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趙德生
1935年12月,北平爆發一二?九學生運動。根據形勢的需要,1936年3月劉少奇受中共中央的指派來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中共天津市委書記林楓擔任劉少奇秘書,全力協助劉少奇扭轉華北局面。他們把廣大的學生團結到抗日救國運動的行列中,并且發展了同各階層愛國人士的統戰關系,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使一二?九運動繼續深入發展。
林楓任北方局秘書長,協助劉少奇糾正“左”傾錯誤,排除右傾干擾
1935年一二?九運動的蓬勃發展,引起了國民黨反動當局的萬分恐慌。1936年2月,南京政府頒布了《維持治安緊急辦法》,明文規定解散救亡團體,軍警可以逮捕甚至可以槍殺抗日群眾,鉗制救亡言論。一時間,平津地區進入白色恐怖和高壓狀態,抗日救亡民主運動走入了低潮。1936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調林楓任天津市委書記。3月底,劉少奇作為中共中央駐北方代表到達天津,擔任北方局書記。林楓任北方局秘書長、劉少奇的秘書。此后,他全力協助劉少奇扭轉華北局面,保持一二?九運動的鞏固和繼續深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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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少奇
劉少奇經過深入細致的調查研究,了解了華北的形勢、北方局的工作和救亡運動的狀況。他看到這里的黨組織仍然存在“左”傾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錯誤,這是執行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主要障礙。他提出華北地區黨的工作方針:堅持黨中央“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總口號,準備自己組織群眾,聯合一切愿意抗日的黨派和階層,實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政策。這個正確的方針,當時受到一些人的反對,而北方局的林楓、彭真、徐冰,北平市委的李葆華、黃敬,則表示堅決支持。劉少奇針對北平學生“三三一”抬棺游行事件,4月5日,發表給北平黨的同志一封信《論北平學生紀念郭清烈士的行動》。認為“三三一”事件“所表露出來的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之嚴重性,將給北平人民的救國統一戰線以極大地損害。”在白色恐怖、學運暫時處于低潮時,這次行動嚴重地脫離群眾,“使許多抗日的同情你們的可能和你們合作的分子離開你們,甚至離開學校,把其他許多中立甚至同情分子(如蔣夢麟)推到了反對的營壘,這就給法西斯分子分裂學生愛國陣線一個最好的機會。”給敵人以加緊進攻愛國運動的口實,使學聯的活動更加困難。他要求大家認真總結經驗,吸取教訓,要懂得在白區工作中積蓄力量、保存骨干、團結群眾、壯大隊伍的重要性。4月10日,他在《火線》上發表《肅清立三路線的殘余――關門主義、冒險主義》;后又發表《關于白區職工運動提綱》。系統批判了白區工作中的“左”傾錯誤,闡述了建立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理論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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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楓(右三)
西安事變時,黨內外部分人傾向“殺蔣”,林楓及時匯報了情況,協助劉少奇講解中央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政策。劉少奇說,要懂得黨中央的策略性。在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上,對黨外人士的要求和對共產黨人的要求一樣。共產黨人是要無私,無私才能徹底理解馬列主義,才能正確應用它,群眾“左”了,需要我們正確引導;領導“左”了,損失就大了。所以,群眾“左”,你做領導的不要“左”。按照這些意見,林楓和平津黨組織的同志說服各方人士,使他們理解了黨的方針,擁護黨的主張,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的周圍。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北平的抗日救亡運動出現了復雜的局面。國民黨操縱下成立的所謂“新學聯”,制造學運分裂,破壞救亡運動。在北平黨內以徐蕓書為代表,提出了“無條件統一”等右的口號。民先隊中的蔣弗華主張走“第三條道路”。針對學運中出現的這股逆流,劉少奇先后撰寫了《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原則》、《論左派》等文章,系統地闡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意義與可能,民族斗爭與階級斗爭的關系以及共產黨必須把握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在斗爭中求團結,在團結中保持獨立性。并指出在學生運動中,必須發展進步力量,注意爭取廣大中間群眾,孤立右派勢力,要加強青年學生與工農的結合。對徐蕓書采取了開除出黨的組織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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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楓
林楓在以往學運中,對“立三路線”的危害、“左”傾的錯誤就有深刻警醒,在北平時,就要姚依林保留學籍,處理好救國與讀書的關系。在協助劉少奇糾正“左”傾錯誤,排除右傾干擾過程中,從思想、理論上更加深了理解,對黨在白區工作的策略性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更加堅定了貫徹黨的統一戰線新政策的決心。
在劉少奇領導下,組織“五二八”、“六一三”大示威,積極爭取國民黨軍抗日
1936年5月,日寇向華北增兵,華北局勢驟變。劉少奇根據中共中央變“反蔣抗日”為“逼蔣抗日”的新策略,同林楓和天津市委張秀巖等商議,決定發動一次大示威游行,以打擊日寇氣焰,促進29軍積極抗戰,廣泛爭取各種力量,推進抗日救亡民主運動深入發展。為此,天津市委在西郊陵園開會,林楓在會上分析了當前的斗爭形勢之后指出:日本無限制的侵略行徑,引起群眾高昂的抗日情緒。為推動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實行,推動平津當局向抗日轉化,決定組織天津學生和各界愛國人士舉行大規模的游行,“反對日本增兵華北”和“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政治口號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甚至地方軍警在抗日高潮下也會同情。林楓在會上傳達了劉少奇的意見,示威游行要增加“擁護二十九軍將士參加抗日”、“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及“擁護天津軍警繼續抗日”的口號。會后,天津市委馬上把會議精神傳達到各校黨組織和各界救國會,并做了深入地動員和周密的準備工作。
5月28日,天津各校學生和各界人士組成游行大軍,高舉著“反對日本增兵華北”的大旗,到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部門前示威。游行隊伍出發時有幾千人,沿途工人、市民和農民踴躍參加,迅速增至一萬多人。示威群眾情緒激昂,“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聲響徹云霄。學生喊出了“擁護二十九軍抗日”、“擁護宋哲元將軍抗日”的口號。那天早上有一千多名學生包圍了天津市政府,派代表遞送文件抗議日本增兵華北。當天下午,愛國學生又在華日交接地方舉行群眾大會,呼吁全國人民抵抗侵略。學生游行示威時,天津軍警未加阻撓,采取監視態度,這次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進一步顯示了人民群眾的覺醒,動員了國民黨軍,震撼了日本侵略者。擴大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影響,激發了宋哲元和29軍廣大官兵的愛國熱情,迫使《華北防共協定》未付實行,29軍停止撤往河北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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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楓和妻子郭明秋。
林楓根據劉少奇的建議,幫助天津市委總結了這次政治行動的成功經驗。他還專程前往北平,將這次示威游行中執行統戰政策的具體做法和所收到的良好效果,向北平市委作了報告,傳達了劉少奇對學生運動的新指示。北平市委立即將劉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精神,向北平市學生救國會和各校的黨組織作了傳達。6月13日,北平學生也舉行了抗日救國大示威。喊出了貫徹統戰精神的“擁護二十九軍保衛華北!”“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等口號。這次示威雖然遭到軍警驅逐,但很多軍警不再像過去那樣毒打學生。有些29軍的士兵,接到學聯的通知,穿上便服參加示威游行。北平東城參加示威游行的學生八千余人,沿途許多商人、車夫、工人相繼參加,一路高呼口號,“情緒的熱烈,為一二?九以來所未見”。游行隊伍進抵北池子時,遇到一隊29軍士兵,游行群眾高呼“擁護二十九軍抗日”,士兵極為感動,大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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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運動場景。
平津這兩次以學生為主的大示威反響強烈,上海、廣州、南京等地學生和各界民眾紛紛響應,使一二?九運動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下,由低潮又轉向新的高潮。兩次游行大示威所以獲得成功,是堅決貫徹黨的統戰新政策的結果。劉少奇后來曾將北平“三三一”抬棺游行同這兩次游行實行的策略加以比較說“當時(指三三一)群眾中提出了打倒賣國賊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口號,我們對宋哲元及冀察政務委員會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認為他們雖是日本培養起來的代理機關,但在全國救國運動高漲的情勢下,還是動搖的,還不甘愿賣國當漢奸,還有轉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我們就指出了這些口號的錯誤,而改為‘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的口號。從這些口號改變后,群眾的救國活動取得了進一步的合法的可能性。有一次游行的群眾正遇著了宋哲元的汽車,學生即送一張傳單給宋哲元,宋看傳單上寫著‘擁護宋委員長抗日’的口號,即含笑而去。宋哲元并要群眾到故宮后門的景山集合,他派了北平市長秦德純向群眾講話。在景山集合時,數萬群眾唱出了同一的救國歌聲。”
建立全國學界、各界救國會,統一青年組織,聯絡指導“南京談判”,鞏固和加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社會基礎
一二?九時期,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得到了各界愛國人士的擁護,也影響到國民黨統治集團的上層人物。應南京國民政府的要求,中共北方局經請示中央的批準,派出在北方局聯絡部工作的周小舟為代表,北平自由職業大同盟書記呂振羽為聯絡員,前往南京談判。1935年11月底呂振羽前往南京,開始與國民黨代表接觸。1936年初周小舟前往南京,開始正式談判。從那時到同年8月,周小舟曾四進南京(呂振羽長駐南京)。北方局決定從這年3月起由陳酋生(王世英)與呂振羽直接聯系。劉少奇到達天津后,林楓經常代表劉少奇聽取王世英關于周小舟、呂振羽同南京政府談判情況的匯報,轉送有關談判的文件、材料,傳達劉少奇的指示。這次談判歷時九個月,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國家民族危亡的歷史關頭,為抗日救亡而同國民黨進行的第一次談判。這個時期在南京的談判是成功的,它對中共提出的“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方針的實現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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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九運動場景。
林楓還代表劉少奇積極聯系華北各界愛國人士、革命知識分子,并通過他們廣泛發動群眾,建立了華北抗日救國聯合會等愛國組織,聯合新聞界愛國人士通過報刊宣傳黨的主張。這些工作都在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深入發展的社會基礎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一二?九運動爆發期間,平津學聯發起組建全國學聯活動。林楓在北方局和劉少奇的領導下,積極組織指導建立全國學界、各界抗日救國會。當時在上海擔任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的胡喬木回憶:“一二?九”以后,北平學生和上海學生來往很多。上海派人到北平,北平派人到上海,“主要是通過林楓,他在一九三二年和我在北平相識。”北平最早派到上海去找胡喬木聯系的是韋毓梅等三人;第二批到上海的是董毓華、劉江陵和陸璀等。“劉江陵當時已是黨員,他的任務是籌備全國學聯。他們有林楓親自寫的介紹信。”第三批是黃敬,“他的任務是組織全國救國聯合會,也是林楓介紹來的。”黃敬到上海后,在江蘇省委王翰和胡喬木的領導下,成立了一個由黃敬、胡喬木、吳硯農、劉江陵、張慧民五人組成的小組,由黃敬任組長,負責籌建全國學聯及全國救國會的工作。1936年5月,全國學生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6月,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在上海成立。加強了對全國各地學聯的統一領導,加強了與各界救國會及世界學聯的聯系,更有力地推動了一二?九運動的深入發展,推動了更大范圍內統一戰線的形成。
七七事變前三個月,根據抗戰形勢的需要,中共北方局遷至北平。4月底,劉少奇、彭真等去延安開會,林楓繼續堅守在全面抗戰的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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