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毛澤東看望恩師，塞給師母500元錢遭質問：你哪來那么多錢？

1919年12月18日，北京新下的雪剛沒過腳面，寒風裹著冰碴直往脖子里鉆。湖南學生代表團站在新華門外，領頭的毛澤東、楊樹達被北洋衛兵擋在門口。三小時僵持，冷氣被憤慨燒得發燙，這一天，兩人并肩的身影刻進彼此記憶。三十六年后，他們再見，情形卻截然不同。
1955年6月20日傍晚，長沙夏日悶熱。楊樹達已71歲，重度哮喘，坐在小院藤椅上喘得厲害。忽聽門口傳來熟悉腳步聲，隨行衛士還沒來得及通報，毛澤東已快步進院，一把握住老師的手。短暫寒暄后，毛澤東讓警衛去藥房，又從衣袋摸出厚厚一疊鈔票，悄悄塞到師母手里。

當時500元到底意味著什么？1955年普通工人月薪二三十元，縣城中學教師也不過五六十元，這筆錢抵得上一戶人家整整一年的開銷。師母還沒回過神，楊樹達已抬頭，眉心緊鎖：“潤之，你哪來這么多錢？”語氣里既擔憂又固執，他素來痛惡貪墨，寧可自己捱苦，也不愿學生染上不明財源。
隨行的周世釗看出誤會，趕忙說：“先生放心，主席所得皆為稿費，他日常開銷一概由組織核定。”毛澤東點頭補充：“我寫文章講的都是先生教的字句，這錢也當是對您教誨的報答。”楊樹達這才舒展眉頭，長出一口氣：“老了心眼卻沒少，倒是錯怪你。”一句調侃，把幾分尷尬化作笑聲，卻也勾起往事。

回到1913年，年輕的毛澤東初進湖南四師，國文課第一次聽楊樹達講《古文辭類纂》。他發現這位老師不僅熟讀經史，還能把甲骨小篆、英法德文串到一堂課里，山里來的學生一下被打開了眼界。課后，他常抱著一摞筆記本去請教，楊樹達見這學生眼里有火，也樂得傾囊相授。
1918年畢業，南昌起義還未發生，俄國十月革命卻已傳遍中國。毛澤東籌辦《湘江評論》，楊樹達悄悄拿自己省吃儉用攢下的兩塊大洋幫他付印。到了“驅張”運動，楊樹達更以學界代表身份隨行北上。在新華門外，大雪打濕了棉衣，楊樹達喘著粗氣對衛兵吼：“湖南快翻天了。”當夜他們住勸業場的破旅社，幾個人圍一盞煤油燈，從驅逐張敬堯一直談到救國方策。多年后想起，毛澤東依舊說：“那盞燈光最亮。”
1920年6月，張敬堯狼狽撤離長沙，“驅張”告捷。路線逐漸分叉：毛澤東奔赴上海籌建黨組織，楊樹達留在講臺潛心古文字。只是他始終關注紅軍消息，1935年紅軍到達陜北時，他寫下“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相贈。1949年夏，長沙即將易幟，楊樹達出面勸陳明仁、程潛起義，為和平解放湖南立下大功。短短四個月后，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宣布新中國成立，遠在湘江之濱的老師以省人大代表身份致電祝賀。

時間來到1954年，楊樹達病情加重，寄來新著并附信：“久未晤面，頗思一談。”毛澤東回信叮囑靜養，說待病勢緩和必邀北上。沒想到第二年自己率團赴湘，便成了這場探望。那500元不僅是稿費，也是久別重逢的一份心意。 毛澤東握著老師的手輕聲說：“學生無甚可報，聊供買藥。”楊樹達眼里濕潤，側身咳得更加劇烈。毛澤東端來痰盂，輕拍老師背部，師母想接過去，他卻擺手：“該做的。”
中秋前夕，兩人在北京再聚，中南海頤年堂燈火柔和。酒菜素雅，幾塊月餅，兩碟清炒，老同學李達、李富春作陪。席間談起新華門對峙，毛澤東問：“那時您怕不怕？”楊樹達哈哈大笑：“凍得直哆嗦，顧不上怕。”笑聲滾動，月色也柔。誰也沒想到，這成了師生最后一次長談。1956年2月14日，楊樹達病逝，享年72歲。靈柩送岳麓山時，長沙細雨濛濛，毛澤東致唁電：“樹達先生，文章千古事，天下一心人。”
關于稿費的事，楊樹達走后流傳更廣。1950年代末，毛澤東每年稿費約三萬余元，全部上交，由工作人員提存零用。他個人衣食住行維持在部長級標準以下，但幫助朋友卻毫不含糊。章士釗的故事最典型。1920年兩萬銀元舊賬，毛澤東硬說“債務”分十年償還，每年兩千。章士釗拒收，他就托章含之轉告：“我毛澤東欠賬必還。”十年后本金完畢，又開列“利息”，直到章士釗1973年去世才停。外界難以想象，一個掌握國家大權的人，會把沉甸甸的饋贈包得像極普通信封偷偷交給朋友。

同樣的情誼還落到更多普通人身上。駐中南海的門衛生病，他指著桌上書稿說“從這里領錢給他”；北京城南的老黃包車夫無力醫治肺病，他讓秘書送去三百元撫恤金。有人統計，僅1950—1965年，毛澤東個人稿費捐助就超過十萬元，若折算米價，大致相當于今天幾百萬元。
“身無半文，心憂天下。”楊樹達的評價，半個世紀后仍適用。師生的交往始于一堂國文課，經歷北上請愿、兵火紛飛，再到新中國成立。一個投身政治，手握乾坤；一個深耕學術，守護文化血脈。兩條道路在1955年那場探望里交匯，而那疊被質問來歷的500元，成為他們半生情義的見證，也映照出一種少有人知的樸素情懷——行于國是，心系師門，手中有稿費，心中有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