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在湖南接見韋國清，談話時突然問：你和韋拔群是不是一家

1971年8月28日夜，長沙城里悶熱無風，九點剛過，橘子洲頭對岸的白色燈光映在湘江里。主席在賓館會客廳里接見從廣東、廣西趕來的幾位省軍區領導，他手里的蒲扇停了一下，忽然抬頭問韋國清：“韋拔群同你可算本家？”一句輕描淡寫，把在座的人拉進幾十年前的硝煙。

韋國清答得坦然：“血緣遠了些，也有族親。”主席點點頭，靠在藤椅上，“東蘭那片山，革命火種早，韋拔群我記得清楚。”隨后他低聲補一句，“可惜人沒了。”客廳里安靜得連秒針聲都清晰。短短幾句，引出一段沉重往事。

韋拔群1894年出生在廣西東蘭，家境普通，年輕時卻一門心思折騰新路。1916年護國討袁，他扛槍進貴州，后來又考進貴州講武堂，練過隊列也鉆過地圖。有人說他半是軍人半是教師，脾氣火爆卻最怕鄉親挨餓。

五四運動消息傳到大瑤山，他不再滿意單打獨斗，干脆回東蘭發動農友。東蘭深山，谷地不多，佃農交租一交就是半倉谷。韋拔群跑遍十幾個寨子，勸莊稼漢“別看自己窮，合在一起力量大”。山路崎嶇，他常兩腳打滿血泡仍硬撐著趕夜路。

1925年夏末，他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講授的正是毛澤東。課堂上，毛澤東講到“農民問題是革命問題”，韋拔群一下就坐直了。下課后倆人站在操場樹蔭下聊廣西情形，主席說“要了解壯鄉，就得問你”。這種平等的交流讓韋拔群格外振奮。

回到東蘭后，他帶回土改、武裝、自衛的思路，成立“農民自衛軍”。1926年冬天他加入中國共產黨，翌年蔣汪分裂，全國革命受挫，他卻在右江蘇區死守山寨。1929年，鄧小平、張云逸在百色起義，韋拔群與他們會合，出任紅七軍第3縱隊司令。當時他說得最響的一句話是：“這里雖偏，燒起來能照亮南方。”

紅七軍主力北上后，他留下不足千人的21師，支撐右江蘇區。桂系軍閥圍剿三輪，他扔下話：“若我先吃肉，你們喝粥，算我負了東蘭。”于是伙食里頭長官沒特灶，他也和士兵一樣啃玉米面。敵人恨得牙癢癢，懸賞一萬大洋要他的頭。群眾把布告撕碎當柴火燒，偏不讓特務摸到師長影子。

1932年秋，最陰毒的暗箭來自身邊人。侄子韋昂是警衛隊長，桂系先逮住韋昂的小老婆陳的伯，又騙又逼，終把韋昂拉下水。10月19日凌晨，韋昂摸走枕下手槍，兩聲悶響，38歲的韋拔群永遠倒在床邊。警衛羅日塊沖進屋時已無力回天，他被繳械后還被勒迫將首級割下。慘案震動十里八鄉，民團拿著韋拔群頭顱邀功，街頭百姓低頭抹淚。

解放后，老區干部楊正規始終放心不下，“烈士血債不報，怎么向百姓交代？”1960年初他寫信給自治區公安廳，信紙只寥寥數行，卻句句揪心。廳長鐘楓本是紅軍出身，他拍電話：“早該辦！”但年代久遠，人海浩瀚，要翻舊賬并不容易，百色專區提出“最好由廳里派專案組”。

樊恒榮臨危受命，帶兩名刑警直奔東蘭。他們先盯上案發時的國民黨縣長徐家豫。徐已在勞改農場服刑，開始裝糊涂。樊恒榮連問三夜，徐終于松口，吐出三個名字：韋昂、陳的伯、劉治。線索算是抓住尾巴。

劉治最先現形。田州鎮口口相傳有個賣粥老頭，說話帶百色口音。民警沿街蹲守，發現那人手背一顆舊槍傷疤，與檔案吻合。落網那天，劉治嘆氣：“活到這歲數，也知道躲不過去。”他供出細節，與徐家豫口供相符。

韋昂卻已成謎。檔案顯示他逃至柳州，住過一座未完工的洋房。抗戰爆發后洋房被日軍炸毀，他便轉回大瑤山。有人說地下黨容讓干掉了他，也有人說山匪劫殺，尸首無憑，警方只能在柳州、河池一帶逐村核查。結果找到的只有一座荒墳，木牌寫著“韋某”。土樣化驗印證時間相符，專案組認定韋昂確已死亡。

陳的伯則潛入融水。她改姓換名，靠替人縫補為生，自以為天衣無縫。1962年底公安干警上門核查戶口，她起初鎮定，卻在指紋比對時瞬間癱坐。面對鐵證，她嘟囔一句：“若沒我，他也下不了手。”那份得意變成了結案報告里的罪證。

廣西檢察機關移送法院，劉治、陳的伯被判死刑。兩人押在東蘭縣看守所時身體早已耗空，還沒等到執行，先后病亡。文件送到自治區，批示只有一句：“烈士可安。”簡單二字，包含三十年的追索。

再把目光拉回1971年的長沙會客廳。主席和韋國清聊到這里，沉默片刻，說道：“民族地區斗爭艱苦，他算硬漢。”這評價沒有豪言壯語，卻分量極重。韋國清輕輕應聲：“要讓后輩知道他的名字。”燈光下，兩位老戰士目光交匯，誰也沒有多說，心里卻清楚：韋拔群那顆滾燙的心，并沒有隨山寨夜色熄滅，它早已化進壯鄉江水，化進革命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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