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活率降低

創投部門的同事反饋說，今年民營企業的存活率已大幅降低，很多初創企業不經意間就倒下了，比如有些被應收賬款給拖死了，有些打著打著價格戰突然就撐不住了，有些創新類、技術類企業被同行抄著抄著就沒了，還有些則是被政府部門查著查著就沒了。

截止當前，中小微企業除了面對市場和業務本身的巨大壓力外，“勞務合規、財務合規、法務合規”成為了實時懸掛在中小微企業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尤其是在經濟下行且政府監管趨嚴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正在加速退出市場。

財經作家吳曉波先生的發言很具有代表性——

“中國經濟要走出今天的大蕭條，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不能再折騰企業家了，你把他們折騰壞了，就沒人折騰經濟了。”

事實上，無論是學者層面還是政策層面都很清楚，中國經濟走出下行壓力的關鍵在于民營經濟。現在中央一直在強調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但問題的癥結在于，85%的就業人群都是在民營企業里，因此1.7億的民營市場主體是當前絕對的主力，如果民營經濟失去了信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就成了紙上談兵。

為什么今年5月份開始實施《民營經濟促進法》后市場還是基本沒有什么反應，民營經濟的信心也波瀾不驚，主要的原因在于連學界都不敢深究的四個問題——

一是民營經濟為什么會失去信心，誰來負責糾錯；二是誰來定義民營經濟的生命周期，什么時候需要民營經濟，什么時候不需要民營經濟；三是誰來定義民營經濟的發展空間，包括可以介入的具體業務領域；四是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問題，政府的定位是“有為政府”還是“有限政府”。

目前的基本共識是，如果認為中國經濟復蘇可以不需要民營經濟，僅靠央企國企，那肯定大錯特錯，但現實的情況卻是，中國的民營經濟當前面臨諸多困境，民營經濟的未來更是充滿著不確定性。

前幾天，官方正式回應了新國標電動自行車的爭議問題，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規則制定者早先肯定沒有充分考慮家長騎車接送孩子、電池頭盔雨衣存放位置、電車上坡動力要求、普通民眾的價格承受能力等一系列現實的民生問題。幸好官方及時下場糾正，不然后果肯定不是單純引起輿情這么簡單。

無獨有偶，官方很多關于規范行業發展和企業管理的政策制度的出臺初衷確實是好的，但在執行的時候大多情況下都是一刀切，要么給個很短的過渡期或者最后期限，要么文件一下發就要求執行，由此導致突然倒下的企業、店鋪比比皆是，失業人員也越來越多。

我們最近這幾年一直都覺得每天都過得膽戰心驚，因為總是覺得政策方面存在很多不確定性，說不定哪天某個行業突然就團滅了，或者某類業務就突然就停掉了。

從2020年開始，跟金融、地產、城市更新、城投相關的監管政策越收越緊，全市場的業務空間越來越小，全行業的業務機會也越來越少，還有時不時金融、工商（市監）、稅務等監管部門的各種檢查和監督，最怕的是我們做國央企項目的投資業務還可能遇到審計、巡視、監察等各種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都具有不可預測性。

就像很多同行說的，不管民營企業如何正規，總有一處不合規。在上層的制度建設和底層民眾的基本生存之間，監管部門如何找到平衡點，或許是當前最值得推敲的事情。

我們在《誰在迷茫》一文中提到過，“外貿死”就是“制造業死”，外貿甚至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發動機，今年的實際內需提振情況也充分驗證了這個底層邏輯，至少在中短期內看不到“內需”可以替代“外貿”的可能。

近兩年以來，與美國、歐盟、俄羅斯、印度、印尼、越南等國家的做法基本一致，越來越多國家開始對中國的外貿設卡。

當前最大的問題在于，中國的外貿和出口的下行，不僅僅是中美脫鉤等地緣政治沖突的影響，還有更深層次的中國商品低價優勢帶來的負面影響，比如印尼貿易部表示中國同類工業產品的價格差不多是當地的一半，這直接擠壓了當地中小制造企業的生存空間，因此需要對中國的紡織面料、家具配件等品類加征12%的反傾銷稅；再比如印度針對中國跨境電商出口的消費電子、家居用品已要求提供更復雜的原產地證明，清關時間也延長了3倍，這導致隱性成本上漲了20%。

我們經常聽到媒體說現在全球大環境不好，所以大家都過得很不容易，事實上真的是這個樣子嗎？以幾個鄰居的情況為例，越南2025年進出口總額預計突破9500億美元，其中今年前10個月貿易順差已接近200億美元，展現出了強大的國際競爭力；印度穩坐全球增長最快主要經濟體位置，2025財年GDP增速預計為6.5%，國內消費增長強勁，經濟規模已向4萬億美元邁進。此外，印尼、菲律賓、新加坡的外商投資近兩年都在大幅增加，人工薪資水平也在大幅上漲，所以全球大環境并沒有不好，只是增長的引擎和繁榮的中心正在發生遷移。

如果從上述現象去看中美之間的“東升西落”，尤其是中美之間越拉越大的GDP差異，我們是不是得做更多的反思、更多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