軟實力建設和經濟硬實力建設的“均衡”與“協調”。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文化強國，是習近平文化思想根據當前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實際提出的重大戰略任務。由此出發，習近平文化思想首次系統構建了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基本內容體系，其中就包括講好我國的經濟發展觀。在深刻闡釋軟實力建設本質和方向的基礎上，習近平文化思想將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明確為以下四個方面：努力夯實國家文化軟實力的根基、努力傳播當代中國價值觀念、努力展示中華文化獨特魅力、努力提高國際話語權。這些方面本質上是在切實把我國文化建設好的基礎上，“把我國標準、規則、理念推出去”，即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形于中”而“發于外”。這些標準、規則和理念，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等層面的集中體現。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旨在將我國的發展優勢和綜合實力轉化為話語優勢，提升中華文化的影響力。其中，重要戰略任務之一，就是要講好中國故事，這既包括中華文化“走出去”，也涵蓋向世界講述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的新時代故事。

在這里，必須指出的是，價值觀是文化的核心，而在價值觀結構和層次中，核心價值觀是國家和民族發展中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因此，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點必然是緊緊圍繞核心價值觀來展開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核心價值觀是文化軟實力的靈魂、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點。這是決定文化性質和方向的最深層次要素。一個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其核心價值觀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這表明，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重要抓手是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是區分不同文化形態的標識。由此，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基于經濟社會發展對文化建設的更高要求、人民群眾對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期待、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必須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將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確立為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作為提升中華文化軟實力的根本要求和重點路徑。

由上可見，習近平文化思想創新性地拓展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硬實力與文化軟實力的辯證統一，強調二者之間的相互轉化，“文化的力量最終可以轉化為物質的力量，文化的軟實力最終可以轉化為經濟的硬實力”。這不是單單從經濟與文化的辯證關系闡釋經濟硬實力和文化軟實力，而是既延展到文化與物質的力量層面，又拓展到其話語和敘事體系、思想理論和價值觀念、故事載體和傳播理念層面。因此，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在新時代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中，我們要深刻認識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筑的決定作用、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既要有硬實力，也要有軟實力。

（三）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辯證統一

文化的繁榮一定是與經濟的發展緊密結合的。從經濟發展戰略的角度審視文化的交流互鑒，將二者關聯起來并系統考察，是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在當代中國語境中的重要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目前看，我們在經濟合作上用力多，文化這條腿總體上還不夠有力。”這是當前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亟待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因此，加強人文交流，使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更大的效能顯得尤為重要。習近平總書記高度強調人文交流與經濟合作具有同等重要性，明確指出：“要堅持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共同推進，注重在人文領域精耕細作。”在經濟合作中注重文化載體和文化因素，實現二者的切實融合，這也是新時代提升文化軟實力和構建開放新格局的重要體現。

第一，習近平文化思想創新性地將人文交流提升至軟實力的高度，深刻闡釋其對經濟活動的助推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人文交流是軟實力的體現，軟實力強大了，開展政治、外交、經濟活動的阻力就會小。人文合作投入小、影響大、管長遠，關鍵是要重視起來，用‘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去做，推進民心相通，發揮文化影響力。”人文交流突出“人”的因素，側重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相互信任和相互溝通。加強人文交流，旨在促進“民心相通”。人文交流是講好中國故事、積極向國際宣傳介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及其優勢的重要方式，是向國際積極發聲、展現中華文化獨特魅力的重要路徑，既有助于提升國家軟實力，又為開展經濟活動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和民意基礎。

第二，習近平文化思想將人文交流提升至開放格局的高度，科學闡釋其對開放性經濟的重要影響。鄧小平曾指出，“經濟上實行對外開放的方針，是正確的，要長期堅持。對外文化交流也要長期發展”。這深刻揭示了文化的開放是經濟開放的必然結果和歷史趨勢。深化人文交流既是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重要內容，又是加強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抓手，因而成為提高對外開放質量和水平的重要途徑。比如，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一帶一路”建設是擴大開放的重大戰略舉措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其中，人文交流合作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內容，而要真正建成“一帶一路”，必須在沿線國家民眾中形成一個相互欣賞、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因此，建構與對外開放深度融合、相互促進的人文交流合作格局，是適應國際經濟合作新變化的重要前提。在此意義上，習近平文化思想將人文交流視為文明互學互鑒的橋梁，為開創世界各國間的文化交融和民心相通打開了新局面，推動了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由上可見，習近平文化思想創新性地闡述了經濟合作和人文交流的辯證統一。一方面，經濟合作是人文交流合作的物質前提，而拓展經濟合作的空間，是形成共同利益的重要基礎。積極開展經濟上的合作交流，推動各國形成一個“互利共生”的命運共同體，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隨著經濟合作的深化，世界各國的人文交流持續增強，發展空間會越來越廣闊。另一方面，深化人文交流，有助于為經濟合作創造良好的社會基礎和社會氛圍。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局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和規則正在面臨重大調整，引進來、走出去在深度、廣度、節奏上都是過去所不可比擬的，應對外部經濟風險、維護國家經濟安全的壓力也是過去所不能比擬的。”無論是經濟合作的新變化，還是應對外部經濟風險，都應重視人文的力量，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使其成為經濟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和有力支撐。這是因為，人文交流根本上是文化、價值觀之間的交流，文化、價值觀上的相互理解和相互認同，是經濟合作順利開展的精神支持。

習近平文化思想在中國與世界各國開創合作共贏模式上進行了創新性探索，推動我國形成了全新開放的新格局，也為解決國際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一方面，倡導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人文合作機制。“我們要建立多層次人文合作機制，搭建更多合作平臺，開辟更多合作渠道。”這些機制和渠道涵蓋教育合作、智庫作用發揮，文化、體育、衛生領域合作模式創新，以及利用好歷史文化遺產，打造具有絲綢之路特色的旅游產品和遺產保護等維度。另一方面，將“共同倡導國際人文交流合作”納入全球文明倡議“四個倡導”，促進各國人民出入相友、相知相親，堅定共同發展理念。習近平總書記說：“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議，就是要推動國際社會解決物質和精神失衡問題，共同推動人類文明不斷進步。”在實踐路徑上，習近平文化思想倡導通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豐富交流內容，拓展合作渠道，從而推動走出去、請進來管理便利化，擴大國際人文交流合作。

三、文化與經濟辯證法的理論特質

習近平文化思想重視文化發展和建設的基礎，既將其放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坐標系中進行整體謀劃，同時也注重文化對經濟的反作用，充分考量文化對經濟的巨大推動力，因而在社會有機體的系統結構中展現了文化與經濟聯動的工作布局，并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基礎上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文化理論的方法論體系。

（一）注重社會有機體中經濟與文化的整體性

堅持文化與經濟的辯證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社會有機體思想的核心要義。馬克思將社會比喻為“有機體”：“社會不是堅實的結晶體，而是一個能夠變化并且經常處于變化過程中的有機體。”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的實際出發，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新時代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的整體性特質：“正確處理發展中的重大關系，不斷增強發展整體性。”從我國現代化建設初期經濟文化均處于落后狀態的局面，到今天邁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階段，我國始終都存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因此，經濟與文化整體上的協調發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價值旨歸。正是從當前經濟與文化領域的不協調、不均衡的具體實際出發，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刻把握中國特色社主義文化發展規律和人類文明發展規律，整體統籌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在經濟建設中重視文化因素和文化力量，在文化建設中兼顧經濟社會效益。經濟建設是基礎和中心，構成社會有機體的“骨骼系統”；文化作為觀念的上層建筑，是社會有機體的“靈魂”，其發展和建設規律必然離不開對經濟發展規律的首要考量。

總體而言，習近平文化思想中蘊含的經濟與文化的整體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把握社會經濟發展規律與社會文化發展規律的整體性考量。社會經濟發展規律反映了人們的經濟活動的規律，貫穿著人的內在尺度，是與文化等社會要素交融互動的產物，構成社會規律的基礎和核心。由此出發，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內在規律，必須注重文化領域的創新發展。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文化是重要因素，戰勝前進道路上各種風險挑戰，文化是重要力量源泉。”經濟的基礎地位固然毋庸置疑，但推動社會歷史發展和進步的力量一定還有上層建筑諸因素及其互動的協同。正如《文化的重要作用——價值觀如何影響人類進步》一書所指出的，“經濟發展的自相矛盾之處在于，經濟價值觀不足以保證經濟發展……一國人民接受什么價值觀或不接受什么價值觀，這屬于文化領域的事情。所以我們也可以說經濟發展是一個文化過程”。我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后者必然是與文化交融互動的經濟模式。“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是創新成為第一動力、協調成為內生特點、綠色成為普遍形態、開放成為必由之路、共享成為根本目的的發展。”新時代經濟建設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導向，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特價值觀、文明觀、生態觀等，是其重要的指導理念。

因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經濟發展從來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體的、聯系的。在此意義上，經濟發展從來不是與文化割裂的、分層的、機械的發展，而是表現出一種有機的整體性。例如，共建“一帶一路”不僅是經濟合作，還內蘊著一種人文交流格局。進一步來說，經濟發展從來都不是哪一個階段單一受重視，也非“先經濟后文化”的發展模式，而是一種基于人的存在與發展需要的整體推進。經濟基礎及其發展一旦出現重大變革，以文化等為重要表征的觀念上層建筑也必然發生漸進式改革。

在價值觀意義上，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堅持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的辯證統一。比如，經濟發展的“綠色”價值觀，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特色名片”。在文化產品和文化產業的發展領域，也要注重其商品屬性，以創造更多的經濟價值，從而更好地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再如，在鄉村振興實踐中，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相統一表現得越來越突出：“鄉村優美環境、綠水青山、良好生態成為稀缺資源，鄉村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社會價值、文化價值日益凸顯。”可以說，經濟和文化在中國式現代化實踐中往往也會作為一個組合概念出現，如現代經濟文化、現代文化經濟等，彰顯出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的文化價值取向和社會主義文化發展中的經濟價值取向的整體性考量。

第二，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與培育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整體性效能。任何文明和社會文化形態都必須植根于一定的社會經濟形態，社會經濟形態隨歷史的發展而不斷演變。不同歷史階段的社會經濟形態會產生不同的社會文化形態。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新經濟孕育出新文化，現代化經濟體系以新的文化生命體為基礎，同時也需要新的文化生命體提供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它們作為一個整體表征著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特色。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只有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同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運動結合起來觀察，把社會基本矛盾作為一個整體來觀察，才能全面把握整個社會的基本面貌和發展方向”。

一方面，著力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構建創造更多內生動力和活力。推進經濟發展質的提升，意味著滿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從“有沒有”到“好不好”。這種“好不好”的評價判斷標準，關涉的就是經濟建設的文化價值取向。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根本，是使我國供給能力更好滿足廣大人民日益增長、不斷升級和個性化的物質文化和生態環境需要，從而實現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這一論述深刻體現了經濟建設中對人的物質和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視，無論是推動物質文明的發展還是精神文明的發展，都始終彰顯人民至上的價值取向。

另一方面，在構建現代經濟體系過程中，高度重視文化的關懷。現代經濟體系的構建，需要文化的支撐，并與構建新的文化生命體相結合，因為“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深厚的人文價值，使人的經濟活動與動物的謀生行為有質的區別；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極高的組織效能，促進社會主體間的相互溝通和社會凝聚力的形成；文化賦予經濟發展以更強的競爭力，先進文化與生產力中的最活躍的人的因素一旦結合，勞動力素質會得到極大地提高，勞動對象的廣度和深度會得到極大的拓展，人類改造自然、取得財富的能力與數量會成幾何級數增加”。習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基于對文化賦能經濟現代化的深刻洞見，將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的發展與現代經濟體系的建設緊密結合，彰顯了文化的經濟功能，從而將文化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新的文化生命體植根于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現實需求，充滿創造創新活力，是現代經濟體系構建的文化根基。這突出展現了文化與經濟交融互動的整體性景觀。

（二）首次在人文經濟學中闡釋“文化經濟”概念

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的道路上，文化對經濟的助力逐步凸顯，不斷豐富著文化經濟的內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很發達的地方，經濟照樣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這里面的人文經濟學。”這一創新性論斷揭示了文化與經濟交融互動的內在發展規律。習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間就曾指出：“所謂文化經濟是對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的統稱，其實質是文化與經濟的交融互動、融合發展。”文化經濟的本質就在于文化與經濟的辯證統一。習近平文化思想首次對文化經濟概念作了歷史唯物主義基礎上的深刻闡述。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文化經濟化和經濟文化化既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也是經濟與文化領域的新興發展趨勢。二者都充分體現了文化在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彰顯了文化已成為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因素，甚至成為“生產力本身”。因此，由文化與經濟組成的新坐標，在新時代背景下蘊含著新的發展理念，如新質生產力的提出，正蘊含著文化作為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支點帶來生產力變革的深刻洞察。

文化經濟化是指文化的功能超出了人的精神文化需要，開始具有經濟功能。具有強大經濟功能的文化，其顯著特征就是增強了文化的生產力特性，使得文化在推動社會進步的作用方面進一步提升。文化的發展規律由于文化對經濟生活的更為直接的介入而增添了新的內容，呈現出新的特征。正因如此，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完善文化經濟政策，培育新型文化業態”。作為文化經濟化的直接產物，文化產業的發展能夠創造巨大的經濟價值。在此意義上，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要優化文化產品和服務供給，以文化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經濟文化化是指商品具有了文化的特征，經濟發展越來越和某種生活方式緊密相連。文化的介入引起了經濟發展的深刻變革。生產要素中不再僅僅包含自然資源，還增添了科技、信息、文化等元素。習近平經濟思想創造性提出樹立和堅持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這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文化價值導向作出了全新的闡釋，也彰顯了與習近平文化思想的相互貫通。

習近平文化思想深刻揭示了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最終突出的其實是“人”這一因素。“‘文化經濟’的本質在于文化與經濟的融合發展，說到底要突出一個‘人’字。因此，我們在推進‘文化經濟’的發展中，要始終堅持以人為本，充分體現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從根本上說，文化與經濟都源于人的實踐活動，皆以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旨歸。因此，人在文化與經濟的辯證法中建構起了二者融通的“立體空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追求的發展是造福人民的發展，我們追求的富裕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改革發展搞得成功不成功，最終的判斷標準是人民是不是共同享受到了改革發展成果。”新時代文化建設與經濟建設的協調性發展，充分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其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以人民為中心，旨在讓廣大人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加有保障。

因此，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社會效益在文化經濟中的首要地位。堅持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相統一，是新時代文化建設和經濟建設的共同原則。這是由文化產業的特殊屬性和功能所決定的。文化的本質是“人化”，更在于“化人”，它深刻影響著人的存在與發展，因而文化產品、文化成果必須滿足人的健康、良好的發展需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把握好意識形態屬性和產業屬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的關系，始終堅持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前進方向，始終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也就是說，更好地發揮文化的經濟價值的前提是，高度重視文化經濟發展的社會效益，這深刻體現出對文化的意識形態屬性和精神生產特性的把握。在此意義上，習近平文化思想強調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以保證文化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方向，有效激發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作者：張永芝，北京師范大學價值與文化研究中心、哲學學院副編審

原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