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革命，半生從教，何長工在抗大的戰斗征程

文/危春勇

何長工，一個廣為人們熟悉和敬重的名字。他既是一位功勛卓著的革命家、久經沙場的軍事家，又是一位文武兼備、治校育才的軍事教育家。

“一生革命，半生從教。”在長期的革命歲月里，何長工宜軍宜學，宜學宜軍，先后創辦或參與組織領導紅軍學校、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東北軍政大學等多所軍事學校建設，成為我軍院校教育的奠基人之一。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80周年，也是何長工誕辰125周年。在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辦學8年的戰斗征程，是何長工軍事教育生涯中持續最長也是最為光耀的時期，從中可以看到這位為人民“扛了一輩子長工”的革命前輩的閃光足跡和獨特貢獻。

軍校創始人與抗大結下不解之緣

何長工原名叫何坤，他的名字是毛澤東給改的。何長工與毛澤東同為湖南人，一個在華容，一個在湘潭，雖說相距有260多公里，但并沒有阻隔彼此的交往。早在1918年11月，兩人就在北京長辛店結識并成為摯交。

1927年馬日事變后，何坤遭反動軍閥許克祥懸賞通緝追殺。出于隱蔽和斗爭需要，毛澤東遂建議他改名。考慮到這位湖南老鄉有在長辛店留法預備班邊學習、邊做工的經歷，毛澤東一錘定音，還是叫“何長工”吧。從此，這個樸實直白的名字替代了“何坤”，成為他為黨和人民的事業殫精竭力，奮斗一輩子的動力與標志。

毛澤東對何長工既熟悉了解又十分信任，一些大事要務都交他去操辦。比如，安排他去尋找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促成了朱毛井岡山會師；率部迎接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紅5軍上井岡山，還有改造王佐的“綠林軍”，聯絡國民黨“雙槍兵”畢占云、張威部起義等。而何長工也不負厚望，每每都大功告成。凡此讓毛澤東對他更加刮目相看，極為器重。

“有軍就有校，治軍必治校。”1931年秋，在贛南蘇區的毛澤東考慮辦一所紅軍學校，以培養既知曉革命真理，又會治軍打仗的人才。他把這個具有開創性的重任交給了紅8軍軍長何長工和紅3軍團參謀長鄧萍，并說國共合作時期有“黃埔”，我們應該有自己的“紅埔”。受命之后，何長工與鄧萍及其他同志一道，僅用一個多月時間，就在瑞金建立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對外稱為“總隊”），接連辦了6期（第一期后改稱“紅軍學校”），造就了一大批紅軍干部，為反“圍剿”作戰和我軍的發展壯大，打下了良好的人才基礎。何長工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戰友、曾擔任過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來稱贊：“我們的紅軍學校比當年的黃埔軍校辦得好！”

兩年后，中革軍委決定在紅軍學校的基礎上開辦紅軍大學。年僅33歲的何長工又一次“扛”起革命重擔，興辦起了我軍第一所大學，并擔任首任校長兼政委。

創辦軍事教育的經歷，使何長工對軍校有一種特殊情感和情結。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不久，何長工一踏上黃土高坡，便要求到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學習。1937年1月，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何長工進校時第一期已近尾聲，轉入第二期繼續學習。既是第十一隊隊長，又是第一隊學員的他沒有想到，自此便與抗大結下不解之緣。從最初任隊長、大隊長，到一分校校長，再到總校教育長、副校長，走過了抗大從始到終的全過程。

率領三千余名學員深入敵后辦學

1937年8月，何長工在抗大二期學習期滿。留校任隊長的他，曾一度想奔赴戰場。中央考慮到他在井岡山時右腿受傷并留下殘疾，便讓他留在后方戰斗。很快延安成立了兩延（延長、延川）河防（黃河）司令部，毛澤東任命何長工為司令員。不久，再受毛澤東指派，他又創辦了具有學校性質的我軍第一所收治傷殘軍人的榮軍教導院。

安置在教導院的榮譽軍人，大多想回南方老家。經周恩來與國民黨交涉解決安全問題后，1938年5月，何長工護送2000多名榮譽軍人來到西安，交由八路軍辦事處負責他們返鄉。當何長工回程時，又帶著1000多名青年學生來到延安，編入抗大第四期第五大隊。同時，他也被中央軍委任命為第五大隊大隊長。

根據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提出的把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戰區和敵后，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敵后抗日根據地的精神，黨中央決定在晉東南創辦抗大第一分校，以更好地為敵后抗日根據地培養干部。1938年12月13日，抗大一分校在陜西省延長縣成立。何長工為校長、周純全為副校長。

◆1938年，毛澤東、朱德等在延安與紅軍大學部分同志合影。前排左起：聶鶴亭、毛澤東、朱德、林彪、何長工、周子昆、賴毅。

“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1939年1月3日，抗大一分校3000余名學員，高唱著《抗日軍政大學校歌》，在何長工等帶領下，以“何縱隊”為代號，浩浩蕩蕩從延長出發，經延水關渡口東渡黃河。翻山越嶺，沖破敵人層層封鎖，行程1000多公里，于1月21日到達山西省屯留縣東故縣村、崗上村一帶。駐扎于此學習生活半年多，開創了敵后辦學的先河。

1939年2月28日，正是大年初十。伴隨著依然彌漫的鄉村年味，抗大第一分校在東故縣村二仙廟前舉行第一期學員開學典禮。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參謀長左權到會祝賀。第一期3200多名學員，編為三個支隊（團），每個支隊下轄三個營，營轄四至五個隊，隊轄三個區隊，區隊下設三個學習班。

何長工把辦學稱作“唱好龍頭戲”，認為只有辦好學，有了人才，才能好戲連臺。從適應敵后戰斗環境和實際情況出發，按半年一期、軍政科目比例六比四制定訓練計劃，著重于培訓并提高學員的軍事素質和指揮作戰的水平。在教學內容和課程設置上，他強調緊密結合作戰需要，做到前方和后方的有機結合，秉持“啟發式”“研究式”“實驗式”“討論式”等教學方法，有的放矢，靈活多樣。

邀請八路軍總部首長和將領授課

何長工將部隊和學校的關系概括為：“學校是部隊的縮影，部隊是學校的擴大。”還是在創辦紅軍學校時，他就認為，學校既是培訓干部的基地，又是反“圍剿”戰爭的預備隊，隨時準備參加作戰。戰時拉得出去，停戰回校（或在野外）就能進行教學，非常適應戰爭環境的客觀情況。

軍事課是抗大的主課。何長工和教務部門的同志安排了技術戰術和軍隊管理教育、軍隊建設等課程，開設了炮兵、機槍、工兵等訓練班。從提高學員們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政策水平著眼，又編選了專用的政治課教材。

開學不久，八路軍總部根據日軍在戰場上頻頻使用毒氣的情況，指示一分校增設防化訓練隊。何長工挑選了50多名政治條件好、文化程度較高和身體健康的學員到防化隊學習。這標志著我軍較早系統進行防化學戰教學的開始。

◆抗日戰爭時期，何長工在晉東南。

晉東南是八路軍總部所在地，也是129師的駐地。崗上村距此只有十余里。第一分校不僅在物資供應、生活保障等方面得到總部的關照，更重要的是有寶貴的“師資”優勢。何長工多次請朱德、彭德懷、左權等八路軍總部領導蒞臨分校作報告或講課，大大開闊了學員的視野。朱德總司令差不多每周都要擠出時間來學校上一次課，并系統地講授《步兵戰斗條令概則》。

開學時，著名的香城固戰斗剛剛結束，相關戰例自然成為了學習的重要內容。129師386旅陳賡旅長應邀前來作關于長樂村急襲戰的經驗介紹，還有陽明堡、七亙村、神頭嶺、響堂鋪等戰斗的剖析。理論聯系實際，學員們通過學習這些戰例的精髓，掌握了開展敵后游擊戰爭本領。

1939年6月，何長工等校領導還在東故縣村舉辦了一次全校規模的競賽大會，內容包括軍事比武、政治學習競賽、體育競賽、文藝演出和武器展覽等。為此，他還特地從總部炮兵團借來了日式山炮和炮兵指揮、觀測器材等，用以增進學員們了解火炮方面的感性知識。

贏得“敵后教育的燦爛之花”之贊譽

1940年3月20日，抗大總校由延安東進，經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到達指定位置山西武鄉縣蟠龍鎮。何長工將一部分教員和前期招收的1300多名學員組成留守大隊，與總校副校長羅瑞卿所率的抗大總校在此會師后，歸入總校建制。4月，羅瑞卿調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滕代遠接任總校副校長，何長工改任抗大總校教育長。在春花爛漫的時節，抗大總校在蟠龍鎮舉行第六期開學典禮，這一期共招收學員4900多人，聲勢浩大。

第六期開學8個月后，抗大總校于這年11月4日轉戰到河北邢臺縣漿水鎮。在該鎮前南峪村一帶安營扎寨，開始了抗大建校以來的正規化辦學和建設，持續兩年零三個月。在八路軍取得百團大戰的勝利和粉碎敵人對太行革命根據地報復“掃蕩”后，抗大第七期因此也得以在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中開辦。

正規化的教育，需要有完備的制度做保證。結合軍事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以及學校的行政管理和供給、衛生等各方面的工作，何長工等校領導強化了制度建設和對教學一線的領導。一整套較完備的規章制度制定后經校領導審查修訂，再以命令正式頒布執行，包括政治教育制度、教學制度、學習制度、財務制度、生活管理制度、會議制度、衛生制度，等等。

全校所規定的必修課程教材，如軍事、政治、文化教材等，都由何長工等領導召集相關科目的教員集體討論，指定教員執筆編寫教材初稿，再經編審人員通過，校領導審閱批準，才在教學中使用。這一期共編印教材41種，發行18000多冊，有效推動了學校教學向深度廣度全面發展。中國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對此評價為“敵后教育的燦爛之花”。

適應敵后特點用戰斗保衛學習

何長工常說：“我們的學校是白手起家，唯一條件就是從戰爭中學習戰爭。”他奉行“戰場就是我們最好、最實際的大課堂”。在敵后戰爭環境中辦學，經常要對付日偽軍的“掃蕩”和國民黨頑固派的騷擾，辦學的流動性很大。為搞好教學，他和滕代遠號召學員平時就要準備好，做到一面戰斗一面學習，用戰斗來保衛學習，以適應游擊分散的險惡環境和敵后流動性的特點。

敵后辦學，火線育人。抗大挺進華北敵后辦學，培訓了成千上萬優秀的軍政干部。他們一批批分赴各個戰場，縱橫馳騁于山岳、平原、湖港及鐵路沿線上，帶領部隊、民兵和廣大群眾，開展游擊戰和運動戰，毀碉堡、破公路、炸橋梁、拔據點，打得日偽軍人仰馬翻，魂飛膽喪。

日軍對抗大膽戰心驚，非常憎恨并下狠心要“消滅抗大”。侵華日軍酋首岡村寧次甚至揚言：“消滅了抗大，就是消滅了邊區的一半”，他還叫囂“寧肯犧牲二十個日兵換一個抗大學員，犧牲五十個日兵換一個抗大干部”。抗大因此而成為日偽“掃蕩”和“清剿”的重要目標。

1942年5月，日軍下了血本對我太行抗日根據地八路軍總部和抗大進行“掃蕩”，分四路合擊抗大總校駐地的漿水鎮。何長工與滕代遠、張際春（抗大政治部主任）等抗大領導人，各帶一部分人在反“掃蕩”中與敵周旋，采取“敵進我退”的辦法插到敵后，在同優勢敵人兩個多月的轉戰中，邊戰斗邊學習，會同華北軍民殲滅日偽軍1.7萬余人，徹底粉碎了日軍的“拉網掃蕩”，也在現實中學到并鞏固實際斗爭知識。

是年5月25日，八路軍副參謀長兼前方指揮部參謀長左權犧牲，滕代遠之后接替他的職務，何長工則接替滕代遠任抗大總校代理副校長并主持工作。

兩次組織策劃校慶活動凝心聚力

“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是毛澤東親自為抗大制定的校風，體現了“一張一弛”的“文武之道”。本身就集文韜武略于一身的何長工，自然是心領神會，自覺貫徹落實于辦學之中。

1939年3月，抗大一分校成立僅3個月，即組建了專門的文工團，創作革命歌曲和抗戰節目，開展豐富多彩的文藝演出與其他相關活動。像傳唱全國并成為紅色經典歌曲的《跟著共產黨走》，便是由一分校宣傳干事沙洪作詞，文工團副主任王久鳴譜曲的。歌詞把黨生動地比喻為“燈塔”和“舵手”，黨在領導抗戰中的核心地位和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得到了突出強調。這首主題意象鮮明的歌曲，詞曲創作僅花了20分鐘。在抗大一分校黨代會和建黨19周年紀念會正式演出后，迅速從沂蒙山區傳播至全國各大抗日戰場，又一次吹響了鼓舞人民緊跟共產黨，堅持抗戰、奪取勝利的嘹亮號角。

設計過我軍第一面軍旗的何長工，還有唱歌、跳舞、彈琴等文藝特長。在學校的聯歡會上，他時常上臺演唱拿手節目——留法時學會的法國國歌《馬賽曲》。在太行山極其艱苦的環境下，他和學員們不時地哼唱《在太行山上》等抗戰歌曲，保持高昂的情緒。面對強敵圍攻的險惡形勢，他又講述井岡山斗爭時期的故事，以鼓舞大家的斗志和信心。

在火線辦學的五年間，何長工兩次組織策劃舉辦校慶活動，以此凝心聚力，增強學員的責任感、使命感和榮譽感。1939年6月下旬，“抗大成立三周年成就展”在東故縣村校部開展。當承辦者多方搜集與抗大有關的史料時，何長工拿出自己保存的任命書、校徽、勛章、獎狀、照片和紅色綬帶等，予以支持。八路軍總部的首長、各營學員及周邊的群眾都前來參觀，深受鼓舞。

兩年后的1941年6月1日，抗大五周年校慶時，學校專門成立了校慶籌委會，組織出版紀念文集，辦展覽，籌備文藝晚會、運動會等。這天清晨，慶祝大會以閱兵式揭開序幕。抗大總校全體教職學員持槍列隊，接受羅瑞卿、滕代遠、何長工、張際春等校領導的檢閱。

為期8天的展覽會，由已擔任抗大教育長的何長工親自策劃、一手操辦，系統全面地反映了抗大教職工與學員的學習、戰斗生活。展陳的4500多件實物、圖表、模具等，均由抗大師生自己制作。其中訓練部門制作的月地運行儀，是用一些木板、厚紙、麻繩、舊布和棉絮、滑輪組合起來的儀器，用手搖動，就顯出太陽、地球、月亮運行的規律和相互關系，形象地說明每天分晝夜、月亮有圓缺的道理，宣傳科學，破除迷信，吸引了周邊一群群鄉親們到場觀摩。

見證學員齊心與習仲勛的結合

1944年4月28日這天上午，陽光灑滿綏德地委后院的一個窯洞院落，門前枝頭小鳥歡叫。地委書記習仲勛與從抗大一分校走出的學員齊心，在熱烈的氣氛中舉行婚禮。抗大總校副校長何長工、政治委員李井泉、綏德警備司令兼獨1旅旅長王尚榮、政治部主任楊琪良、綏德專員袁任遠、地委副書記白治民等到場，為兩位新人送上祝福。隨后同桌用餐，一個簡樸而又莊重的婚禮便算是完成了。

1939年3月18日，15歲的齊心在晉東南抗日根據地從事抗日工作的姐姐齊云的帶領下，到屯留縣崗上村的抗大第一分校女生隊學習，是隊里年齡最小的一位。是年冬，齊心從抗大五期畢業，分配到長治縣干校婦干隊任指導員、隊長。臨行前，何長工接見她和另一位同伴時說：“你們女同志要有政治家的風度，大錯誤可是犯不得呀！”何校長語重心長的話語，給齊心留下深刻印象，一直銘記在心。第二年春，齊心調回抗大。年底她又與三名同學赴延安學習。離校前，何長工對她們說：“你們到延安去，政治文化理論水平又會提高一步。”

1941年2月，齊心進入中央黨校學習，第二年又進入延安大學中學部學習。1943年4月初，中共中央西北局從延大中學部抽調一批骨干力量派赴綏德師范、米脂中學做學生工作，齊心是選調生之一。

就在齊心到綏德師范前一個多月，習仲勛就任綏德地委書記。他時常在綏師作報告，宣講黨的方針政策。一次在習仲勛作報告時，恰好齊心負責會議記錄。有時綏師開大會，習仲勛也親臨指導，作為大會主席團成員的齊心必參加會議。

隨著工作中近距離接觸和互相間了解增多，兩人的感情日益加深，戀愛關系也通過書信表達確定下來。為了對自己的意中人有進一步的了解，習仲勛像考察干部似的要齊心寫一份自傳給他。此時，率抗大總校返回到陜北綏德的何長工，得知此事后，也特地寫信給習仲勛，介紹他所知道的齊心及其家庭情況，信中特別提到：“她是到延安才長大的，我認識她的姐姐，見過她的父親……”

經過近一年的接觸和交往，習仲勛與齊心這兩顆愛慕的心吻合靠攏，真正“齊心”并肩地走到了一起。經西北局批準，兩人執子之手，終于結成伴侶。

幾十年過去，齊心始終沒有忘記自己當年在抗大一分校學習時的老校長，也是自己的介紹人和證婚人的何長工。1985年12月，何長工85歲壽辰之際，她和習仲勛特意上門祝賀。次年8月在北戴河，夫婦兩人又專門看望了在此療養的老校長。

2016年10月29日，時為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陳列館館長的楊樹與陳列館研究中心負責人趙乾榮，在北京采訪齊心時，老人回憶起校長何長工對學員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幫助時，依然感動不已，并說“何老也是我和仲勛的介紹人和證婚人”。

走過抗大從始至終的全歷程

跨越萬重山，開辟新天地。1945年10月，何長工副校長又奉命率領抗大總校4000多教職學員，從陜北綏德出發，再一次東渡黃河，于1946年2月到達吉林通化，組建東北軍政大學。革命戰爭轉入另一新階段，抗大至此光榮地完成了歷史使命。

◆1946年冬，任東北軍政大學第一副校長的何長工（右）。

在抗日戰爭中，抗大師生和全國人民一道“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抗大先后在華北、華中等抗日根據地創辦14所分校、3個獨立大隊和一所附屬中學，共培訓軍政干部八九萬人。而抗大一分校從1938年12月成立到1946年2月改建為東北軍政大學第三支隊，在8年間共辦學8期，培訓軍政干部2.4萬余名。是抗大14所分校中辦學時間最長、歷時最長、培養干部最多的分校，被譽為“敵后辦學的先鋒”。

何長工從抗大成立時的學員到帶領分校、總校建設發展的領導者，完整地走完其全部歷程，參與鑄就了抗大的輝煌，成為與抗大共始終的領導人。

1947年10月，何長工從東北軍政大學第一副校長調任東北軍區軍工部部長。在狠抓軍工生產的同時，他依然不忘教育工作，創立了東北軍工專門學校，后來發展成為沈陽建筑大學、沈陽理工大學、北京理工大學、武漢理工大學。

新中國成立后，何長工轉戰重工業、航空戰線和地質領域，仍把辦學作為一項重要內容。在一個比較短的時間內，相繼創辦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北京、長春兩大地質學院，在六個大行政區各建了一所中等地質專科學校；1956年又新建成都地質學院和增建四所中專等。

何長工對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對新中國的建設與發展，貢獻是多方面的，而他軍事教育生涯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業績也分外突出。

1987年12月29日，與世紀同行、穿越87載歷史風云和革命征程的何長工，合上了他光輝戰斗的人生大幕。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原校長張震、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原政治委員李德生在悼念文章中，稱贊何長工是“我軍軍事教育戰線上的一位先驅和老‘長工’”，“他在軍事教育事業中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是永存的。他兢兢業業辦教育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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