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國際力量對比深刻調整。面對西方文化霸權與價值觀滲透,如何筑牢意識形態安全防線?在數字經濟重構文化生產方式的背景下,怎樣重塑中華文化的現代性表達?當Z世代成為文化消費主力軍,如何創新文化傳承機制?這些問題交織成新時代文化建設的重要命題。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時度勢,將“發展具有強大思想引領力、精神凝聚力、價值感召力、國際影響力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作為“十五五”時期文化建設的核心目標,這既是應對全球文化競爭的戰略抉擇,更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在文化強國建設的宏大敘事中,“四力”既是文化強國的本質特征,也是衡量文化發展水平的關鍵標尺。筆者試從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的雙重維度,探討如何通過改革創新激活文化生命力,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發展范式。
思想引領力:意識形態建設的本體論追問

思想引領力的本質在于回答“舉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根本問題。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指導思想,其真理性需要在實踐中不斷驗證與發展。目前,全國有馬克思主義理論一級學科博士點近120個,年均培養高層次人才數千人,但基層理論宣講覆蓋率仍存在區域不平衡問題。這折射出思想引領力建設的深層矛盾——理論供給與受眾需求的結構性錯位。
破解這一矛盾,需回歸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基本方法。浙江“之江軒”理論工作室的創新實踐為此提供了范例,其推出的《習近平科學的思維方法在浙江的探索與實踐》系列研究成果,通過“理論+案例+數據”的敘事方式,將抽象哲理轉化為鮮活實踐。這啟示我們,思想引領力的提升需要實現三個轉化。其一,將理論話語轉化為大眾話語,運用短視頻、AI互動等載體打破認知壁壘;其二,將學術話語轉化為實踐話語,通過“一地一策”試點探索理論落地的現實路徑;其三,將本土話語轉化為全球話語,以“中國智慧”回應人類面臨的共同課題。
精神凝聚力: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實踐論展開

精神凝聚力的核心在于構建全社會共同的精神家園。數據顯示,我國注冊志愿者已超2.3億人,但志愿服務專業化、精準化水平仍待提升。深圳實施的《文明行為促進條例》通過立法約束不文明行為,這表明,精神凝聚力的培育需要制度保障與實踐養成相結合。
從理論層面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需突破“知行合一”的實踐困境。杭州“最美現象”培育工程提供了有益啟示:通過建立“發現—培育—傳播—激勵”的全鏈條機制,累計選樹先進典型3萬余名,帶動超2000萬人次參與志愿服務。這種“典型引路”的模式,實質上構建了一種價值示范機制,使抽象的價值理念轉化為可感知、可模仿的行為范式。未來需進一步深化三重實踐:其一,建立“志愿服務銀行”等激勵機制,推動“利他行為”向“價值自覺”升華;其二,開發“文明實踐數字孿生平臺”,利用大數據分析精準匹配群眾需求;其三,創新“紅色文化+”模式,將革命精神融入鄉村振興、城市更新等時代課題。
價值感召力:文明形態創新的本體論建構

價值感召力的根基在于構建人民群眾的精神家園。當前,我國文化產品出口額顯著增長,但文化軟實力與經濟硬實力仍不匹配。李子柒田園生活視頻的全球傳播證明,傳統文化資源的現代表達能夠跨越文明隔閡。這種“文化破壁”現象本質上反映了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
從理論維度看,價值感召力的生成需要解決“古今中西”之爭。敦煌研究院的實踐提供了創新范式:通過與18個國家開展文化遺產保護合作,數字敦煌資源庫訪問用戶覆蓋上百個國家和地區。這種“文明對話”模式,既彰顯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又通過技術賦能實現了傳統價值的現代轉化。未來需著力構建“三位一體”價值傳播體系:其一,打造“文明互鑒”數字平臺,推動敦煌壁畫、三星堆文物等文化IP的全球化傳播;其二,培育“新中式美學”消費場景,將傳統元素融入時尚設計、城市空間;其三,創新“非遺+科技”表達方式,如廣彩瓷與3D打印技術的融合,讓古老技藝煥發新生。

國際影響力:文化話語權的建構論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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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影響力的本質在于爭奪文化話語權。數據顯示,我國文化產品出口額十分搶眼,但文化服務貿易逆差依然存在。文化國際傳播需要實現從“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轉型。
從理論層面看,國際話語權的建構需突破“西方中心主義”的認知框架。李子柒的海外走紅并非偶然,其視頻中展現的“天人合一”哲學觀、慢生活美學,恰好回應了后工業社會對自然與人文的反思。這種“潤物無聲”的傳播方式,實質上構建了一種非意識形態化的文化對話機制。未來需重點推進三方面改革:其一,建立“全球文化洞察實驗室”,實時監測海外受眾的文化需求與認知偏好;其二,培育“文化出海”龍頭企業,支持騰訊、字節跳動等企業打造國際級文化IP;其三,創新“文化關稅”等制度設計,通過數字版權保護、文化數據確權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發展“四力”文化必須統籌處理好三對辯證關系:其一,傳承與創新的關系。這本質上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文化發展觀在當代的實踐展開。中華文明五千年的文脈傳承構成了文化創新的基因庫,而創新則是保持文化生命力的根本途徑。其二,文化與科技的關系。數字技術不僅是工具理性的延伸,更是文化生產方式的革命性變革。從區塊鏈技術賦能非遺保護,到元宇宙重構文化體驗空間,科技創新正在重塑文化生產、傳播、消費的全鏈條。但必須警惕技術異化帶來的文化失真,堅持科技向善的價值導向,使技術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其三,國內與國際的關系。構建中國話語體系既要立足本土實踐,扎根中國大地汲取養分,又要遵循文化傳播規律,通過文明對話實現價值共鳴。這種辯證統一要求我們超越簡單的文化對抗思維,在文明互鑒中構建既有中國特色又具普遍意義的現代文化形態,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提供中國方案。
發展“四力”文化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既需要理論創新的勇氣,也需要實踐探索的智慧。面向“十五五”新征程,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以數字化改革為牽引,以制度創新為突破,構建“思想引領—精神凝聚—價值感召—國際傳播”的文化發展閉環。唯有如此,才能讓中華文化展現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凝聚磅礴力量!
原載:《中國社會科學報》2025年11月24日
作者:李鳳亮,華南農業大學黨委書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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