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年，毛主席當眾對他說：當年是我錯了，你是對的

1961年春季，廣州會議結束的時候。毛澤東突然拍了拍鄧子恢的手背，說道：“你在農村方面的問題比我懂得多”。這句話聽起來好像很輕松。但是在場的記錄員差一點把鋼筆都摔掉了。要知道六年前農業合作化處于高潮的時候，毛主席還曾批評鄧子恢是“小腳女人走路”。可是當與會人員傳閱新制定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時，發現草案當中吸收了鄧子恢提出的“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就連反對平均主義的具體條款里都有他調研的痕跡。

鄧子恢擁有底氣，是因為他借助雙腳跑出來的。1960年夏天，他帶著肝炎的身體跑了四個省份的農村地區。在河北的一個生產隊里，他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情：社員們給自留地施肥使用黃豆餅，而集體的田地只撒草木灰。隊長說出了實話：“自留地的收成歸自己所有，集體田不管打多少糧食都要繳納公糧”。這番話就像針一樣，刺破了“一大二公”的泡沫。之后他起草《農村人民公社內務條例》，專門寫上了“生產隊核算單位”，這成為了后來《農村六十條》的關鍵所在。

我認為毛主席認錯的關鍵之處在于那場“三瘦”檢討。在1961年5月的北京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看到各地餓死人的報告時，用湖南的土話嘆息道：“遭受了三年大的懲罰，土地貧瘠、人瘦弱、牲畜瘦弱！”這句話比任何檢討都更有力。當初批判鄧子恢保守的是他，現在承認有懲罰的也是他。他接著還說：“最近三年錯誤的責任，中央承擔一半，我承擔一半”。這樣自上而下地認賬，為政策的轉變鋪設了臺階。鄧子恢的堅持之中有著更為深刻的智慧。他的老家龍巖的農民攔住他哭訴：“公社食堂喝的稀粥能照見人影，還比不上單干的時候吃紅薯干”。

其他人也許會指責群眾是落后的，但是他卻把這樣的話語寫到了呈遞給中央的報告之中。在1961年4月的時候，他回到龍巖去開展調研活動，當看到集市上有人偷偷地用糧票去交換雞蛋的時候，當即就對地方的干部說：“與其去管制，倒不如放開，把集市開放了，農民才有生存的出路”。之后《六十條》當中寫入了“允許社員經營家庭副業”，這個源頭就是來自于這類實地的觀察。

歷史上的轉折并非是簡單地承認錯誤。毛澤東在夸贊鄧子恢的時候，還提到集體化的方向不可以動搖。他曾經對田家英說過，鄧老對農村的情況很了解，但是對于大局還是需要進行統籌。在1962年的北戴河會議上，鄧子恢說“包產到戶”是神奇的妙藥，毛澤東就因此而翻臉了。所以1961年的那種承認錯誤，更像是在集體化框架之內的技術性的糾正偏差。

值得提及一下鄧子恢的反應。在被當眾給予肯定之后，他反而變得更為謹慎了。廣州會議結束的那一天，他就帶領工作組進入了福建的山村，花費了三個月的時間去驗證《六十條》的實施效果。有一回在龍巖，看到農民終于能夠吃上干飯，他眼眶發紅地跟陪同的干部說道：“早就應該是這個樣子，我們虧欠農民實在是太多”。他如此小心翼翼，或許是由于他清楚地知道：領袖承認錯誤是一個機遇，同時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再重新回過頭來審視這場有名的“認錯”，實際上這里面存在著更為復雜的時代方面的邏輯。

1961年全黨全力開展調研工作。劉少奇提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這樣的說法。周恩來親自核算城市減糧的指標。當整個領導層都在進行反思的時候，毛澤東對鄧子恢表示認可，這成為了釋放轉變信號的一個契機。如同他之后所解釋的那樣：“鄧老制定了一個內務條例，做了一件有益的事情”。

這話從表面來看是在夸贊他人，實際上是在為政策的轉向營造氛圍。但是真正能夠推動歷史進程的，并不僅僅是一句“你是正確的”這樣簡單的話語。還有在背后眾多農民那餓癟的肚子，有鄧子恢鞋底所沾染的泥土，有安徽責任田里多產出的那三成糧食。鄧子恢在晚年病重的時候還不斷念叨著“包產到戶是沒有錯誤的”，他所堅守的或許不只是自己的主張，還有那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種精神相較于個人的對錯而言，更能夠經受得住時間的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