隕落的帥才：英年早逝的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

紅五軍團軍團長董振堂英年早逝，每每想起都不禁讓我扼腕嘆息。

1962年，葉劍英元帥在這一年的八一建軍節(jié)來臨之際，在《人民日報》上發(fā)表了題為《建軍紀念日懷戰(zhàn)烈》的組詩，其中單有一首七言絕句懷念昔日的戰(zhàn)友——紅五軍團的軍團長董振堂將軍，全詩如下：

英雄戰(zhàn)死錯路上，令我獨懷董振堂。

懸眼城樓驚世換，高臺為你著榮光。

如果董振堂將軍沒有“英雄戰(zhàn)死錯路上”，以他的軍事指揮才能和對黨的赤膽忠心，一定會被委以重任。

事實上也的確如此，當董振堂率領所部紅五軍團還在河西走廊和兇殘的馬家軍浴血奮戰(zhàn)的時候，1936年12月，他已經(jīng)在缺席的狀況下，當選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員。這可是一份含金量極高的名單，除了毛澤東、周恩來之外，未來的共和國元帥和大將幾乎都出現(xiàn)在這份名單之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軍委主席團來電，轉達中華蘇維埃政府關于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擴大組織的命令：“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項英、林彪、王稼祥、徐向前、陳昌浩、劉伯承、關向應、葉劍英、陳毅、蕭克、董振堂、徐海東、聶榮臻、郭洪濤、張云逸、王維舟等二十三同志為委員，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等七同志組織主席團，以毛澤東為中革軍委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朱德為中國工農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總政委。”（《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zhàn)史》解放軍出版社 1989年10月第1版 第387頁）

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假以時日這位出身馮玉祥西北軍的北方籍的身份，在抗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乃至解放戰(zhàn)爭的戰(zhàn)場，一定會讓他有機會大展拳腳，為中國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業(yè)再立新功。

1931年12月，當時身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六路軍旅長的董振堂，放棄了國民黨方面的高官厚祿，榮華富貴，毅然決然地和趙博生、季振同發(fā)動了著名的寧都起義，率部1.7萬余人加入紅軍，這在當時無疑壯大了中央紅軍的隊伍，擴大了中央紅軍的力量。

寧都起義的部隊隨即改編為紅五軍團，和林彪的紅一軍團、彭德懷的紅三軍團同屬紅一方面軍的戰(zhàn)斗序列。不久，趙博生在反“圍剿”戰(zhàn)斗中不幸犧牲后，董振堂即升任紅五軍團軍團長。

董振堂治軍有方，先后率部參加了贛州戰(zhàn)役、漳州戰(zhàn)役和南雄水口戰(zhàn)役。

1932 年春天，紅五軍團奉命攻打贛州。贛州地勢險要，城池堅固，守敵三千，兵力雄厚。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攻城多日拿不下，撤不出，腹背受敵，情勢危急。董振堂指揮紅五軍團開上去，阻擊了敵人援兵王牌十一師，掩護三軍團撤出陣地，并親自率領十三軍之一部，手持馬刀，赤膊上陣，打得敵人陳尸遍野，狼狽逃竄，紅五軍團首立戰(zhàn)功。

1932 年 4 月，董振堂率紅五軍團參加了漳州戰(zhàn)役，首先攻克龍巖，殲敵兩個團，繼而乘勝追擊，消滅敵人逃兵大部，俘敵旅長一名、士兵數(shù)千人，最終一鼓作氣攻克漳州，繳獲飛機兩架和一家兵工廠全套設備。

1932 年 7 月，紅軍戰(zhàn)史上著名的南雄水口戰(zhàn)役打響了。董振堂一聲令下，紅五軍團五千名戰(zhàn)士分作四路，向敵人沖殺過去。董振堂還帶著警衛(wèi)員親臨前線督戰(zhàn)，紅五軍團指戰(zhàn)員斗志昂揚，經(jīng)過三天激戰(zhàn)，大獲全勝，從此威震敵膽。

在長征中董振堂率紅五軍團負責斷后。湘江戰(zhàn)役中，紅五軍團在蔣家?guī)X、永安關、雷口關等地，浴血奮戰(zhàn)數(shù)晝夜，阻擊了十幾倍于己的追敵，掩護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主力安全渡過湘江。

紅五軍團為此付出重大代價，由 1 萬余人銳減到不足 5000 人。雖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是出色地完成了掩護任務，為紅五軍團贏得了鐵流后衛(wèi)的美譽。

最為可惜可嘆的是，當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懋功會師之后的草地分兵時，紅五軍團臨時劃歸張國燾的左路軍序列，被迫被裹挾著南下，后來又編為西路軍的紅五軍出征河西走廊，試圖打通國際交通線，最后兵敗甘肅高臺，董振堂軍長和政治部主任楊克明、十三師師長葉崇本、參謀長劉培基以下三千余人，大部壯烈犧牲，永遠長眠在了白雪皚皚的祁連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