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副院長陶凱元：以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促推高質量發展

以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促推高質量發展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中國法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會會長 陶凱元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全面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將建設科技強國錨定為戰略目標。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確定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提出“全面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不斷催生新質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和新質生產力發展，發表一系列重要論述，指出“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動力”；強調“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必須繼續做好創新這篇大文章”。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述和黨中央提出的目標任務，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新質生產力發展指明了方向，也為推進知識產權法學研究和法治實踐提供了根本遵循。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突出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作出部署。面對當前的形勢任務，要清醒地認識到，擺在我們面前的重大時代課題是：如何以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持續護航高質量科技創新？如何以面向未來的視野和眼界謀劃知識產權法學研究工作，助力科技強國目標的實現？如何發揮法治的引領、規范和保障作用，服務事關中國式現代化全局的戰略任務取得重大突破？應對重大時代課題，要把握時代方位，堅持守正創新，強化系統觀念，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推進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事業實現新發展。

把握時代方位，深刻認識知識產權保護在推進中國式現代化中的戰略地位。

知識產權保護之所以如此重要，要從人類文明演進的宏觀視角來審視。人類社會的每一次重大躍升，都伴隨著生產要素的根本性變革和相應產權制度的確立。農業文明時代，土地是核心要素，地權制度決定財富分配格局；工業文明時代，資本成為關鍵要素，現代公司制度和金融體系應運而生；進入知識經濟時代，知識超越土地、資本、勞動力，成為最關鍵的生產要素。知識產權制度就是知識經濟時代的“基本制度”，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影響著一個國家在全球價值鏈中的戰略實力。

歷史經驗反復證明了這一規律。英國1623年頒布的《壟斷法規》被公認為世界上第一部具有現代意義的專利法案，為后來的工業革命奠定了制度基礎；美國將知識產權保護寫入憲法，成就了其全球科技領先地位；德國、日本通過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實現了后發趕超。一定程度上講，世界現代化史也是知識產權制度演進史。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宏偉目標對知識產權保護提出了更高更新要求。這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十四億人口整體邁入現代化，必然需要激發更大規模的創新活力；這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必然需要知識產權制度促進創新成果更廣泛地惠及人民；這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必然要求通過自主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這些特質決定了中國必須走出一條既激勵創新又促進共享、既保護產權又維護公益、既融入世界又保持中國特色的知識產權保護道路。

當前，我國知識產權正處于從量變到質變的關鍵躍升時期。我國已成為知識產權大國，但大而不強、多而不優的問題依然突出。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在一些創新領域我國已逐步進入“無人區”，許多領域需要原始創新、顛覆式創新。這一新的形勢必然要求知識產權保護模式實現根本性的轉變，從“適應性保護”轉向“引領性保護”，從“追隨型規則”轉向“創設型規則”。唯此才能切實貫徹好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歷史機遇”，將我國建設成為知識產權強國。

面向未來，必須清醒認識到，知識產權保護不是單一的部門職責和學術研究對象，而是國家戰略；不是純粹的技術性法律問題，而是關系現代化全局的制度安排；不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是功在千秋的長遠之策。必須站在中國式現代化全局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寬的戰略視野，謀劃和推進知識產權保護工作。

堅持守正創新，推動知識產權法學理論與法治實踐相互促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我們要在守正創新中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產權法學知識體系。

守正，就是要把握知識產權制度的內在規律。知識產權制度的核心是處理好創新者與模仿者的關系、私權保護與公共利益的關系、國內保護與國際協調的關系。處理這三對關系的基本原則，是在激勵創新與促進知識傳播之間尋求動態平衡。這是知識產權制度的“道”，無論技術如何變革、形勢如何變化，這個“道”不會改變。要深入研究這一規律，準確把握保護的邊界和限度，既要防止保護不足，也要警惕保護過度。

創新，就是要回應時代提出的新命題。人工智能生成內容能否受著作權保護？數據權益如何界定？基因編輯成果能否獲得專利保護？這些問題在傳統理論中找不到現成的答案。理論研究工作不能刻舟求劍，而要敢于突破。但這種突破不是推倒重來，而是在深刻理解知識產權制度規律基礎上的創造性發展。

面向未來，建構中國自主知識產權法學知識體系，要把握三個維度。其一，植根中國實踐。我國有著全球最大規模的創新實踐，從人工智能的知識產權治理到新型權益的法律保護，從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到數字經濟的規則構建，許多實踐走在世界前列。要善于從中國實踐中提煉規律性認識，形成原創性理論貢獻。其二，融通古今中外。中華文明五千年歷史蘊含著豐富的產權思想和創新智慧，從“天工開物”到“格物致知”，從“功不唐捐”到“厚德載物”，都包含著對創新與傳播關系的深刻理解。要善于從傳統文化中汲取智慧，同時學習借鑒一切有益的世界文明成果。其三，面向未來發展。知識產權法學研究要有前瞻性，密切跟蹤科技前沿，在問題出現之前就開始理論探索，使理論研究既根植于實踐，又走在實踐前面，促進引導科學決策。

守正與創新是辯證統一的。守正是創新的前提，創新是守正的發展。要在守正中創新，在創新中守正，推動知識產權法學理論和法治實踐不斷發展完善，為建構中國自主知識體系作出應有貢獻。

強化系統觀念，以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服務高質量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當前，我國正在從知識產權引進大國向知識產權創造大國轉變，知識產權工作正在從追求數量向提高質量轉變。要強化系統觀念，構建全鏈條、全方位、高水平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強調系統觀念，就是要在知識產權保護的“力”與“度”、“統”與“分”、“破”與“立”中尋求動態平衡。在保護強度上，把握“力”與“度”的辯證關系，使保護力度與創新難度相匹配、與產業發展階段相適應。在保護格局上，處理好“統”與“分”的關系，構建知識產權大保護格局，注重司法保護與行政保護、社會保護等多維保護的協同配合，實現綜合保護的最佳效果。在保護機制上，實現“破”與“立”的有機統一，打破傳統慢節奏保護模式，建立更加靈活高效的保護機制，對各類市場主體一視同仁，以公正的制度環境激發創新活力。

強調高水平保護，不是保護得越寬泛越好，而是要實現“精準”保護。就像中醫講究“辨證施治”，不同類型的創新需要從不同角度進行保護。對于投入巨大、風險極高的原始創新，如新藥研發、芯片設計，需要強保護；對于積累性創新、組合式創新，過度保護反而會阻礙后續創新。對于已形成市場壟斷地位的專利，要警惕權利濫用；對于尚在培育期的新興產業，要給予適當保護空間。

面向未來，知識產權保護將面臨更多新挑戰新機遇。量子計算、腦機接口、合成生物等前沿技術正在孕育突破，元宇宙、數字醫療等新業態方興未艾，這些都將對知識產權制度設計提出全新要求。要以戰略眼光和前瞻思維，提前布局、主動作為，確保知識產權保護始終與科技創新同頻共振，與產業發展相得益彰。

“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中國知識產權保護事業大有可為，未來可期。要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深入貫徹習近平法治思想，深刻領悟習近平總書記關于知識產權工作的重要論述，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強的使命擔當、更實的工作舉措，推動知識產權法學研究和法治實踐再上新臺階，以高水平知識產權保護不斷護航創新發展，為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和民族復興偉業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來源 | 最高人民法院

編輯 | 文亞欣

校對 | 羅冠明

審核 | 冼文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