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形勢突變，上海數萬日本人何去何從？中方立場明確

不知從何時開始，上海出現了一條看不見的國境線，線內生活著近五萬日本公民，構成了中國最大的日僑社會。

他們白天在陸家嘴的摩天樓里拼搏，晚上在古北的居酒屋里訴說鄉愁，直到最近東京政客發出刺耳聲音時，這群人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現，自己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每一張上海生活照都可能被部分同胞斥為“非國民”。

究竟是怎樣一種力量，能讓數萬身在上海的日本人陷入身份的撕裂與未來的迷茫？面對中日形勢突變，他們又將何去何從？

要解開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回顧歷史。

早在1926年，在滬日本人數就已突破兩萬，直到1943年，這一數字飆升至驚人的八萬，那時的日本僑民社會是殖民權力的延伸，如上海市政研究會、滿鐵上海事務所這些日本在華機構，核心目的就是為日本對上海的占領提供參考。

然而，歷史還有另一面。

自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日本上海研究迎來第二個興盛期，焦點轉向了經濟合作與文化交流，此時的上海對日本人而言，是觀察中國的現場、透視世界的窗口。

今天的數萬日僑，絕大多數都是這第二重歷史的繼承者，他們中間不乏工程師、企業家、藝術家、留學生，如昔日熱門歌曲《上海的風》的創作者，就是用插畫記錄上海疫情封控生活中萵筍吃法的宇山紡。

不過，對于近五萬身在上海的日本人，并非充分地融入了這座城市，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他們中的許多人都生活在一種“小日本”的交際生態中。

從日本人學校、診所、超市，到專門的法律咨詢和房產中介，像一個巨大的安全氣囊，緩沖了文化沖擊，提供了無與倫比的便利，如一位日企員工所言。

“在這里，你可以一句中文都不會，卻依然能舒適地生活幾十年。”

只可惜，這套看似完善、安全的系統，在政治風浪襲來時，最先顯露出了無法彌補的脆弱性，甚至成了在華日本人的信息繭房和社交隔離區。

當日本國內媒體對中國進行片面報道時，他們的信息交互可能還在加深誤解與恐慌，所謂的生活安全區讓他們的處境變得格外尷尬，可謂抱團取暖卻更覺寒冷。

生意會不會受影響？

孩子在學校會不會被歧視？

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異鄉事業與生活，是否會因東京政客的一席話而崩塌？

面對這種普遍焦慮，中國外交部的表態顯得尤為重要，中方已經清晰、明確地表示。

“將繼續依法保護在華外國公民的安全與合法權益。”

“依法保護”這四個字重若千鈞，傳遞的不是臨時性安撫，而是基于法治精神和國家治理能力的制度性承諾，也在告訴所有在華外國人，只要遵守中國法律，你的權利就是穩定的，這是一種定的力量。

反觀日方，駐華使館警告在華日本人不要前往人員密集場所的做法，則流露出一種亂的思維，看似關心本國公民，實則充滿了政治表演性，非但不能提供有效保護，反而制造了更多不必要的緊張和危機感。

兩相比較，高下立判。

在筆者看來，如今身在上海的日本人，恰恰是最有能力也最應該看清中日形勢真相的群體。

他們親眼所見，中國社會并非某些日本媒體描繪的那樣齷齪，切身感受過上中國人的樸素善意，作為中國發展紅利的分享者，如爵士歌手岸祐子所感慨的那樣。

“上海的繁華和便利，已經超越了東京。”

此外，他們也更清楚地知道，戰爭的殘酷與和平的珍貴，如不少日本在華青年疾呼“我們一致絕對反對戰爭”，這種清醒聲音與日本政壇某些人物的狂熱姿態形成了尖銳對比。

不過，既然政客由平民選舉產生，其政策導向最終反映的也是社會的集體潛意識，高市早苗等右翼政客的如今的狂悖言行，正是日本社會政治土壤結出的惡果，全體日本國民，尤其是這些切身利益系于中日關系的在華僑民，對此應有深刻的反思。

讓自己的祖國成為一個讓僑民在海外能昂首挺胸、安心生活的國家，而不是一個四處點火、讓僑民提心吊膽的存在，這是一國政治高層的天職所在。

歸根結底，中日形勢突變之結由日本政府所系，解鈴自然還須系鈴人，中方尊重外國人權益的答案已經無比明確，至于上海這數萬日本人的何去何從，最終取決于兩個選擇。

其一，于日本政府而言，是選擇繼續破壞地區穩定，將本國國民置于戰略險境，還是迷途知返，為國民創造一個能在鄰國安心發展的和平環境。

其二，于在滬日僑而言，是滿足于永遠做一個戰戰兢兢的異鄉客，封閉在舒適區內，還是更勇敢地走出來，深度融入上海，用自身的行動向日本社會傳遞一個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成為打破隔閡的建橋者。

如今，上海的風吹拂著黃浦江的波濤，也牽動著數萬個日僑家庭的未來，至于這陣風最終吹向何方，球已經被傳回東京。

參考文獻：

《近代以來日本的上海研究：特征與演變_宋曉煜》

《聽日本友人講述喜歡上海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