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世友曾直言:“在黨內,除了毛澤東,誰也不是張國燾的對手。” 這句評價并非空穴來風,而是源于張國燾在革命歷程中展現的突出能力與強硬手腕。
作為中共一大代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他曾在建黨、工人運動、根據地建設中留下深刻印記,卻最終因野心膨脹走上分裂道路。張國燾的“厲害”,是一把雙刃劍,既成就了他的早期聲望,也注定了他的歷史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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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張國燾出生于江西萍鄉官紳世家,優渥的家境讓他得以接受良好教育。1916年,19歲的他考入北京大學理科預科,彼時的北大正值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理念滋養了各類新思潮。
張國燾迅速被《新青年》傳播的進步思想吸引,主動投身新舊思想論戰,成為校園里的激進分子。這段北大歲月,不僅錘煉了他的思辨能力,更讓他學會了組織動員的技巧,為日后的政治活動埋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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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張國燾迎來了人生第一個高光時刻。作為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他將上千名學生組織成講演團,奔走于京城街頭、車站,聲援上海工人運動,揭露北洋政府的賣國行徑。
在這場席卷全國的愛國運動中,他始終沖在前列,成為第一批被捕的學生領袖。出獄時,北大師生夾道歡迎,將他奉為“英雄”,這段經歷讓他初步展現了卓越的組織才能與號召力,也滋生了他好強爭勝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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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李大釗的引導下,張國燾加入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負責組織與交際工作。次年,他作為北京支部代表出席中共一大,并被推舉為主持會議的主席,會后當選中央局組織主任,成為建黨元勛之一。
此時的他年僅24歲,卻已身居黨內核心崗位,負責領導全國工人運動。他牽頭創辦勞動組合書記部,主導長辛店工人補習學校的建立,甚至捐出家中寄來的300元生活費作為辦學經費,這套“以教育發動工人”的模式成效顯著,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等運動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1931年初,從蘇聯回國的張國燾赴鄂豫皖革命根據地,擔任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主席,成為根據地絕對核心。他展現出極強的組織整合能力,將分散的紅軍游擊隊整組為紅四方面軍,破格提拔徐向前為總指揮,迅速提升部隊戰斗力。在他的主導下,紅四方面軍先后取得多次反“圍剿”勝利,根據地不斷擴大。
1932年10月撤出鄂豫皖后,他率部進入川北,創建川陜革命根據地,短短一年多時間,根據地面積擴展至4.2萬余平方公里,人口達五百萬,紅軍由入川時的1.4萬人發展到8萬余人,成為當時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第二大蘇區,毛澤東曾高度評價其戰略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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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的“厲害”更體現在其強硬手腕上。在鄂豫皖和川陜根據地,他推行“左”傾冒險主義方針,通過大規模“肅反”運動清除異己,僅紅四軍就有兩千五百余名指戰員在“肅反”中遇害,刑訊逼供成為常態。
這種高壓統治雖鞏固了他的絕對權威,卻也埋下了隱患。紅四方面軍的老戰士回憶,張國燾的戰前動員極具感染力,能讓將士熱血沸騰,但他的多疑與殘酷也讓人心生畏懼。對許世友等能征善戰的將領,他則采取籠絡手段,特許其帶兵時隨身備酒,展現出恩威并施的政治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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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張國燾的野心達到頂峰。自恃兵強馬壯的他,公然反對中央北上建立川陜甘根據地的戰略方針,以“統一指揮”為由向中央要權,要求由他擔任軍委主席。在兩河口會議、沙窩會議等多次會議上,他反復糾纏組織問題,拖延北上進程,最終竟于1935年10月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公開走上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這場分裂行徑給革命造成嚴重損失,南下紅軍在國民黨軍圍攻下損失過半,被迫于1936年6月取消另立的“中央”。
張國燾的強硬與權謀,在黨內確實鮮有匹敵。他精通英語、熟悉俄語,曾作為中共代表面見列寧,留學蘇聯的經歷讓他在共產國際擁有一定影響力;組織工人運動時,他能精準把握群眾訴求;建設根據地時,他能快速整合資源擴張實力。
但這種“厲害”始終裹挾著強烈的個人野心,正如中共一大期間部分代表所察覺的,他“跋扈且有權力欲”,容不得反對意見。1924年他被捕后,曾在供詞中出賣李大釗等同志;1927年南昌起義前夕,他試圖曲解中央意圖阻止起義,都顯露出其投機與搖擺的本性。
1937年3月,中央在延安召開會議批判張國燾的分裂主義錯誤,但仍給予他改過自新的機會,任命其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然而,他并未真心悔改,1938年4月,趁祭黃帝陵之機叛逃至國民黨陣營,隨后被中共中央開除黨籍。投靠國民黨后,他淪為特務,從事反共宣傳,卻始終未獲重用。
1949年后,他輾轉臺灣、香港,最終于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寒冬,82歲的張國燾在養老院中因毯子掉落無人照料,凍死于病榻之上,結局凄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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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國燾的一生,是能力與野心交織的一生。他的“厲害”毋庸置疑:作為建黨元勛,他參與搭建黨的早期框架;作為根據地領導者,他締造了強大的紅四方面軍;作為組織者,他曾掀起工人運動的浪潮。但這種“厲害”缺乏正確的信仰支撐,最終淪為個人爭權奪利的工具。
許世友的評價,既點出了他的能力出眾,也暗含著對其走向歧途的惋惜。歷史最終證明,真正的強大從來不是權謀與強硬,而是對信仰的堅守與對大局的敬畏,這或許正是張國燾永遠無法企及毛澤東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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