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現代工業文明真的是抄我們的作業嗎？

作者：劉宏宇

大概是因為“愛國”的緣故，近些年，四面八方傳來“我們曾經科技最領先”的強音；在三星堆發掘出高度疑似焊接物件的催化下，幾乎被定格成了“真理”——容不得半點兒懷疑的那種，但有絲毫不茍之色就會被冠以“殖子”、“公知”、“潤子”甚至更可危頭銜口誅筆伐直到“搞倒搞臭”的那種。這氣勢要真到了人人信以為真的火候，想想還挺該憂懼的。

且不論那樣興沖沖人身攻擊的網絡愛國者們弄沒弄明白“愛”以及“國”究竟為何，更不沒事找事地去設想他們那樣的興奮與決絕的背后，是隱著怎樣的“初衷”或說“苦衷”，僅就事論事地粗粗瞭一眼“可見的歷史”，就或可稍許清醒一點點，就一點點。

坦誠的自審，永遠都不招人待見，卻又永遠都不可或缺。

（一）關于《永樂大典》和《山海經》的新傳說

在“追證”古代中國科技“最先進”、“遙遙領先”的“運動”中，最被當作“力證”的，是其實只是“見名”于史籍而并無（或稱“尚未”）發現確切存在的《永樂大典》；相傳是名永樂年間啟動并基本完成的百科全書式“國本巨典”，囊括了中華文明的科技精華，幾乎是所有近現代科技的“基底”！換言之——沒有《永樂大典》，就沒有后來的工業文明。

這說法，至少被當世的“人們”，找到了兩個“基點”：

其一，鄭和下西洋的壯舉——如果沒有強大的科技和制造，怎么可能完成后來西方所謂大航海遠不能及的“環球”旅行？！甚至，有人頭頭是道地“分析”出鄭和船隊的船只都已經不是后來西方人津津樂道的蒸汽機以及再后來的內燃機，而是“核動力”！

其二，《永樂大典》之所以并無（或說“尚未”）發現確切存在，是因為“被盜”——某個或某些西方傳教士到“大明”晃悠了一陣子就神秘消失了；不久后，他們那“還在樹上”的同類們，就忽然莫名其妙地“開竅”了，啟動了他們的“工業革命”……演繹指向即是，無恥的洋和尚偷走了我們的《永樂大典》，學會了遙遙領先的科技，還更加無恥地“貪天之功”，自我標榜成了工業文明的先驅、領導者。

再說《山海經》——從其中一些記載“分析”、“解讀”出太平洋的海溝、南美洲的禽獸、澳大利亞的獨特地貌，等等等等，說明兩點：

一，我們的祖先擁有足以探究到那些遠在今天疆域之外事物的能力，相關技術可見一斑！

二，那些被考察出、探究到的地方，都曾經屬于我們；至少應該如此；因而，當“收復”！

此外，還有對《易經》《周禮》等古代典籍及標榜了中古、近古名頭的各種“堪輿圖”的“展現”與“解析”，雖都不比《永樂大典》和《山海經》“成氣候”，卻也堪稱“弘揚”我們古代“高科技”的“延伸”和“補充”。

類似說法，其實并不新鮮。且不說二三十年前飽受國人恥笑的以“換臉”和“黑哨”享譽全球的某“近邦”對自身“來歷”和“古代成就”的吹噓鬧出的笑話；再早，三十大幾年前，筆者大學同寢一哥們兒就在“臥談會”上很認真地發表高論說：牛頓不是數學家和物理學家，而是出色的翻譯家；砸到他頭上的不是蘋果而是一本天書；別人看不懂，他給翻譯出來了，就有了微積分和經典力學……

這哥們兒英年早逝，特想朝天一炷香告慰他：那不是天書，是咱的《永樂大典》啊！

（二）古中國科技的“微光亮點”

為暫且保住老命，著實不敢跟以《永樂大典》《山海經》等為“據”定義古中國科技“遙遙領先”的“正能”硬剛，只是“溜邊沉底”地掃掃其實應該是人人可見的簡單歷史線條。

華夏文明的“中心區”、今天中華大地的“腹地”，在距今三千多年前的上古中期，青銅鑄造技術的發明和發展，不僅促成了商朝中后期的“原始工商業”，也間接推動了農耕相關技術的發展；其中一個重要“技術飛躍”，就是“打井”。

打井技術的產生和發展，極大改進了農耕灌溉條件，使得先民告別了“逐水草而居”的古老生存模式，開始了更廣泛的農耕，從而奠定“以農為本”的生存基底。由于實在不敢就把從小在正規課本和正規課堂學到的西方文明史“當真”來做比較，就只能說，橫向不看，就自己看自己，三千多年前的打井技術，不僅派生出了“井田制”這樣的農耕管理機制，更是幾乎可以跟青銅鑄造技術“比肩”、共同構成華夏文明“科技基架”的重要科技成就。

相比而言，眾所周知的“四大發明”，其實，個人認為，細論起來，還真算不上有多偉大。放在我們那么漫長的農耕歷史去看，“四大發明”式的科技突進，數量真不多；我們古代的科技發展，真是說不上“高效”；甚至，某種意義上講，成果上，都有點兒“乏善可陳”。

這么一說，肯定大把噴子頃刻對準了過來。能做的，大概只能是拿個土法自制盾牌格擋一二——跟能把手動風箱說成工業活塞“前驅”的誰誰誰們，真沒什么好爭辯的，就便是爭，也……是吧……就像郭德綱說的——當著火箭專家的面兒談論火箭升空到底是靠燒煤還是燒柴禾，火箭專家看你一眼都算ta輸了。筆者之于“科技”，當然遠不可比擬火箭專家或者任何什么別的專家，但好歹還算有點兒常識。

由上古到中古的過渡期，即大約“東周”（春秋戰國）到魏晉的大幾百年，眾所周知，華夏文明幾乎處在“沉浸式”的戰爭狀態。也是在這個時期，華夏文明展開了“哲學”篇章。百家爭鳴中，服務于戰爭的“相關技術”，獲得了比較充分的發展。從“強秦”的“武器標準化”到三國時的“木牛流馬”，可謂層出不窮。被后人引以為傲的“地動儀”、“渾天儀”、造紙術（又稱“蔡倫造紙術”），等等，也都生發在這個時期。

但是，出于諸如政權更迭頻密、需求復雜多變、測量檢驗相關“配套”不同步、保守壟斷等多方面原由，這個時期大多數科技成果，都沒機會得以穩固的延續，更毋論“進階”式提升和“關聯融和”，不僅沒能構成“體系”、“規模”，甚至很多都離散失傳，一個個本來就相對孤立的“亮點”，到頭來只余稀松“微光”，雖嫌遺憾，卻也是“歷史的必然”。

（三）治世之學vs奇技淫巧

自西漢中期“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始，可以說，很大程度上，以儒學為“最主要”的社會哲學，成為了“學問”的主體；到隋朝開科舉，更是由之前還尚存些微“自由度”的社會哲學，聚焦成了以“管理理念”為核心的“治世之學”，成為知識階層的追求方向。

相比而言，以手工勞作為“基礎土壤”的科技，則愈發沉淪成“治于人”的“勞力”。手工業者處于最多也就是“比肩”農人甚至還更加不如的“底層”，既得不到必要的尊重，也基本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絕大多數都不怎么識字或者干脆就是文盲。這樣的話，就算之前有些成果存續下來，也基本談不到“繼學”，更也就說不上“躍升”；絕大多數“手藝”，都是建立在“教會徒弟餓死師傅”的保守生存意識基礎上的手口相傳，雖不能說“倒退”，但想要“前進”，實在也是難上加難；偶有個別“有靈性”的工匠，做出略略突破，也大抵會被讀圣賢書、鉆研治世之學的主流知識階層，嗤之以“奇技淫巧”。

低下的地位，輕怠的評價，嚴重壓抑了科技實踐的積極性。本來就在“能力”方面先天不足，再沒了積極性，能發展起來才怪！所以，就便是盛世大唐和富足的北宋，也未見可與匹配的璀璨科技成就。火藥炸出的耀眼，活字印刷帶來的興奮，都也伴著“奇技淫巧”的品評，蹩居在“治世之學”的巨大陰影下。

有人說，明朝時候的“紅衣大炮”，比同期的西方要先進。或許是。但“后來”呢？為什么幾百年過后的虎門，還是差不多一樣的東西，而竟沒有明顯改進？原因很簡單。因為，那再怎么厲害，也還是“上不了臺面”的“奇技淫巧”，還被嚴格保守壟斷著。

有人說，鄭和下西洋的“寶船”，體量多大，航行多穩，甚至還有人反向強調說“那么遠的航行不可能靠劃槳吧”……哪么遠的航行？看看相關記錄就知道，最遠只是到了非洲東南的馬達加斯加島，走了走印度洋而已。說全程不可能劃槳的，難道不知道有個叫做“風帆”的東西？歐洲的大航海，起步階段，也靠的是那玩意兒。當然，必要時，該劃槳還得劃槳，只不過船太大，要很多人一起劃槳才行。

退一萬步——如果鄭和能躋身“主流”，下西洋有機會“形成制度”，也不能就說，相關技術不會改進、提升；可只要隨便查查看，就會知道，鄭和、領了下西洋皇命的鄭和，當時是個什么地位，下西洋，又是承載了怎樣的使命或說抱定了什么目標，相關“科技”的“探索性”，能稱得上幾分？

總體來講，最晚也是自魏晉起，直至被人家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最起碼一千大幾百年間，華夏文明之于“科技”的生發“土壤”，可謂“貧瘠”，不大可能生長出繁盛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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