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作為的明君，最后一定會變昏君嗎？

一切都緣于家天下時代皇權不受制約的制度性設計。

在我眼里，中國歷史上只有四個皇帝可以寫入“明君”榜單：漢文帝劉恒、唐太宗李世民、唐玄宗李隆基、宋仁宗趙禎。其中又以李世民最具代表性，無論廣開言路還是文治武功，中國歷史上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皇帝。

許多人也會把秦皇嬴政、漢武帝劉徹、康熙帝玄燁，乃至隋文帝楊堅、宋太祖趙匡胤等寫進這個榜單，但我更愿意將他們的名字寫在“有作為皇帝”的名冊上。

“明君”和“有作為的皇帝”是兩個不同的概念——雖然二者內涵多有重疊。明君即開明、賢明的君主，側重于為政之道，執政理念多基于仁德；有作為的皇帝即能干的皇帝，內能安撫民生，外能開疆拓土，重在事功的維度。簡言之：明君是“好皇帝”，有作為的皇帝是“能干的皇帝”，二者內涵可能重疊但不必然等同；明君未必有驚天動地的事功，有作為的皇帝未必也是明君。

以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秦皇嬴政為例，雖然一統六合，功蓋天下，卻以“暴君”形象流傳于后世，雖也有開明之舉終難改暴君形象；而以性格柔弱、缺乏決斷為形象特征的宋仁宗趙禎，因性情寬厚、體恤民生、虛懷納諫、政治清明，而穩居明君之列。

再比如漢武帝劉徹，在位期間乾綱獨斷、好大喜功，雖經略四方、臣服天下，畢竟常年征戰致國庫虧空、民生凋敝，給人留下的印象并不怎么好。最具代表性的當屬司馬遷替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就被他施以宮刑，就這么一個皇帝，無論如何難說他是明君。

本文主旨不在于給明君下一個準確的定義，而在于探討為何有作為的明君最后大多以昏君形象收場？給我留下這一印象的，恰恰是明君典范的唐太宗李世民，最直接證據，就是他對魏征生前身后截然不同的態度。

執政前期，李世民對魏征犯顏直諫甘之若飴，甚至主動鼓勵大臣進諫；到了后期，對魏征依舊犯顏進諫漸生不滿，以至于因懷疑魏征將記錄其過失的諫辭抄送給史官，在魏征死后命人怒砸其墓碑——好在事后不久又修復了。

唐玄宗則是明君轉昏君的第二個典型，而且比李世民轉彎力度更大。

執政前期，李隆基勵精圖治，重用賢能，一舉將大唐王朝推向巔峰高度（如“開元盛世”）；但是開元后期逐漸沉湎后宮（“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重用奸邪（如李林甫、楊國忠），結果導致“安史之亂”的爆發，唐王朝由此一蹶不振。

好在明君也有特例。比如常被認為“守成有余，開拓不足”的宋仁宗，及至晚年依舊保持了仁治底色未變，始終尊重臺諫制度，允許大臣直言進諫，即便有大臣與之意見不合，也未打壓報復。只是對張貴妃的寵愛有點過度，被大臣詬病為“溺于女色”。

宋仁宗之所以能保持底色不變，除秉性仁厚之外，還因北宋臺諫制度成熟且運行有效，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外部制衡，即便帝王想懈怠，也會受官僚體系的約束。

你知道嗎：中國歷史上群星璀璨的“文人+文官”時代，恰恰就在仁宗執政時期，比如歐陽修、范仲淹、三蘇（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司馬光、曾鞏、周敦頤、張載、二程（程顥、程頤）……這是一個長長的名單，光芒四射。這不是偶然的。

其實，明君與昏君之間并沒有隔著一道防火墻，昏君變明君的不多，明君變昏君的不少，這是為何？

原來，自身危機意識與外部權力制衡的共同作用，再加上合法性焦慮倒逼的自我約束，共同成就了明君前期的清明。以李世民為例，靠“玄武門之變”登上大位，背負“殺兄逼父”的道德惡名，自然努力于洗白自己，于是虛心納諫、輕徭薄賦，就成了這一意愿之下的必然選擇，結果當然是好的，“貞觀之治”的時代來了；李隆基大體也是如此，其踐祚之路也是通過政變實現的，逆取當須順守，于是“開元盛世”來了。

遺憾的是，二人執政后期明君成色均明顯下降，尤其李隆基，幾乎親手葬送了自己締造的功業。

其實這個也不難理解，長期執政帶來皇權穩固之后，合法性焦慮不復存在，早年的謙卑與包容漸漸被唯我獨尊取而代之。比如，李世民后期就認為自己“功過三皇五帝”，自然不再需要賢臣諫言這個背景板了。

偏偏封建君主制天生缺乏對皇權的制衡，隨著功臣老去及諫諍集團的瓦解，皇權逐漸失去了外部約束因素，人性中自大的一面就會膨脹。

還有，隨著年歲漸長人的心態也會發生變化，所有人概莫能外。比如進取心會減弱，守成心會滋長，尤其那些年輕時代叱咤風云的大人物。明君雖有自律勝過常人一面，畢竟更有常人一面，沒有人天生喜歡逆耳忠言，偷懶（于帝王而言就是懶政、怠政）之心人人皆有。而且太平景象看多了，謙遜心態就會被自負、奢靡心取代，于是，“該享受享受了”會不由自主地充滿心智，即使英明如李世民者，也逃不出這個魔咒。

總之，家天下與皇權世襲，決定了制度設計必定以維護皇權為核心，天然缺乏制衡機制，這才是明君變昏君的終極根源。換言之，只要皇權不受制衡，明君之“明”就只能靠道德自覺而非制度約束，而道德自覺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