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中國領導人為何一分錢不要日本賠償

當年中日兩國恢復邦交，中國領導人為何一分錢不要日本賠償

鄧在軍\文

導讀：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結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日本國之間的不正常狀態。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同時，中方也明確宣布，放棄一切政府層面的對日索賠。毛澤東和黨中央作出這一重大決策時，是如何考量的呢？

01 周恩來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

1972年9月25日中午時分，首都機場上，少先隊員們高舉鮮花，載歌載舞，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一行的到來。我（本文口述者林麗韞，曾任周恩來總理日語翻譯）緊隨在周總理身后。對于年僅39歲的我來說，這是一個值得自己牢記的日子。

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過程，在毛主席、周總理的親自領導下，經過20多年的民間推動，點點滴滴，細水長流，這一天終于有了結果。田中角榮后來也說，軌道是百姓給鋪起來的，他是順著軌道走向中日邦交的談判桌上的。

當時，日本歷屆政治家都緊跟著美國，也跟著美國敵視中國，美國的外交政策怎么樣，就緊跟著后面走，不敢超越一步。所以，中日兩國長期不能恢復邦交。尼克松同中國進行秘密外交后，它的這些盟國當時的說法是：“不要趕不上最后一趟班車”。

1972年7月，田中角榮在選舉中獲勝，出任新首相，大平正芳任外相。在第一次內閣會議上，田中就公開宣布，“要加快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邦交正常化的步伐”。他還表示：充分理解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的中日邦交正常化三原則（注：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二、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三、日臺條約是非法的、無效的。）

周總理敏銳地抓住時機，作出了積極反應。7月10日，他派中日友協副秘書長孫平化率上海芭蕾舞劇團抵達東京，進行友好訪問演出，并指示孫平化爭取向田中首相當面轉達他的邀請。

日本方面的反應也是神速的。7月22日，大平外相破例會見了孫平化和蕭向前(注：中日備忘錄貿易辦事處駐東京聯絡處首席代表)。孫平化轉達了周總理的邀請，大平當即表示一定要實現政府首腦訪華。

8月15日，田中首相在東京的帝國飯店接見了孫平化和蕭向前，表示感謝周總理的邀請，他已決定訪華，9月21日，日本政府以官房長官談話的方式，正式宣布田中首相將于9月25日至29日訪問中國。田中訪華一事完全確定了下來。

9月25日那天，周恩來親自前往機場迎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此后，就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問題先后舉行了四次會談，并正式簽署聯合聲明。

02 田中角榮高度評價周恩來

周總理跟毛主席一樣，在革命戰爭年代養成的生活習慣，晚上工作，凌晨休息，中午起床。這是周總理一直以來的生活習慣，但為了田中，他要改。田中習慣早睡早起，每天5點起床，生活很規律。

田中要來華，周總理事先就交代下去：“我得將我的生活習慣調整得跟他比較接近才行，所以，今后晚上10點鐘之后就不要送簡報了。”但這事實上是做不到的，談判期間，10點之后簡報實際上還在送，他看材料還是看到很晚。

周總理在中日建交談判中很辛苦，因為在田中來之前，有些細節沒有完全談妥，所以在談的時候總有一些交鋒，當時雙方交鋒最激烈的就是臺灣問題，也就是“一個中國”的原則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中日邦交不可能實現正常化。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前，日本同中國臺灣保持著“外交”關系，日臺之間還簽訂過所謂“和平條約”，而日本要實現同中國邦交正常化，自然就要與中國臺灣“斷交、廢除條約”。田中此舉是冒著政治與生命的雙重危險的，因此，田中要求中方體諒他面臨的實際困難，予以關照。最后，本著周總理提出的求同存異、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原則，雙方充分運用政治智慧，找到了一種折中的解決辦法。

《中日聯合聲明》前言中寫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國過去由于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提出的“復交三原則”的立場上，謀求實現日中邦交正常化這一見解。中國方面對此表示歡迎。

而《中日聯合聲明》的第二條則是：“日本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而日臺合約問題，是在兩國聯合聲明簽訂后，由大平外相對外宣布廢除，即與臺灣“斷交”。

周總理的外交風格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以理服人”，既堅持原則，又通過求同存異，累積共識，消除異見。周總理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通過這次談判，田中對周總理的敬佩溢于言表。田中在會談后對日本的記者書寫了周總理給他的印象：“軀如楊柳搖微風，心似巨巖碎大濤。”

03 毛主席為何決定不向日本索賠

《中日聯合聲明》經過艱苦的談判，臺灣問題、戰爭賠款的問題基本達成一致后，毛主席決定接見田中一行。

那天到毛主席那里去的時候，田中一進門就想要到洗手間去一下。毛主席就等他。當時田中就很嚴肅了，說緊張也可以。他見到毛主席，就是很拘謹的樣子。

看到這種情境，毛主席當時就表示歡迎，然后很風趣地問：“吵架吵完了沒有？”田中馬上說：“吵完了，吵完了。”毛主席就又轉向大平，幽默地說：“天下太平嘛。”大家馬上就都笑了起來，氣氛就輕松下來，才開始坐下來聊。毛主席所說的“吵架”，除了臺灣問題之外，就是作為戰勝國的賠款問題了。在《中日聯合聲明》第五條中，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宣布：為了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關系，放棄對日本國的戰爭賠償要求。

周總理告訴我們：這是主席決定了，不向日本索賠了。為什么不索賠呢？實際上因為我們中國也吃過賠款的苦頭，賠款都是從老百姓的腰包里取出來的。中國人民在那么窮困的情況下，比如庚子賠款俄國所得為一億三千零三十七萬兩。庚子賠款每個中國人被攤派大約一兩銀子，實際上等于加重了老百姓的負擔。

從這個角度，覺得戰后的日本，也是從戰爭的廢墟當中重建起來，重新發展經濟的，盡管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時候，他們經濟已經開始好轉了。但是賠款畢竟還得從日本老百姓的兜里拿出來，是在加重老百姓的稅賦。當時周總理還在我們內部講過，實際上日本賠給印尼這些東南亞國家的戰爭賠款，都是一些物質賠償。而且都不是拿最先進的東西來做賠償的。比方說鐵路也不是新的，都是把舊的東西重新刷一刷，修補修補就算了。人家把破舊的東西賠給你。從這個角度來講，以次充好給你，沒多大意思。所以，主席便決定不要賠款了。

9月29日上午10時，在人民大會堂，中日兩國政府正式簽署了聯合聲明，中日兩國恢復邦交。第二天，周總理陪同田中飛往上海。在專機上，周總理給田中題了幾個字——“言必信，行必果”。當時周總理拿了一張紙，將這幾個字寫了出來，很平和地交給了田中。意思就是說中日建交雖然有這么圓滿的結果，但是日本方面要言而有信，見諸行動！周總理這六個字的分量是很重的。本版文章據《你是這樣的人—回憶周恩來口述實錄》

（本文轉載自老知青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