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德家人出版吳德回憶錄，卻被吳桂賢告上法院，雙方如何和解？

2004年7月，一紙律師函送到人民出版社編輯部。函件落款是“原國務院副總理吳桂賢”，內容只有一句核心訴求——要求立即修改《吳德口述：十年風雨紀事》中對她的相關敘述。彼時距離吳德去世已近九年，誰也沒料到這本回憶錄會引發一場訴訟。

編輯們先是一愣，其次便快速調檔。回憶錄第216頁寫道：“吳桂賢進入國務院班子，是‘四人幫’安排的產物。”這句話看似平常，實則扣上了嚴重的政治帽子。根據1993年生效的《民事訴訟法》及其隨后頒布的名譽權司法解釋，當事人如認為刊物損害名譽，可要求糾正并公開致歉，出版社顯然處于被動。

吳德在世時，對“十年風雨”這段經歷有諸多苦澀。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他出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隨即負責清理遺留問題。與吳桂賢的私人交往并不多，只在國務院會議簡短碰面。對她真實去向，他并無詳細了解。口述過程中，老人依據記憶提及“她被張春橋推薦”。可惜吳德病逝前，來不及再作考證。

吳桂賢為什么反應如此強烈？緣由要追溯到1975年1月。那年第四屆全國人大組閣，她以工人代表身份被任命為副總理，37歲，震動全國。許多老干部將她與陳永貴并列視為“樣板人物”。“坐在主席臺上，我自己都懵了。”多年后，吳桂賢對同學回憶時這樣說。毛澤東當時的“三三制”指示，讓她每年回紡織車間勞動四個月，實打實體驗生產一線，減少政治色彩。偏偏到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期，她與“四人幫”被有意無意地綁在一起。1977年申請辭職，部分原因也是要撇清這些影射。

名譽權訴訟的準備期里，吳桂賢委托律師搜集當年中央辦公廳文件，“調任副總理，經毛主席、周總理同意”那一行黑字尤其醒目。證據面前，出版方與吳德家人意識到措辭欠妥。一次三方會面在北京東城區一間并不起眼的會議室進行。吳桂賢平靜地說道：“我只求一句公正，不要刻意給我貼標簽。”吳德的長子隨后起身鞠躬：“父親生前對材料審核不嚴，給您造成困擾，我們深感歉意。”短短兩句話，化解多年的誤會。這段對話后來寫入庭外調解筆錄，成為雙方和解的轉折點。

有意思的是，和解協議并沒要求大幅刪文，而是采納更嚴謹說法：把“’四人幫’安排的產物”改為“當時社會上有人誤認為她與‘四人幫’有關，實為誤解”。文字修改僅九個字，卻避免了定性失誤。對出版社而言，重排版、再印刷、回收庫存，直接成本超過三十萬元。不過與潛在的訴訟風險相比，這點投入稱得上及時止損。

2008年再版時，扉頁多了一段聲明：“向吳桂賢同志深表誠摯歉意。”這算是業界少見的正式道歉范例。不少學術出版機構從中汲取教訓——口述史資料必須經過交叉驗證，單一當事人的回憶并不等同事實。回憶錄的價值在于記錄個人觀感，但倘若處理不當，也容易掉進法律陷阱。

值得一提的是，事件并未影響雙方后續交往。2009年，陜西咸陽舉辦紡織工人精神傳承座談會，吳桂賢應邀致辭。吳德家人送去花籃，挽帶用了八個字：求真、務實、互諒、互信。場下觀眾大多是老紡織工，掌聲熱烈，氣氛與當年工廠“趙夢桃小組”總結表彰會頗為相似。

吳桂賢退休后保留副國級醫療待遇，偶爾接受媒體采訪，總結自己一生的關鍵詞：“勞動、學習、獨立”。“當年誤解如果沒澄清，今天的我還會感到不舒服。”她說這話時神情平靜。法學界人士評價，此案是新世紀初期中國名譽權保護意識提升的縮影。

反觀吳德回憶錄的學術命運，經過修訂后銷量竟上升。一些讀者指出：正是對錯漏的公開修正，讓這本書更可信。出版人圈子私下里流傳一句玩笑，“補訂版比初版多跑了三萬冊，全靠九個字。”玩笑歸玩笑，它說明嚴謹是一種長期紅利。

案件塵埃落定，新的問題隨之而來：如何讓人物口述與檔案史料實現多方互證？歷史研究者正在嘗試把口述影像與文字對照發布，同時附上檔案索引，供讀者自行查核。或許這才是這場糾紛留給學術界最現實的啟示。

在法律與史學交匯的狹縫中，言與行都要掂量分寸。吳德家屬選擇公開道歉，吳桂賢選擇接受，這是常識與善意的握手，也是那個特殊年代親歷者們遲到的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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