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陳震偷稅案看公司治理漏洞與稅務合規重構

本文作者：馬釗

今日，多家新聞媒體報道，網絡車評人陳震于2021年至2023年期間，通過隱匿個人收入、轉換收入性質等手段少繳個人所得稅，最終被稅務機關依法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并處罰款，合計達247.48萬元。

該案件并非偶發的個人稅務違法，其背后深刻反映出近年來多行業尤其是網紅經濟領域中普遍存在的公司治理失靈、稅務合規機制缺失等系統性問題。本文將從治理結構、合規體系與監管趨勢三個維度展開剖析，以揭示案件背后的風險邏輯，并提出合規整改路徑。

一、公司治理失效：偷稅行為的結構性根源

陳震案中，其關聯企業所暴露的治理缺陷，并非簡單的“管理疏忽”，而是從股權架構到內部控制、從決策機制到崗位設置的全面失衡，這為稅務違法行為提供了制度性空間。

（一）股權架構與業務規模錯配：“小實體”承載“大流量”的治理悖論

目前根據現有資料，陳震名下處于存續狀態的僅有一家廣告公司和一個工作室，此次稅務處罰系因哪家主體引發新聞報道中尚未提及，而除此次報道外，廣告公司仍存在另一起印花稅欠稅公告。而此前亦有多個明星、藝人、網紅被稅務部門稽查、處罰并引發了極高的公眾關注度?，F今的網紅經濟領域存在一個普遍現象，即個人IP的商業價值與承載其法律及財務主體的實體規模并不匹配。許多從業者出于初期便利或認知局限，選擇以注冊資本較低、治理結構簡單的有限責任公司、工作室或個人獨資企業作為運營載體，然而，當個人影響力及收入規模急速膨脹，這種“小馬拉大車”的架構矛盾便日益凸顯。

一方面，初始設定的低資本與簡易財務體系，難以應對復雜、高額、多源流的商業收入合規管理需求，這種現象客觀上極易誘發企業賬戶與個人賬戶的混用，形成“業務收款→對公賬戶→以各種名目轉移至個人賬戶”的不規范資金路徑。另一方面，此類實體往往缺乏成體系的內部決策與監督機制，稅務處理高度依賴實際控制人的個人隨意判斷，易將“隨意變更收入性質”“私戶收款”等違規操作誤認為行業“潛規則”或稅務“籌劃”。

從《公司法》視角審視，若公司財產與股東個人財產混同、頻繁異常交易、代收代付，則在法律上可能面臨“法人人格否認”的風險，導致股東需對公司債務（包括稅務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關聯企業若已存在欠稅等不良記錄，更會引發稅務機關對同一控制下的其他經濟實體進行關聯審查，形成風險傳導的“多米諾骨牌”效應。

（二）崗位職責與風險防控脫節：關鍵合規職能的缺失

很多企業在實體經營過程中過分關注經營業績增長，在快速商業化過程中，并未能同步建立與之匹配的合規管理體系，既未設立專門的財稅合規崗位或引入外部顧問，也未建立健全規范化財務臺賬管理機制，稅務申報全程缺乏內部審核與制衡機制，形成“業務先行，合規滯后”模式，而這有可能使企業面臨以下重大風險漏洞：

收入核算混亂：廣告代言、平臺分成、電商傭金、線下活動等多元化收入未按法定性質分類建檔，為隱匿收入提供操作空間。

稅務申報隨意：部分企業存在模糊處理個人勞務報酬所得與經營所得（涉及企業所得稅及個人所得稅）之間的法律界限，甚至部分企業通過分拆個人賬戶支出，以虛假個人工資、勞務報酬申報，避免、隨意變更納稅性質，逃避稅收征管。

風險預警失效：未能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對業務流水進行有效監控，也缺乏定期的稅務健康檢查機制，長期持續性風險積累。

（三）個人與公司責任邊界模糊：“公私混同”引發的法律風險疊加

部分公司通過個人銀行賬戶收取本應歸屬公司的商業收入，其行為構成了典型的“公私財產混同”。這不僅違反稅收法規，也可能觸及《公司法》的紅線，存在多重法律風險。將本應作為個人勞務報酬或公司營業收入申報的款項，通過私人賬戶流轉，意圖規避或降低個人所得稅或企業所得稅的應稅義務。而未經合法程序將公司資金轉入個人賬戶，可能涉嫌挪用公司資金。若公司為一人有限責任公司，在無法證明公司財產獨立于股東個人財產的情況下，股東依法應對公司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這種公私不分的做法，使得個人稅務風險與公司稅務風險、個人債務風險與公司經營風險高度捆綁，一旦某一環節出現問題，極易引發全面危機。

二、稅務合規風險解析：法律定性與監管升級

本案的處罰結果與違法行為認定，不僅是對個案當事人的懲戒，更清晰地傳遞了當前稅務監管的核心導向，具有普遍警示意義。

（一）為何是“偷稅”而非“漏稅”？

根據《稅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三條，“偷稅”的構成需同時具備主觀故意與法定手段兩個要件，這也是區別于非故意的“漏稅”的關鍵。陳震在長達三年的時間內，持續、主動地采用“隱匿收入、轉換收入性質、虛假申報”等多種方式少繳稅款，具有明顯的系統性、計劃性，明顯存在主觀故意，不屬于因疏忽或政策理解錯誤導致的“漏稅”。而其“隱匿收入”行為對應于法律規定的“不列、少列收入”，“虛假申報”則直接對應“進行虛假的納稅申報”，完全符合《稅收征收管理法》對偷稅手段的描述。

而“漏稅”通常僅需補繳稅款及滯納金，但“偷稅”則需在此基礎上并處罰款。而本案中稅務機關認定陳震少繳個人所得稅共計118.67萬元，追繳稅款、加收滯納金并處罰款共計247.48萬元正是基于“偷稅”的定性進而產生了滯納金的加收。

（二）監管趨勢：“金稅四期”背景下“以數治稅”的精準化

陳震案的成功查處，是“金稅四期”工程強大監管能力的縮影，標志著網紅經濟過往一些“野蠻生長”的避稅手段已徹底失效。

“金稅四期”實現了稅務、銀行、工商、社保等多部門數據的深度共享與聯動以數治稅。個人賬戶的大額頻繁收款、企業收入與規模嚴重不匹配、關聯方資金異常流轉等行為，極易觸發系統預警。而近年來，企業越發意識到稅務監管利劍始終高懸，稅收監管力度持續性增強、稅務處罰頻發，而稅務查處的寬度、廣度、時間延續性都隨著技術手段的高速發展進一步強化。尤其是針對直播、網紅、電商等高收入新興行業稅務針對“公私賬混用”“收入拆分”“陰陽合同”等典型風險已引起稅務高度關注，頭部網紅的收入納稅情況，始終處于重點監控范圍。

此外，依托全國統一的稅收大數據與風險管理平臺，跨區域的稅務稽查協作效率大幅提升，使得通過多地注冊公司分散收入、規避監管的操作難以遁形。

三、整改路徑與行業啟示：構建可持續發展的合規生態

陳震案的價值，同樣為整個網紅經濟領域提供了一面反思的鏡子，需從微觀的企業與個人層面著手，推動行業生態的優化。

（一）企業層面：打造貫穿業務流程的合規閉環

治理架構再造：建立符合現代企業制度的治理結構，設立或明確負責財稅合規的專門部門/崗位；重大經營與稅務決策須經合規審核，必要時引入外部法律、稅務顧問；定期進行合規審計。

財務數字化升級：采用專業的財務軟件或ERP系統，實現各類收入的自動識別、分類與入賬；推行全流程電子發票管理；設置資金監控規則，對異常交易（如無業務背景的公轉私）實時預警。

嚴格公私分離：堅決杜絕使用個人賬戶收取公司營業收入。股東、高管從公司獲取資金，必須嚴格通過薪酬發放、利潤分配（依法扣稅）、合規借款（簽訂協議、支付利息）等合法渠道。

（二）個人層面：完成從“流量網紅”到“合規經營者”的思維轉型

強化法律意識：需徹底摒棄“流量至上”的錯誤觀念，充分認識到偷逃稅的法律風險（高額罰款、信用懲戒、刑事追責）對個人職業生涯與商業價值的毀滅性影響。

主動合規管理：建議主動聘請專業的稅務顧問，進行稅務健康檢查與合規籌劃；依法依規進行稅務申報，保留完整憑證。

塑造負責任形象：對于公眾人物而言，依法納稅、合規經營本身就是最具價值的“人設”。可以適時通過透明、合規的方式披露其商業合作的稅務處理原則，提升公眾信任度。

（三）行業層面：推動建立“規范與發展并重”的良性生態

制定合規指引：相關行業協會可聯合專業機構，研究發布行業規范性文件，為從業者提供明確指引。

組織專業培訓：定期組織稅法普及與合規案例研討會，邀請監管人士、學者、律師進行解讀，提升行業整體的合規認知與能力。

倡導正向激勵：在行業評優、資源對接等活動中，將合規經營作為重要評價維度，樹立“合規創造長期價值”的行業風向標。

陳震案的247.48萬元罰單，是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流量不是法外特權，名氣更非避稅“護身符”。在“金稅四期”深入演進、稅收監管全面走向“以數治稅”的今天，完善公司治理、筑牢稅務合規防線，已成為所有市場參與者，尤其是網紅經濟從業者生存與發展的“必答題”。唯有將合規意識內化于心、外化于行，構建起能夠承載其商業價值的現代化治理體系，才能在法治的軌道上行穩致遠，真正實現個人價值、企業成長與社會責任的多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