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報 | 花邊非遺的“花式”守護

刊登于12月15日《人民法院報》第03版

花邊非遺的“花式”守護

江蘇常熟法院：以法治之力守護非遺“活態傳承”

導讀：

絲連古今，錦繡琴川。時光里的針腳織就世界驚嘆的瑰寶，在傳承與創新之間，司法如何讓“永不凋謝的鮮花”絢麗綻放？近日，江蘇省常熟市人民法院依法審理了一起頗受關注的“花邊”案——被譽為“永不凋謝的鮮花”的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常熟花邊”，經歷了一場不正當競爭訴訟的“風吹雨打”。在司法智慧的平衡之下，既讓傳統技藝的根脈深扎，又讓創新發展的枝葉舒展。一份31頁、包含4份插圖和9頁說理的判決書，加上一次“非遺工坊”的判后走訪，生動詮釋了司法在非遺保護和群眾利益中尋找最大公約數的生動實踐。這將激勵更多的非遺傳承人積極投身于非遺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在堅守與突破間，織就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錦繡長卷。

圖為法官就訴爭事項進行現場調查。 戴曉潔 攝

圖為常熟花邊制作場景。 戴曉潔 作

風雨：轉型中的花邊技藝與記憶

墻壁上，一張數十名女工正在虞山腳下樹邊鏤雕鉤針的黑白照片訴說著江南水鄉的人文風貌。這張照片記載的，便是常熟花邊傳統技藝。

20世紀70年代，常熟花邊制品常被用作當地女子的定情物或嫁妝。常熟花邊被譽為“永不凋謝的鮮花”和“傳播東方文化的工藝大使”，2007年還被列入江蘇省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它在藝術欣賞、技藝交流、民俗學研究以及生活實用等方面都具有獨特的價值。可以說，常熟花邊映射著常熟匠人源遠流長的文脈記憶。

然而，這張定格歷史的黑白照片，竟成為了一樁訴訟案件的證據材料。“永不凋謝的鮮花”將經歷一場訴訟的“風吹雨打”。

1983年3月編寫的廠史已經泛黃，但我們依然可以看到常熟花邊老廠的光輝歷史：老廠作品榮獲國家金質獎的風光無限、老廠繡娘敬繡毛主席紀念堂巨幅窗簾的一絲不茍、繡花婦女團結工作的真摯熱烈，都是老廠最真實的歷史記憶。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與國際市場的變化，傳統的常熟花邊生產逐漸衰落，繡娘隊伍老化，甚至已多次出現一塊花邊未及完工，繡娘便已去世，需由他人接替完成的狀況。”《常熟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圖典》里這樣描述。

為了讓花邊技藝能夠更好地活化傳承，曾經從事花邊刺繡的張繡娘開辦了線上網店和線下“非遺工坊”。為使花邊產品更加貼合年輕人的喜好，張繡娘不斷吸收最新的文創做法，在網絡上賣起了茶藝桌布，同時，在“非遺工坊”的展廳中，對常熟花邊的歷史和經典作品進行了展示。張繡娘的生意越做越紅火，來“非遺工坊”參觀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就包括了過去老廠的匠人。然而，張繡娘沒有想到的是，有一天，她收到了老廠的一紙訴狀。

對峙：在傳統與創新之間的博弈

一場關于常熟花邊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拉開序幕。

老廠認為，張繡娘“非遺工坊”展示的宣傳材料中使用了常熟花邊老廠的宣傳材料，例如在“非遺工坊”里宣傳老廠的獲獎情況，會使消費者誤以為“非遺工坊”與老廠的榮譽、成就存在特定聯系，從而提高其知名度；另外，張繡娘在網店中宣稱其商品采用了“常熟花邊制作技藝”，但實際上所售產品并未使用該技藝，誤導了消費者。老廠認為上述行為均構成虛假宣傳。

張繡娘則認為，自己的宣傳文字只是在客觀描述“常熟花邊”的歷史，其在宣傳和銷售的商品上均標注了自己的商標，不存在誤導消費者的行為，也沒有虛假宣傳的動機，自己是在為傳承創新“常熟花邊”制作技藝而努力，不存在侵權行為。

歷史、情懷、愿景或許可以講好一個故事，但對簿公堂，還是得看事實和證據。

常熟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副庭長胡越介紹說：“這個案件，原、被告可以理解為一方是守正，另一方是創新，案件的焦點其實在于非遺作品在當代傳承與創新中的法律邊界，判決不僅關系到非遺文創的合規運營，更直接關系到常熟花邊能否在常熟這片土地上繼續綻放。”

查明：花邊工藝之外的別樣情結

不正當競爭糾紛案件不僅技術性強，且本案因涉及非遺傳承還交織著復雜的心理、情感因素。

“案件易判，心結難解。”常熟法院知識產權審判庭庭長李軍說道，如果不進行現場調查，很難設身處地了解當事人內心的訴求。所以在審理過程中，承辦團隊對原、被告均進行了走訪調查。

老廠，真的老了。

辦公設施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的格局。檔案室里的座座獎杯、本本證書記載著曾經的輝煌。倉庫里還有一些尚未賣出去的花邊作品。“歷史”二字，成為了法官對老廠最深刻的印象。

工坊，真的新潮。

展館里用現代化、藝術化的展示方式陳列著“常熟花邊”等蘇州手工藝制品的歷史榮譽。

出口處，便是張繡娘精心設計的非遺文創作品，“這樣游客在家里也可以用非遺作品進行裝飾。”張繡娘介紹道。

整理完案情之后，承辦團隊又來到了常熟市文體廣電和旅游局，通過府院聯動的方式，了解“常熟花邊”的保護情況，獲知該非遺已于2017年被列為瀕危項目。“這個案件在依法裁判之外，更需要啟示傳承人如何通過守正創新把非遺發揚光大。”常熟市文旅局工作人員建議道。

裁判：既要保護傳統也要保護創新

一方守正、一方創新，如何找到平衡點？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的“非遺工坊”經政府機關依法認定為常熟市首批非遺工坊，其使用“常熟花邊”制作技藝開展宣傳具有依據。“非遺工坊”中對于“常熟花邊”的介紹和實物展示等，系出于介紹、弘揚涉案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客觀需要，加之被告在宣傳中明確標注了商品的品牌等足以區分商品來源的標識，并不會引發消費者的混淆與誤認。雖然對于榮譽獎項的表述存在不精準之處，但結合“非遺工坊”成立時間，并不會使消費者將該項榮譽與之聯系起來，也不會產生誤導消費者的效果與可能。因此并不構成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的虛假宣傳。

法院還特別指出，為了更好地進行區分，尊重客觀事實，被告應當對其展出的產品進行相應的文字說明，對不當之處應進行修改、調整，使其更為恰當。

當這份31頁、有著4份插圖、說理占據了9頁的判決書送達給原、被告時，駁回原告訴訟請求的結果也不那么令人難以接受了。

判決書中，法院既肯定了原告在傳承常熟花邊中的重要作用，也指出被告應在尊重文化內涵的基礎上，合法合規經營其工坊，并鼓勵雙方共同致力于常熟花邊的傳承與發展。

判決后，原、被告并未上訴，但生效的法律文書并不是終點。判決生效后，承辦團隊和原、被告一起到“非遺工坊”，對工坊內展示的文字進行了修改。

尋求非遺衡平保護的最大公約數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經營者不得對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質量、銷售狀況、用戶評價、曾獲榮譽等作虛假或者引人誤解的商業宣傳，欺騙、誤導消費者和其他經營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六條規定：“經營者在商業宣傳過程中，提供不真實的商品相關信息，欺騙、誤導相關公眾的，人民法院應當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八條第一款規定的虛假的商業宣傳。”據此，在認定“非遺工坊”關于“常熟花邊制作技藝”的宣傳是否構成虛假宣傳行為時，應基于誠實信用原則，結合相關公眾的一般認知、發生誤解的事實和被宣傳對象的實際情況等因素，判斷是否滿足“足以造成相關公眾誤解”這一核心要件。結合“非遺工坊”的成立時間、張繡娘弘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目的，上述宣傳文字并不足以造成公眾誤解，故法院依法判決不構成不正當競爭。

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五條第一款規定：“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尊重其形式和內涵。”該條充分考慮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歷史貢獻者對傳承發揚非遺的重要地位。因而，張繡娘“非遺工坊”上的文字說明雖不構成不正當競爭，但確實存在不當之處，應當予以修改，以實現非遺技藝與現代社會的融合發展。

該案裁判詮釋了如何在非遺保護和群眾利益中找到司法衡平的最大公約數。這其中，既有著對傳統文化產業市場公平競爭秩序的保護，也有著對非物質文化遺產創新主體權益的保護。這將激勵更多的傳承人對非遺開展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在堅守與突破間，織就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錦繡長卷。

“真正的非遺保護不是冰冷的裁判，而是智慧的平衡——既讓傳統技藝的根脈深扎，又讓創新發展的枝葉舒展。”承辦團隊總結道。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守正與創新之治

復旦大學法學院教授 呂炳斌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不正當競爭糾紛，本質上是歷史貢獻者與創新發展者圍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市場競爭利益產生的沖突與博弈。一方面是歷史貢獻者為保護與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作出的長期投入，另一方面是創新發展者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創造性轉化與弘揚，兩項利益各具保護訴求，形成內在張力。常熟法院準確把握這一核心問題，通過嚴格的法律要件審查與深刻的文化價值洞察，實現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與“傳承”、“守正”與“創新”的法治協調。

法院對虛假宣傳的三項構成要件進行了嚴格適用，通過系統考察被告“非遺工坊”資質、被告注冊商標、“常熟花邊”歷史記載、展示目的等關鍵事實，認定被告在案涉網店及“非遺工坊”內的宣傳行為尚不足以引發消費者的混淆與誤認，因此不構成虛假宣傳行為。同時，法院并未止步于法律要件的形式審查，而是更進一步關切商業傳播真實性與文化表述準確性，對被告有關商品信息的非準確描述、“常熟花邊”歷史的介紹偏差予以司法指正，責令其優化宣傳表述與展陳方式。

常熟法院的這一裁判，超越了簡單的個案侵權與否的認定，而是承擔起保護與發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治理功能。法院既認可歷史貢獻者基于過往投入形成的合法權益與商譽積累，要求被告尊重原告的勞動與智慧，避免原告的文化貢獻在市場化進程中被不當淡化與邊緣化；也明確創新發展者在誠實信用基礎上有合理行為空間，通過認可“非遺工坊”及衍生開發行為的合法性與積極性，保障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創新傳承中延續生命力。

數字時代，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型技術必然深刻重塑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演進方式。《中華人民共和國非物質文化遺產法》第四條指出，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應當注重其真實性、整體性和傳承性，有利于增強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有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有利于促進社會和諧和可持續發展。

本案裁判正是以上法律精神在新時代的深刻體現：一方面，要求創新發展者有效傳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核心技藝，尊重文化內涵，是“真實性”與“整體性”的表現；另一方面，要求歷史貢獻者對他人合理使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活動予以充分支持與肯定，是“傳承性”的堅守。整體上，本案將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文化保護”的單一維度提升至“文化創新”的新高度。在此，傳統與現代、保護與發展、守正與創新實現精妙平衡，共同形成非物質文化遺產在新時代的可持續發展生態，促使非遺技藝在數字文明中煥發新的創造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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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員：朱嘉誠，陳儀茜，呂炳斌

供稿 | 研究室

編輯 | 陳夏芝

排版 | 戴曉潔

審核 | 周 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