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耿飚向陳毅提出一請求，惹陳毅大發脾氣，周總理：希望你留下

1958年10月下旬的卡拉奇天氣悶熱，駐巴基斯坦使館二層小樓的吊扇吱呀作響。耿飚伏在書桌前，反復推敲一份電報，短短幾十個字卻改了又改：他想離開外交崗位，回國換個環境。最終，他還是按下了電鈕，電波沿著陸海光纜發往北京。

幾天后，北京來電回撥。陳毅的回復沒有外交辭令，只有一句硬邦邦的話：“耿飚，這種辭職做法不對，我剛上任你就撂挑子，我不同意！”據在場的秘書回憶，陳老總把茶杯往桌上一放，瓷蓋當即跳了兩下。

耿飚并非一時沖動。自1950年奉命出使瑞典以來，他輾轉丹麥、芬蘭，再到南亞巴基斯坦，九年奔波讓這位老紅軍心里生出回部隊的念頭。可在陳毅眼里，正是這九年，讓新中國多了一位既懂戰場又熟悉談判桌的行家。

不久，周總理的電報也到了。“九年來你在外交方面有成績。國際形勢瞬息萬變，目前正是需要人手的時候，希望你留下。”字數不多，卻讓耿飚明白了分量。周恩來是他走上外交路的引路人，話雖溫和，卻無可推辭。

回想起1950年春天的北京西郊機場，耿飚仍清楚地記得周總理那句“為了獨立，為了和平，為了友誼”。當時，他和一隊同行乘國際列車北上莫斯科，再轉赴斯德哥爾摩，創立中國駐瑞典使館。瑞典夏季休假制度讓他們在莫斯科多耗了近兩個月，耿飚由此悟到“調研先行”的要義，也從此把“多請示多匯報”寫進日常工作表。

1956年初，他奉調赴巴基斯坦。臨行前，賀龍元帥在電話里半開玩笑地說：“小耿，咱們一起去，路上也熱鬧。”耿飚卻堅持先行，提前與巴方核對禮賓細節——開國大使磨出的習慣，讓他對任何細節都不肯含糊。

巴國首都卡拉奇的海風夾著鹽味，慶典上十萬群眾鼓掌歡呼。耿飚陪同賀龍與新任米爾扎總統握手時，腦海里突然閃過延安窯洞里毛主席的囑咐：“到國外仍要調查研究。”如今的場面，比當年在敵后交換情報的風險小得多，卻更考驗耐心與智慧。

駐巴期間，他做的第一件事是跑遍拉合爾、白沙瓦等城市，梳理當地媒體和宗教領袖對華態度。有人戲稱他是“大使里的參謀長”，因為記錄本密密麻麻，如同過去在野戰部隊寫作戰日記。正是這些數據，讓他在北京與巴基斯坦劃界談判時有備無患，后來南疆邊境勘界文件里隨處可見他的批注。

1958年，國內大躍進的消息頻傳，耿飚感到國家建設進入新階段，自己或許該回爐支援工業口。于是有了那封讓陳毅發火的電報。然而，周、陳兩位領導的態度把這條路堵得死死的。耿飚告訴自己，軍人要服從命令，外交同樣講究陣地意識，無非把戰壕換成談判廳。

他收回心思，繼續在伊斯蘭堡（當時尚未遷都）推進友好項目：中方醫療隊進山巡診，技術人員修筑喀喇昆侖公路前期勘察，文化代表團帶著京劇走進白沙瓦禮堂……這些后來被證明是奠基性工程。

1959年10月，他終于奉調回國，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主管南亞、東南亞事務。陳毅對他說：“耿飚，你是從部隊里走出來的，把參謀長那股務實勁帶到外交部。”這話他一直記著。邊界談判的文件堆成小山，他常常通宵審閱，然后第二天一早照樣準時出現在辦公室。秘書忍不住問：“副部長，這么拼，吃得消嗎？”他抬頭笑笑：“打仗更苦，和平年代值什么？”

1960年8月，他陪同陳毅訪問阿富汗。飛機跨越興都庫什山脈時，陳毅開起玩笑：“今天咱們見國王，又得寫詩咯！”耿飚接口：“達烏德首相還是親王呢，可得分清稱呼。”機艙里一片輕松，可一落地就進入節奏：會見、談判、簽署《中阿友好和互不侵犯條約》，每一步都緊扣時間表。

回國途中在烏魯木齊停留，地方干部邀請做報告。陳毅因旅途勞累身體不適，指著耿飚說：“外線作戰歸你。”耿飚跑了數百公里，向各族代表說明鄰邦睦鄰政策緣由。場面不似宣傳口號，而是用地圖、數據、實例說服聽眾，教條味全無，卻收效顯著。

這一年，世界格局正悄然變化：印度與西藏邊境摩擦升溫，老撾局勢搖擺，美蘇冷戰從歐洲延伸到亞洲。外交部的燈光常亮到深夜，耿飚把南亞幾個國家的報紙剪貼成厚厚一冊，陳毅路過時隨手翻閱，直說“有料”。

有人評價耿飚“不是科班出身，卻像教科書”。其實他最信一句老話——“干中學，學中干”。瑞典的禮賓排場、巴基斯坦的宗教節令、阿富汗的部落結構，他都當作研究對象，歸納存檔。后來談判桌上常有人驚訝：“中國代表怎么連我們的地方節慶也知道？”對方不知道，那是來自偏遠山區的手寫調查報告，三易其稿后留在檔案里。

1965年，他從副部長崗位調任軍隊，算是圓了當初“回部隊”的心愿。回首當年辭職未遂，耿飚對身邊年輕人只說了一句：“那封電報若真被批準，我可能就錯過許多事。”話音平淡，旁人卻聽出幾分慶幸。

至此，耿飚和陳毅之間因“辭職”而起的小插曲畫上句號，卻讓外交戰線多留了一位硬朗的老兵，也讓中巴、中阿乃至更多周邊友好協議有了穩固基礎。陳毅的脾氣來得快去得也快，他后來逢人便說：“耿飚是能干事的人，脾氣我發得值。”旁人聽罷，莞爾而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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