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支持率65%，年輕人分不清對錯，今日日本與二戰前有何不同

介入臺海事宜、保護西南諸島、出口導彈、松綁自衛法...

難以想象，這是一個上任一個多月首相短時間內做出來的激進行為。

如今的高市早苗，儼然正在將日本社會推向一個熟悉的場景，一個二戰爆發前，全社會分不清對錯、所有人處于狂躁與激進的狀態。

然而，這一系列引得全世界不滿的行為，卻在日本國內收獲一片支持。

共同社即時民調顯示，近日高市早苗內閣支持率由此再升兩個百分點，定格在65%，僅次于戰后紀錄。

高市早苗每次極盡狂熱的宣揚過后，臺下總是站滿一張張年輕面孔，在霓虹燈下興奮揮舞手機。

群情激昂的狀態，不禁讓全世界發出叩問：日本是否正滑向“二戰前的狀態”？

經濟與安全置換

高市早苗，一個在全世界早已臭名昭著的名字。

然而在日本國內，其內閣支持率迅速攀升至65%。

這一數字乍一聽讓人不可思議，但細細探究日本當下的社會環境就會發現，日本人對高市的支持并不讓人意外。

據共同社2025年11月20日發布的全國緊急民調，高市支持率上升的主要推動力來自18至29歲年輕群體，其中“非常支持”比例高達72%，遠超全國平均的65%。

而在被問及支持理由時，超過60%的年輕人選擇了“經濟政策有實效”，僅有不到10%提及“外交或安保政策”。

一句話點明了高市“深得民心”的關鍵。

這表明，高市并非以右翼意識形態直接贏得年輕人，而是通過“經濟—安全”議題的捆綁策略，將民生焦慮轉化為對強權政治的認同。

事實也的確如此，她上臺后第一時間宣布“能源價格緊急抑制計劃”，通過政府補貼將家庭電費和燃氣費平均下調12%，并推出“年輕人就業穩定基金”，為首次就業者提供每月3萬日元、最長12個月的補貼。

這些措施迅速緩解了年輕人對生活成本上升的強烈不滿，使她在社交媒體上被冠以“行動派首相”的標簽。

然而，這些難道是高市的本質目的嗎？

當然不。

經濟安撫并非孤立政策，而是與“外部威脅”同步推進。

高市在多個公開場合強調，“臺海局勢若持續緊張，日本供應鏈將面臨斷裂風險”，并以此為理由推動“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案”的加速審議。

該法案于2025年11月初在國會通過，賦予政府對關鍵產業進行“事前審查”和“干預采購”的權力，實質上為干預市場、集中資源于軍工與能源領域提供了法律依據。

這一策略與1930年代日本“國防國家”轉型極為相似。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日本政界就以“滿蒙生命線”受到威脅為由，推動軍費擴張與產業統制。

1934年成立的“企劃院”將經濟資源集中于軍需工業，1936年“軍費優先”原則正式寫入預算編制流程，導致軍費在三年內翻倍。

高市政府雖未明確喊出“軍事優先”，但通過“經濟安全”話語，將民生焦慮與對外強硬政策綁定，實質上已悄然完成了“經濟議題安全化”的轉換。

11月，日本政府向國會提交《有事法制整備法案》修正案，新增“存亡危機事態”條款，規定若“與日本關系密切的他國遭受武力攻擊”，即使日本本土未受攻擊，也可出動自衛隊進行“防衛支援”。

該條款僅需首相與國家安全保障會議批準即可啟動，國會僅享有事后48小時內的知情權。這意味著，日本自衛隊可在未經國會授權的情況下參與海外軍事行動，實質上廢除了“專守防衛”的憲法邊界。

高市早苗從未直接鼓吹戰爭，但卻通過經濟焦慮、安全威脅、制度寬松這套流程，成功為戰爭準備了土壤。

年輕人因補貼而歡呼，卻不知自己和全社會正被一步步推向一個，無需國會同意即可出兵的危險狀態。

對此，日本年輕人不僅毫無察覺，甚至壓根不知道日本當年犯下的罪孽，更分不清高市行為的對錯。

分不清對錯的日本人

日本年輕人不了解二戰歷史，不知道日本軍國主義曾經的暴行，此事已經不是發生在一代日本人身上，這是日本公共教育體系、主流媒體、政府，三方二十年來系統性“去戰爭化”操作的直接結果。

2024年，文部科學省發布的《學習指導要領》顯示，中學歷史課程中“近代日本對外關系”課時從原先的18課時壓縮至8課時，其中關于南京大屠殺、慰安婦、731部隊等具體事件的內容被整體刪除，僅保留“戰后審判中被提及的事件”這一模糊表述。

教師在課堂中若試圖補充相關史實，需先通過校方“教育內容審查委員會”的評議，而該委員會依據《教育基本法》，有權否決“可能引發自我貶損”的教學內容。

這意味著，歷史教育不再是批判性認知的工具，而成為國家認同的塑造手段。

其結果是，年輕人對戰爭的認知被壓縮為“日本也曾是受害者”，而“加害者”身份則被系統性地遮蔽。

更深層的問題在于教材內容的“去語境化”。

例如，關于“太平洋戰爭”的章節，現行教材僅描述“日本因資源短缺而與歐美發生沖突”，并未提及侵華戰爭的前因后果，也未解釋為何中國、朝鮮半島民眾視日本為侵略者。

這種“斷鏈式敘事”導致學生無法建立完整的歷史因果鏈，更無從理解戰爭責任應該由誰來背負。

2024年，東京大學教育學部對全國3000名高中生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過60%的受訪者認為“戰爭是雙方都有責任”，僅有不到15%選擇“日本負有主要責任”。

與此同時，主流媒體也在同步推進“歷史斷鏈”。

2025年7月，NHK播出特別紀錄片《亞洲共生之路》，將1931—1945年戰爭濃縮為12分鐘鏡頭，解說詞中僅出現一次“戰爭責任”，且主語為“國際社會對日本的誤解”。

這種“戰爭即誤解”的敘事，將侵略行為中性化，把歷史責任外部化，使年輕觀眾在情感上更容易接受“日本被誤解”而非“日本曾加害”。

至此，日本年輕人徹底被剝奪了解歷史、談論歷史的權力。

當過往的罪惡徹底被掩埋，新時代的日本年輕人自然不會基于歷史反思，對高市的右翼行為產生任何排斥。

但不管日本年輕人如何狂熱的擁護高市，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日本正在滑向危險的邊緣。

日本正退回二戰狀態

日本回到戰前狀態，并非一定要街頭再次出現坦克與軍靴才算。

目前日本表現出的右翼狀態，更多隱藏在社會的方方面面，比如，制約戰爭的制度護欄被系統拆除，輿論環境被政府單方面主導，財政資源被悄然導向戰爭準備。

2025年，日本在法律、輿論與財政三方面同步推進的“制度重構”，與1930年代戰前日本的轉型軌跡高度重合，顯示出一種“非戰之戰”的危險趨勢。

法律層面，最具標志性的是2025年9月通過的《有事法制整備法案》修正案。

該法案新增“存亡危機事態”條款，即使日本本土未受攻擊，也可出動自衛隊進行“防衛支援”。

與此前“周邊事態法”相比，新法案不再局限于“后方支援”，而是允許自衛隊直接參與戰斗行動，且不用事前告知國會。

這一程序設計，與1931年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后的“事后追認”機制極為相似。

當時，軍部在未獲內閣批準情況下擅自行動，事后僅通過“臨時閣議”追認，既成事實成為政策依據。

如今，高市政府通過“存亡危機”這一模糊定義，為自衛隊“先斬后奏”提供了法律依據，使日本再次具備“未宣而戰”的制度通道。

輿論層面，日本政府通過“信息對策”繼續強化話語控制。

2025年度，經濟產業省“信息對策室”預算增至320億日元，比2020年翻三倍，名義上用于監測“外國虛假信息”，但實際操作中，NHK內部文件顯示，該室曾要求電視臺在“臺灣有事”相關節目中不得邀請“反對派”嘉賓，以免“削弱國民危機意識”。

財政層面，防衛省更是計劃于12月設立“防衛力整備基金”，首期注資8萬億日元，資金來源包括：出售政府持有的日本煙草公司股份、提高印花稅等，且該基金不受年度預算框架限制，可跨年度滾動使用。

這意味著，防衛費將不再受國會年度審議約束，形成“軍費獨立賬戶”。

這手操作，同樣像極了1937年“臨時軍費特別會計”。

當時日本為擴大對華戰爭，將軍費從一般預算中剝離，結果軍費從1937年的14億日元激增至1941年的65億日元，四年間增長近五倍。

在日本政府的這一系列操作下，日本國民的戰爭意識不出所料被極大激起。

2025年11月，東京澀谷站前隨機采訪顯示，20—30歲男性中，有38%表示“若朋友都去戰場，我也會去”，遠高于2015年的18%。

這種“從眾型戰爭意愿”并非出于意識形態狂熱，而是社交媒體環境下的“群體認同”。

更令人擔憂的是，地方政府也在加入“戰前動員”。

2025年10月，大阪府宣布將在2026年設立“青少年國防教育基地”，與陸上自衛隊合作開展“防衛體驗課程”，包括模擬射擊、戰場急救、導彈避難演練等內容，面向中學生開放。這與1938年文部省推動的“少年國防團”如出一轍，當時通過學校與軍部合作，將軍事訓練納入義務教育，使戰爭準備日常化、教育化。

當法律程序、輿論環境、財政資源、社會心理四條軌道同步對齊，戰爭就不再是需要“決策”的事件，而是成為“慣性”的結果。

1931年，日本未經過國會宣戰即發動“九一八事變”，是因為軌道已鋪好。

2025年的日本，雖未再次出兵，但軌道已悄然鋪設完畢。

是否開戰，某種程度上只是高市早苗一句話的問題。

20世紀30年代，日本用十年時間從“昭和恐慌”走向全面戰爭，今天的日本尚未抵達臨界點，但各種信號已瘋狂閃爍。

真正的危機不是高市個人的右翼色彩，而是整個社會風向與價值徹底偏向軍國主義。

這股勢頭若無人按下暫停鍵，一旦發酵下去，日本走向徹底瘋狂也只是時間問題。

參考資料

吳彬彬,段江含.高市早苗正將日本推向危險邊緣.南方日報,2025-11-23

李子越,陳澤安.“日本被首相拖入國家危機”.新華每日電訊,2025-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