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釋放的11個重要新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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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聞通稿一共22段：

第1-2段是會議議程概要，第3段是對過去一年成績的總結，第4段是在經驗得失基礎上歸納出方法論，第5段是對當前形勢的判斷，第6段是論述明年經濟工作的總方針，第7段是論述明年宏觀調控的政策思路，第8-16段是分八個板塊逐一闡述明年各財經領域的重點任務，第17-18段是談工作要求和機制保障，第19段是指示近期工作要點，第20段是動員號召，第21-22段是會議議程補充。

接下來，野望谷主要跟朋友們談談會議通稿主體部分（第3-18段）中所蘊含的11個重大新提法、新論斷、新信號，這也是我們打開明年財經政策路線圖的密碼簿。

在上篇文章中，野望谷已就“更好統籌國內經濟工作和國際經貿斗爭”、“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調節力度”、“繼續實施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八個“堅持”（及其項下的“內需主導”、“城鄉融合和區域聯動”、“積極穩妥化解重點領域風險”）作了詳細剖析。重復的內容不再展開，對此朋友們可以點擊《》查看。

至于與本次會議相關的其他內容，野望谷將在私域中同朋友們分享，具體查看路徑參見文末~

【一】“五個必須”論

通過對比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通稿，我們能夠很明顯地感受出高層對困難、復雜、嚴峻的形勢判斷更少了，需要提振信心、企穩回升的壓力減輕了，取而代之的是“我國經濟頂壓前行、向新向優發展”這類帶有肯定、積極意味的表述。

畢竟，今年前三個季度的GDP增速依次是5.4%、5.2%、4.8%，即便第四季度GDP增速只有4.6%，全年能夠實現5%的GDP增長目標也問題不大，這也正是會議預判“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將順利完成”的信心基礎。

但是，在2025年推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真正扛起來的只有外貿：

今年前11個月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達到1.076萬億美元，這是歷史上該數據首次突破年度1萬億美元大關；

與此同時，投資和消費的表現卻是差強人意：

投資方面，今年前10個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完成40.89萬億元，同比下降1.7%，其中民間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4.5%；

消費方面，今年前11個月中有6個月都出現了單月CPI同比負增長的現象，前11個月平均CPI較上年同期持平，然而今年年初《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目標卻是“居民消費價格漲幅2%左右”。

這次會議通稿中出現的“我國經濟發展中老問題、新挑戰仍然不少”、“國內供強需弱矛盾突出”等新提法，針對的主要就是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前進不同步、不協調的問題。

所以，高層就把解決應對的經驗心得從去年的“我們不斷深化對經濟工作的規律性認識”、即“五個統籌”，進化到了今年的“我們對做好新形勢下經濟工作又有了新的認識和體會”、即“五個必須”——

“必須充分挖掘經濟潛能，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并舉，必須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必須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必須以苦練內功來應對外部挑戰”。

所謂“必須充分挖掘經濟潛能”，就是說我們的經濟潛力并沒有完全被激發出來，當前5%的GDP增速其實是低于潛在增速的，像是上面講的內需的潛力、投資的潛力就沒有被發揮出來。要想到2035年使人均GDP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還有很多文章可以做、還有很多增長點可以挖潛。

所謂“必須堅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創新并舉”，就是說短期舉措和長期舉措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政策支持”指的就是減稅降費、放水搞刺激這些“休養生息型措施”、“對沖型措施”，對應逆周期調節；“改革創新”指的就是供給側改革、新質生產力這些“動能轉換型措施”、“健康矯正型措施”，對應跨周期調節。

所謂“必須做到既“放得活”又“管得好””，就是說市場的無形之手與政府的有形之手均不可偏廢。放在當下的語境來看，這句話更側重強調“有為政府”的作用、強調“管得住”的秩序；也就是說，不能因為“有效市場”而忽視“有為政府”，不能為了“放得活”就放棄“管得住”，實踐證明，政府能“管得住”也能“管得好”。

所謂“必須堅持投資于物和投資于人緊密結合”，就是說我們需要轉變經濟增長的引擎，尤其是投資的引擎。傳統上對基建、交通、能源、地產、工業的投資就屬于“投資于物”，而未來對教育、生育、科研、技能、醫療、養老的投資就屬于“投資于人”，物質是資本，人力更是資本。

所謂“必須以苦練內功來應對外部挑戰”，就是說我們面對“國際環境日趨復雜”、“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的應對之策，是主動斗爭、主動進攻、以攻為守，而不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所以盡管出口對2025年的經濟增長居功至偉，但是高層定下的戰略立足點卻是“內需主導”。

這“五個必須”，就是指引2026年度財經工作的總方法論。

【二】“嚴肅財經紀律”論

通過對比去年的會議通稿，我們會發現在談到2026年的財政政策時，有關支出強度、增發國債、加力擴圍、支持“兩重兩新”的“規模目標”論述明顯變少了，但有關加強管理、規范結構、優化政策、嚴肅紀律的“質量目標”論述卻明顯變多了。

這就是說，盡管財政政策“更加積極”的基調沒有變，明年還會繼續“保持必要的財政赤字、債務總規模和支出總量”，4%的財政赤字率大概率將會維持，但是明年財政政策的主題儼然已經轉變為了優化提質、而不再是總量擴張。

這也印證了野望谷在上篇文章中作出的“對“提質”的要求重新回歸”、“存量為主、增量為輔，先把存量的政策工具用好用足，至于新增的政策工具則不需要急著掏出來”的判斷，同時也與本次會議通稿中新提出的“在質的有效提升上取得更大突破”的要求一脈相承。

具體來看，會議提出了這么幾點要求：

一是“規范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政策”。

這條是為了規范地方政府行為的，是對此前反內卷政策的再重申再強調。

各級地方政府為了滿足本地經濟發展訴求而采取的不當稅收優惠、財政補貼、招商引資等政策，依舊會被定性為“地方保護”、“自我小循環”、“區域壁壘”、“市場分割”、“低層次重復建設和過度同質競爭”、“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頑瘴痼疾”、“亂象”，性質上屬于“嚴重干擾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統統是要被“下決心清除”的對象。

本著財權與事權相統一的原則，既然地方政府的財權被削弱了，那么地方政府的事權也會相應上收中央，這也是去年三中全會《決定》就定下的思路——“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

另外，前面說的“五個必須”相比于去年說的“五個統籌”，唯一沒變的一條就是堅持“既“放得活”又“管得住”（今年改為了“管得好”）”。但“管得住”（“管得好”）是針對中央來說的，地方政府同樣是屬于中央要“管得住”（“管得好”）的對象。

未來，通過各地競相比拼建政策洼地、稅收洼地的“諸侯經濟”模式將難以再現，中央統籌管理全國財經事務的“全能型色彩”將進一步加強。

另外，既然稅收優惠、財政補貼都屬于要被規范的對象了，那么稅收征管的科學性和嚴肅性也一定會被加強。像是今年以來實施的征繳個人境外投資收益所得稅、完善互聯網平臺稅務數據報送等做法，在未來都會成為一種常態。

二是“重視解決地方財政困難”。

注意，“重視解決地方財政困難”這句話的隱含主語是中央、而不是地方。這也就是說，盡管地方政府依然需要扛起“主動化債，不得違規新增隱性債務”的主體責任，但是中央會對地方財政提供兜底，中央財政向地方財政轉移支付的強度會有所增強。

比如，會議通稿提到“健全地方稅體系”，意思就是在中央與地方共享稅種中讓地方財政多分享一些，增強地方自主財力。這正是呼應了去年三中全會《決定》里提出的“推進消費稅征收環節后移并穩步下劃地方，完善增值稅留抵退稅政策和抵扣鏈條，優化共享稅分享比例”。

比如，會議通稿提到“優化債務重組和置換辦法，多措并舉化解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經營性債務風險”，這里說的“多措并舉”意思就是解決地方財政困難并不只是靠財政這單一一個部門的工作，包括金融在內的其他部門也都要參與進來、提供助力。像是通稿中提出的“繼續發揮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作用”，就可以承擔一部分地方政府專項債的壓力。

三是“嚴肅財經紀律，堅持黨政機關過緊日子”。

某種程度上來說，“嚴肅財經紀律”、“過緊日子”已經超出了財政政策的范疇，它是“八項規定”要求在財政領域的具體體現，財政不過是一個執行部門而已。由此可見，盡管“八項規定”精神學習教育活動暫告一段落了，但是與之相關的各種紀律要求、作風要求并不會放松。

【三】“物價合理回升”論

與財政政策從“規模目標”轉向“質量目標”的情況一樣，2026年的貨幣政策同樣是從“數量目標”轉向了“價格目標”。

雖然明年貨幣政策的基調依然是“適度寬松”，但是像去年那種直言追求總量、適時降準降息的表述都消失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靈活高效”、“暢通傳導機制”這類更側重政策延續和執行的措辭。

對此，本次會議通稿中有兩處新表述是需要我們格外留意的：

第一處是“把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物價合理回升作為貨幣政策的重要考量”，這里的關鍵詞是“物價合理回升”。

此前野望谷在《》一文中說過：從2025年起，“CPI這個指標的“使命”發生了重大變化”，“從過去的“劃定上限閾值”變為了今后的“設定增長目標””，在高層看來，“通縮的情況必須要改變，過去連續兩年CPI實際增幅只有0.2%的狀況必須要扭轉”。

然而如前所述，事實情況并不盡如人意，今年CPI的表現依舊低迷。盡管到了年終這一兩個月，隨著整治“反內卷”要求的提出， CPI終于出現了抬頭的征兆，但是指望全年CPI平均水平能夠好于此前兩年基本是不太現實了。

所以本次會議才會一反常態提出了“促進物價合理回升”的新目標，這是一個十分重大的理論突破。

要知道，“保持物價穩定”才是貨幣政策原本著眼的四個基本目標之一。前兩年能夠將“保持物價穩定”目標修改為“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就已經是個不小的突破了，但尚有一種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覺；而這次則將“價格總水平預期目標”進一步申明為了“促進物價合理回升”，這就意味著高層要遏制通縮的決心不再藏著掖著，CPI必須有所上漲的任務變得更加緊迫了。

縱觀整個2025年，盡管GDP增長數據還算不錯，但居民高儲蓄、低投資、低消費的狀況仍未能得到真正扭轉。2026年，推動物價溫和上漲、避免中國經濟陷入低欲望循環的貨幣政策取向已經呼之欲出。

第二處是“靈活高效運用降準降息等多種政策工具”，這里的關鍵詞是“靈活高效”。

回顧過去這一年，雖然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目標是在去年底的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業已確定了的，但全年看下來央行的貨幣政策操作卻十分謹慎，累計只發生了10BP的降息和50BP的降準，這跟人們想象中的貨幣寬松景象十分違和。

當然了，這背后固然有年初國債市場收益率異常波動，銀行凈息差收窄、利潤承壓，美聯儲降息步伐不及預期，上半年經濟增長目標完成不錯等一系列原因所致；但不可否認的是，寬松貨幣政策在實施過程中的保守表現或多或少還是掣肘了經濟增長的效果，尤其是CPI目標的達成。

對此，金融監管部門的心態是頗為糾結的，否則也不會一邊勒令叫停某些商業銀行手工補息的做法，將其定性為“違規內卷”；另一邊又對盈利下滑的金融機構護犢子，公開表示應讓金融機構“保持合理的盈利空間”。

面對困局，央行等金融監管部門祭出的辦法就是“靈活高效”，也就是不再拘泥于傳統的以降準降息為代表的總量型貨幣寬松舉措，而是改為采取以定向的、“靈活高效”的結構型貨幣寬松舉措。

對此，央行在2025年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專門有一篇文章叫《科學看待金融總量指標》，文中有這么幾句話——

“隨著基數變大，未來金融總量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與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是一致的”，“社會融資規模、貨幣供應量增長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的同時，貸款增速略低一些也是合理的”，“逐步淡化對數量目標的關注”，這其實就是為貨幣政策從總量型目標轉向結構型目標進行提前鋪墊。

當然了不管怎么說，貨幣政策的寬松基調并沒有變，美聯儲新一輪降息周期正在打開，明年出口還能形成多大拉動效應尚不好說，內需主導戰略已經正式確立，這些都決定了降準降息一定是明年的主題，存款利息、貸款利率、理財產品收益都一定會繼續往下走。

此外，本次會議對明年人民幣匯率的表述依然是“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這個說法雖然較過去幾年一直沒變，但是放在當前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的背景下看，就仿佛帶有一種要對抗人民幣過快升值預期的意味。

【四】“居民增收計劃”論

過去一兩年來，國家為了做實“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為了能真正發揮內需的引領作用，在促消費這件事兒上想了不少招數，比如“兩新”補貼、外國人入境消費、首發經濟、銀發經濟、服務消費、消費貸款貼息等等。可最終的結果距離預期卻仍有不小差距。

尤其是聲勢最為浩大的“兩新”，野望谷曾在《》一文中說過：

“指定商品、指定領域的消費品以舊換新，本質上還是在促生產、促投資，而不是真的在促消費”，這背后反映出的問題就是我們依然是被“生產主導型”思維牢牢控制著，至于“消費主導型”思維則始終沒有建立起來。

因此，以“兩新”補貼來促動消費更像是一種隔靴搔癢之舉，與其說是促消費、不如說是促生產。

但這次則不同了，會議通稿首次提出了“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的說法，這種將居民增收提上高層決策議程的情況在過去并不多見，能夠正面提出“居民增收”這個說法本身就相當了不起。

而若真的能夠實現居民增收的話，那才是從根源上破解人們能消費、敢消費的問題，促消費、擴內需的戰略愿景才真正能有達成的希望。

那么，國家究竟會如何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呢？有的人還是寄希望于房地產的企穩回升，但野望谷認為這完全不可能，我們不能再對房地產刺激政策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

野望谷認為，未來促進居民增收大概率還是會從資本市場投資、民生福利補貼、養老金等方面入手，同時輔之以寬松貨幣政策、科技創新驅動、經濟增長所帶來的長線效用。

另外，這次會議通稿還提出了“優化“兩新”政策實施”。

所謂“優化”，言下之意就是明年“兩新”補貼政策雖然還會持續，但是大方向已不再是加量、擴圍，而是改為規模上的適度控制、結構和方向上的必要調整、以及允許各省市根據自身情況靈活拿捏。

對“兩新”政策的“優化”，與前述財政政策的轉向、“兩新”補貼效應衰減的趨勢也是相吻合的。比如從2026年開始，購買新能源汽車的購置稅將不再是全免、而是改為減半征收，就是一個鮮明的信號。

【五】“投資止跌回穩”論

與促消費時面臨的過程變數太多、傳導路徑不清晰、效用結果難評測不同，投資的過程和結果往往都是立竿見影的，只要想拉就能拉起來。

從歷史經驗來看，只要國家想“穩投資”，那么還很少會出現“穩不住”的情況；相反，“投資過熱”才是國家經常需要防范和調控的現象。正是因為“穩投資”相對容易，所以它才被從過去“六穩”到現在“四穩”的變化中被拿掉了。

2025年固定資產投資之所以表現一般，一方面是有房地產行情不再、PPI價格不振等長期深層次因素，一方面也是有整治反內卷、國家沒有刻意強調和布局項目投資等短期階段性因素。

也就是說，即便拋開一些長期深層次因素不論，只要國家在短期階段性政策上做出一些調整，那么想要復蘇政府投資規模、進而恢復民間投資熱情也是不難辦到的。

這次會議通稿中旗幟鮮明地提出“推動投資止跌回穩，適當增加中央預算內投資規模”、“有效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相關表述比過去兩年要更加激進，這就確定無疑表現出了高層希望讓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迅速回正的決心。

前不久，有高層在調研山東期間指出：“優化提升傳統產業、培育壯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都是發展新質生產力”，這就是擴大了新質生產力的內涵范疇；“無論是應對短期經濟波動，還是促進長期發展，都需要保持投資合理增長、提高投資效益”，這就釋放了要重新啟動投資、以投資來熨平經濟波動和帶動經濟增長的信號。

聯想起今年新上馬的雅江下游水電站、川藏鐵路等一批國家級重大工程項目，以及本次會議通稿中提出的“擴大綠電應用”、“加緊補齊北方地區防洪排澇抗災基礎設施短板”，我們可以想見，新一輪大投資的號角已然被吹響。

【六】“投資于人”論

能源基建交通工程終究還是“投資于物”，而本次會議通稿相較于以往年度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新增了“投資于人”的要求，并且將這個命題納入了總方法論層面的“五個必須”中。

用通俗的話來說，“投資于人”就是要讓財政資金更多使用在民生福利領域，尤其是帶有成長性（區別于消耗性）的民生福利領域，比如婚姻生育、青少年教育、職業技能培訓。“投資于物”看中的是“物”的資本增值屬性，“投資于人”同樣看中的是“人”的資本增值屬性。

那么“投資于人”具體包括哪些方面呢？答案就藏在2026年度重點任務“八個堅持”中的第七點——“堅持民生為大”這一段話中，其中值得關注的主要有三點：

第一點新提法是“鼓勵支持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參加職工保險”。

野望谷在《》一文中講過，今年最高院對企業給勞動者繳納社保做出“強制要求”的司法解釋，與年初座談會上提出的富而思源富而思進、先富帶動后富這些要求的精神內核是一致的，畢竟主要承擔社保繳付義務的是企業主、而不是勞動者。

要求靈活就業人員、快遞小哥、外賣騎手、滴滴司機足額繳納社保，這么做的意義已然超出了經濟議題本身。本次會議通稿中提出“推動平臺企業和平臺內經營者、勞動者共贏發展”，其實也是針對這個問題的再強調。

同時，人口老齡化、養老金提高、新生兒減少都對養老金池子的可持續性造成了很大壓力，而現今靈活就業人員、新就業形態人員的總數又已經達到2-3億人，所以這塊社保費的巨大蛋糕不可能被忽視。

第二點新提法是“推進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增加普通高中學位供給和優質高校本科招生”。

很多人會把這句話的意思解讀成普通高中和優質高校要擴招了，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這句話的重心其實在前半句——“推進教育資源布局結構調整”，具體來看：

對于普通高中來說，目前的結構性問題是普通高中學位過于向大中城市集中。然而不論是今年召開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還是本次會議，都明確指出接下來城鄉發展的重點方向是中小城市、縣城、小城鎮、鄉村，要大力發展“縣域經濟”。

既然人口要從大中城市向中小城市、縣城、小城鎮、鄉村分流，那么教育資源自然也要跟著走，可當前的事實卻是中小城市、縣城、小城鎮、鄉村的高中教育資源普遍薄弱。要明白，國家并不希望看到再有人口因為子女教育的需要，而從中小城市、縣城、小城鎮、鄉村分流遷居到大中城市的“中考分流”現象。

因此，所謂“增加普通高中學位供給”，真正想表達的是要將普通高中學位更多向中小城市、縣城、小城鎮、鄉村傾斜，這跟今年教育部推出的“縣域普通高中振興行動計劃”的精神是一致的。

對于高校來說，目前的結構性問題是學科結構尚不能滿足國家戰略發展的需要。什么是國家戰略發展急需的高校學科呢？自然就是人工智能、集成電路、生物醫藥這些瞄準新質生產力方向的理工學科。

因此，所謂“增加優質高校本科招生”，真正想表達的是要讓優質重點高校更多承擔起建設國家戰略發展急需的理工學科的重任，并為這些學科招收更多學子。

第三點新提法是“優化藥品集中采購，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

過去醫保藥品集采的確大幅降低了藥品價格、減輕了群眾“看病貴”的問題，但這也不可避免地引發了兩個消極后果：一是藥企為了保證利潤空間，被迫采取以犧牲藥品質量為代價而壓縮生產成本的辦法；二是藥企沒有了超額利潤，也就沒有能力和意愿去做創新藥研發了。

所以自今年以來，醫保藥品集采的思路就已經從過去的“唯低價導向”轉向了現在的“質量與價格并重”，整治反內卷的要求在醫保藥品集采領域同樣是適用的。所謂“優化藥品集中采購”，言下之意就是要將反內卷的做法延續下去，不能“唯低價導向”，這也是近幾個月醫藥股重新崛起的底層邏輯之一。

而所謂“深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大約就是奔著群眾反響強烈的醫保賬戶由各個地方劃片管理、各自為政，從而滋生了醫保賬戶難以跨省市使用、無法給家人使用等一系列問題，未來這些堵點都會被逐步打通。

【七】“積極婚育觀”論

在講到民生問題、也就是“投資于人”時，會議通稿中還有一句新提法值得關注，那就是“倡導積極婚育觀，努力穩定新出生人口規模”。

野望谷之所以要把“倡導積極婚育觀”單列出來，是因為“積極婚育觀”論的提出已經不再只是一個單純的民生問題了，而是關系到國家發展戰略和社會輿論宣傳的復雜課題。

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人口已經不再是國家的一項負擔、而是成了國家的一項資產，人力不再是國家的一種負債、而是國家的一種資本。“投資于人”，首當其沖的就是投資于嬰幼兒。

所以可以想見，從今年開始實施的生育補貼政策未來演變的方向一定是持續提高補貼金額、持續擴大覆蓋面、持續延展至嬰幼兒生育哺育教育各周期、持續延伸至育兒配套服務各方面。比如這兩天國家醫保局宣布“力爭2026年全國基本實現政策范圍內分娩個人“無自付””、也就是坊間熱議的“生娃不花錢”，就是一個明證。

同理，既然政策導向是明確鼓勵生育，那么一切違背鼓勵生育導向、或者有可能加劇生育內卷的傾向都是不會被允許的。

比如，以K12教育為代表的教培產業就很難得到政策的眷顧，因為它抬高了普通人家子女教育的成本、剝奪了普通人家子女公平接受教育的權利，進而就會導致年輕人、特別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輕人不敢結婚不敢生育。

再比如，一些違背積極婚育觀的聲音就要從輿論場上消失，因為這種言論或思潮可能給育齡人群帶來的負面影響難以評估。前段時間一些自媒體大V因為某些出格言論而從社交媒體平臺上莫名消失，背后就有這層因素的考慮。

同理，網絡輿論宣傳導向不只是局限于“積極婚育觀”，其他方面比如財經領域也是一樣的。

比如這次會議通稿中提出“要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輿論環境，加強政策宣傳解讀，充分激發社會正能量”，以及“健全預期管理機制，提振社會信心”，表達的都是這個意思。

【八】“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論

大約從2022年開始，科技創新開始上升為了國家的一項頂層戰略。

到了2025年，隨著deepseek、宇樹科技具身智能機器人等一批現象級AI產品的出現，圍繞前沿領域的科技創新算是取得了一些階段性亮點。今年下半年，資本市場上的寒武紀現象、摩爾線程現象又掀動了一輪科技股的小高潮。

在這個過程中，高層對于科技創新的政策考量和戰略設計的水準也是在水漲船高的。就本次會議來看，野望谷認為最值得關注的一個新提法就是“制定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發展方案”。

科技創新從0到1的突破，是圍繞應用技術的原研創新、突破關鍵技術“卡脖子”，這也是2022年之前主要發力的領域；

科技創新從1到10的突破，是圍繞產融結合、讓企業成為科技創新的主體，這也是過去幾年越來越重視和強調的觀點；

科技創新從10到100的突破，就是要向前延伸到人才教育、技能培訓、基礎科學夯實，向后延伸到商業應用場景、股權投資和配套產融服務、中試平臺、產業鏈生態，這也是本次會議通稿中傳遞出的新信號。

而在科技創新從10到100的突破過程中，人才教育是最為根本的，如果沒有一大批可以賦能國家戰略科技創新的人才隊伍、工程師、大國工匠，那么往后的科技創新、新質生產力都無從談起。這正是本次會議提出“一體推進教育科技人才”論的著眼點，同時與前述的“投資于人”論的內核精神也是彼此呼應的。

另外，本次會議通稿中還提出要“制定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方案”、“創新科技金融服務”，這些也都是值得關注的新提法。

“制定服務業擴能提質行動方案”的看點，在于將服務業納入了科技創新的范疇。這可以有兩層理解：

第一層理解，是重點指阿里、騰訊、滴滴、美團這類兼有科技和服務雙重色彩的互聯網平臺企業，畢竟平臺經濟已經被國家明確納入了新質生產力范疇，國家打算繼續通過這些身軀龐大的互聯網平臺企業來推動科技創新步伐，營造科技創新產業全生態；

第二層理解，是國家不僅要發展科技創新產業本身，而且要為這些科技創新產業提供配套的園區物業、餐飲酒旅、交通能源、信息通訊、商超文娛等純粹的服務業，這樣既可以滿足科技人才的衣食住行娛需求、使其心無旁騖，又可以圍繞這些科技創新公司衍生出一個龐大的生態產業圈、養活數以千萬計的服務業從業者。

至于“創新科技金融服務”，則點明了接下來金融機構業務的重心。金融業“五篇大文章”的定位沒有變，本次會議通稿中也指出了明年金融行業的工作重心是“引導金融機構加力支持擴大內需、科技創新、中小微企業等重點領域”。

【九】“跨行政區合作”論

本次會議通稿在談到區域協調時，有一句新提法尤為值得關注——“加強重點城市群協調聯動，深化跨行政區合作”，這里的關鍵詞是“跨行政區合作”。

野望谷曾在《》一文中說過：“經濟功能區與行政區長期并行的狀況不可持續，因此國家并不只是打算讓經濟功能區成為傳統行政區的有機補充、或者對傳統行政區發揮“鯰魚效應”，而是要逐步做大做實經濟功能區，進而有朝一日可讓經濟功能區“登堂入室”、完成對傳統行政區的“騰籠換鳥””。

今年發布的中央《關于推動城市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有一句話便是“深化經濟區與行政區適度分離改革”，前不久四中全會制定的《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有一句話便是“深化跨行政區合作”，本次會議通稿再次提出“深化跨行政區合作”，這些都準確無誤地表明了：

國家不僅不希望讓行政區劃成為經濟發展的藩籬和阻礙，而且還要適度弱化各地方在推動本地經濟發展方面的觸角功能；

財經事務帶有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全局性特點，因而財經事權的改革方向是要被上收、而不是被下放，這與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破除地方保護主義、整治反內卷的要求在邏輯上是一致的。

比如前不久重慶兩江新區與江北區、渝北區“合并”，南京江北新區與浦口區“合并”，還有這兩天湖南長株潭三市黨政一把手圍坐、謀劃“三城”變“一城”、打破行政區壁壘，都是這一政策精神在地方上的最新表現。

“深化跨行政區合作”的硬幣另一面就是“因地制宜”，也就是各地發展什么、不發展什么都要在國家的統一指揮棒下，找準自己在“全國一盤棋”中的準確位置、學會當好“棋子”，而不是要過于發揮主觀能動性、隨心所欲搞招商引資搞“諸侯經濟”。

比如這次會議結束后，各省負責人在談及心得體會時，上海市說的是“更好發揮龍頭帶動和示范引領作用”，山東省說的是“扛牢經濟大省挑大梁責任擔當”，山西省說的是“建設國家資源型經濟轉型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青海省說的是“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建設好三江源祁連山青海湖等國家公園”，這就是各地“因地制宜”、走差異化路線的最新體現。

為此，本次會議通稿中還特意強調了“要樹立和踐行正確政績觀”、“完善差異化考核評價體系”的體制機制保障措施。

這也就是說，地方官員過去那種“唯GDP論”、“唯經濟增長論”的政績觀不可取了。每個地方、每個省市在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版圖中的定位都是不一樣的，既然各地的職能定位本就有差異，那么對地方官員的考核評價體系也就會有差異。

過于踴躍的“自我加戲”是不會得到上級認同的，“對于脫離實際急躁冒進、層層加碼、亂鋪攤子的，要嚴肅問責”針對的就是這種現象。

同理推之，既然地方“諸侯經濟”模式要被摒棄了，那么行政區劃也就不需要再那么涇渭分明了。只要彼此之間地域相近、職能定位相近，那么行政區劃就不應該成為落實“全國一盤棋”的障礙，不僅跨行政區合作將成為一種常態，而且必要的行政區劃調整該來的也遲早會來。

【十】“收購存量商品房”論

本次會議對房地產的政策思路一如既往。還是那句話，房地產高增長時代已逝，未來房地產業發展的中心思路就是構建市場供應與政府保障雙輪驅動、住房銷售與住房租賃雙輪驅動的“房地產發展新模式”，我們不應對房地產刺激政策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和指望。

前幾天已陷入困境的萬科股票突然漲停，背后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人們對政府出手收購萬科的存量未售商品房的預期陡然上升。畢竟這次會議再次強調了“去庫存”，而去庫存的實現路徑就是“鼓勵收購存量商品房重點用于保障性住房”。考慮到萬科的資產普遍優質，那么萬科自然就會成為政府優先收儲的對象。

這種邏輯推理沒有問題，但有兩點不能忘記：

第一，政府收購存量商品房屬于既定政策，這談不上任何對房地產市場的刺激；

第二，政府對房地產出手的目的是保項目、保交房，而不是保房企，保項目、保交房跟百姓民生和社會穩定相關，而保房企就沒有這層意義。

另外，本次會議通稿還提出了“深化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這個說法在過去并不多見。

野望谷認為，這大概就是奔著群眾反響強烈的公積金繳存設計不合理、貸款額度低、貸款利息倒掛、收益回報太少、增加企業負擔、提取使用限制太多、地市之間各自為政無法互通使用等弊病去的，未來住房公積金制度的各種沉疴大概率會得到緩解。

【十一】“中小金融機構減量提質”論

相較往年，本次會議對金融行業的制度設計有一個新的重大變化，那就是將“深入推進中小金融機構減量提質”列入了2026年度重點任務“八大堅持”中的第三點——“堅持改革攻堅”段落中。

而“堅持改革攻堅”大約就對應中長周期的機制體制性改革措施，也就是“跨周期調節”。因此，將“深入推進中小金融機構減量提質”列入“堅持改革攻堅”的段落中，也就暗含了中小金融機構減量提質是一項事關改革發展大局、需要堅定不移久久為功的工作。

聯想起過去這一兩年來頻頻發生的券商合并重組、中小銀行被兼并收購的事件，例如國泰君安證券與海通證券合并、中金公司吸收合并東興證券和信達證券、國聯證券合并民生證券、西部證券合并國融證券、國信證券合并萬和證券、浙商證券合并國都證券，以及浦發銀行收購大連甘井子浦發村鎮銀行、廣州農商銀行吸收合并深圳坪山珠江村鎮銀行、中國工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收購重慶璧山工銀村鎮銀行等等，我們就能對“中小金融機構減量提質”擁有一種更加切膚的認識。

中小金融機構減量提質的背后，有三個政策大背景：

第一個大背景是“建設金融強國”，為此就要“培育一流投資銀行和投資機構”，組建在規模和身位上對內能夠與商業銀行相抗衡、對外能夠與國際頂級投行相抗衡的大型券商航母；

第二個大背景是“完善機構定位”，也就是“一盤棋”思路在金融領域的具體運用，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要錯位發展、專注主業、各司其職，搞差異化競爭、特色化經營，不得搞同質化內卷、不得追求規模化集團化全牌照化的擴張；

第三個大背景是“防范化解金融風險”，越是規模偏小的金融機構，其風險管理和內部控制的能力和機制就越弱，誘發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就越高，因此就屬于要率先被“化解”的對象。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完善機構定位，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做優做強，當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嚴格中小金融機構準入標準和監管要求，立足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強化政策性金融機構職能定位，發揮保險業的經濟減震器和社會穩定器功能”；

——也就是從這時起，中小金融機構兼并重組的調子就被定下來了。

前不久，中央金融辦常務副主任王江撰文表示：“持續優化金融機構體系，推動各類金融機構專注主業、完善治理、錯位發展”，“支持國有大型金融機構進一步當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主力軍和維護金融穩定的壓艙石，不斷做優做強”，“穩步有序推動中小金融機構兼并重組、減量提質，扎根當地開展特色化經營”，“推動政策性金融機構進一步聚焦服務國家戰略，主要做商業性金融機構干不了、干不好的業務”；

中央《十五五規劃建議》中也強調：“優化金融機構體系，推動各類金融機構專注主業、完善治理、錯位發展”；

——這些都說明，兼并重組、減量提質、回歸主業、差異化經營將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中小金融機構們面臨的首要課題。

最后，有關本次經濟工作會議的更多深度解讀、別樣觀察，我會在私域中與朋友們分享，感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下方鏈接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