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的中南海，周恩來勸毛主席吃點肉，主席一句“你吃了嗎”就把總理的口給堵上了

文/王凡 劉東平

毛主席當年在延安的一句號召，再度被刷寫到了墻上/身高體闊的毛主席，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定量壓縮了，可饑餓感和營養不良的現象，不可避免地膨脹了/孩子們都跟著吃大灶的叔叔、阿姨們，“享受”到了特殊時期的“新鮮”食品

1960年到1962年，是共和國歷史上被稱為“三年困難”的時期，對于這一時期的情勢，史書曾有如下記載：

“1960年糧食產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棉花也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油料跌落到建國時水平。輕工業生產急劇下降。黨和人民面臨建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困難……許多地區因食物營養不足而相當普遍地發生浮腫病。”

據統計，1960年與1957年相比，城鄉人民平均的糧食消費量減少了19.4%，其中農村減少了23.7%，植物油人均消費量減少23%，豬肉人均消費量減少70%。毛主席當年在延安的一句號召，再度被刷寫到了墻上：“忙時吃干，閑時吃稀”。

面對工農業生產跌入谷底導致的生活資料匱乏的嚴酷現實，最難過的莫過于毛主席本人了。他對一組的人宣布：“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定量。”

為了共同渡過難關，國家不得不將每個城鎮居民的口糧定量減到最低限。“低標準，瓜菜代”，中共中央緊急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帶頭，國家干部帶頭，首先是領袖們帶頭。

中南海里，機關干部們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主席，自報的糧食定量是每月26斤。劉少奇報得最低，只有18斤。周恩來報了24斤。朱德和毛主席一樣，也是26斤。

這一情況傳到各單位黨支部和黨小組后，大家都認為領袖們自報的定量偏低了，起碼應該和絕大多數男性干部們一樣，定在28斤。但是領袖們都堅持說夠了，已經算過，不要變動了。就這樣，開始按照他們報的數量發給他們糧票。

在領袖們的帶動下，整個中南海勒緊了褲帶，每位工作人員都把自己的糧食定量降了下來。定量是壓縮了，可饑餓感和營養不良的現象，不可避免地膨脹了。

為了在糧食定量減少的情況下，盡可能地增加一些營養，起碼讓腸胃里有空間被填充了的感覺，食堂的大師傅們和廣大干部們想了一些辦法，這就是采集一切可食的植物，和糧食摻和在一起吃。

最開始是采集自然生長的植物，像挖野菜、捋“榆錢兒”。中南海里，特別是沿著中南海的外墻，種植了不少榆樹，榆樹的籽形狀有點像古錢，俗稱“榆錢兒”。榆錢兒在嫩的時候，可以食用。采摘來后，大師傅們就把嫩榆錢兒和在面里，使蒸出的饅頭個大一些，同是二兩面的饅頭，卻能在胃里多占一點的空間。

自然生長的東西很快就被摘光了，于是人們就種植一些野菜，比較普遍的是一種俗稱“掃帚菜”的植物。這種野菜枝杈多而密，把葉子擼凈后，一株就是一把天然的掃帚，其俗稱大概就是這么來的。這種野菜特別好生長，路邊或犄角旮旯，再貧瘠的地方也能長得很茂盛。掃帚菜葉拌上玉米面或白面，放在籠屜里蒸熟了也不難吃。

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除了寄宿在學校，或在學校定餐的孩子，還在學校吃飯外；原先平時在家里吃飯的孩子，大多在家長的命令下，到大灶食堂和機關干部及工作人員們一起吃飯。像朱德、董必武、李富春、譚震林、陳毅、李先念等家中的孩子，都是如此。

特別是朱德，不僅是把孫輩們都趕去了大灶食堂，還提出要求：“不準老買好菜，不準超過大多數人的伙食標準，不準超過自己的定量。”

于是，孩子們都跟著吃大灶的叔叔、阿姨們，“享受”到了特殊時期的“新鮮”食品。偶爾吃上這樣的食品，口感還挺新鮮的，所以中南海的孩子，對這類面食的印象并不壞。后來聽有人回憶困難時期如何苦，把吃摻和野菜、“榆錢兒”的面食也算上，孩子們都覺得有點不合適。

吃著滋味不太好的，孩子們記得的是那種地瓜面窩頭，黑乎乎，粘唧唧的。大師傅為了讓它好下咽，動了一番腦筋。有時加一點糖精，有時加一點鹽，但次數多了，加什么也不起作用。

想到自己是共青團員，李訥申報時把定量壓到了21斤/李銀橋自做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干/剛剛宣布了“三不”，家里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

當時李訥正在北京大學讀書，和學校里所有的人一樣，她也重新申報了糧食的定量。回家時，毛主席向她問起學校的情況。她告訴父親，出于自己是共青團員應該多為國家分擔困難考慮，申報時把定量壓到了21斤。

聽女兒這樣說，毛主席感到欣慰，同時也露出一絲憂慮，畢竟女兒還在長身體的年紀。李訥接著說：“學校考慮我們正處在成長發育期，將學生的定量統一定為27斤。”

“這我就放心了，這個定量基本能保證學生的營養了。”她感覺到父親好像松了一口氣，但父親隨即又說：“井岡山時期，打仗的戰士還吃不上這個定量。”她明白父親的心思，想想前輩度過的更艱苦的歲月，眼前的難關就能挺過去了。

◆1951年毛澤東與女兒李敏、李訥在北京香山。

困難的日子并沒有很快過去，而且仿佛在加重著。一次，有個衛士到北大看李訥，李訥告訴他，在學校里吃不飽，又沒有油水，老覺著餓得慌。衛士回到中南海，把情況反映給李銀橋。李銀橋自做主張，讓衛士悄悄給李訥送去了一包餅干。

不料此事被毛主席得知了，批評李銀橋：“三令五申，為什么還要搞特殊化？”李銀橋辯解說：“別人的家長也有給孩子送東西的。”毛主席火了，拍了桌子：“別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塊餅干也不許送！”

見毛主席如此較真兒，誰也不敢再違規了，李訥一點接濟也得不到了，消瘦了許多。一個星期天，李訥回到家里，毛主席破例讓她在家里和自己一起吃了頓飯。進中南海以后，毛主席的所有子女，就一直按照父親的要求在大食堂吃飯。

此時，正是毛主席宣布了“三不”規定之際，家里的飯菜，也沒太大的油水。

她沒等父親下完“吃飯”的命令，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來，被燙得直咝咝吹舌頭。“慢點吃，別著急。”女兒的每一個細微的動作，毛主席都看在眼里，但話音依然平靜。

“在學校吃飯都很快，習慣了。”李訥并沒有想到掩飾，一邊說，一邊不停地扒著碗里的飯，第一個吃完了自己碗里的飯。她握著空碗，眼睛卻忍不住瞟向桌上的剩菜。

李訥從來就不是個貪吃的孩子，如今這副模樣意味著什么，明察秋毫的毛主席心里很清楚，他停住了筷子。

“哎，你們怎么不吃了？”生活上粗線條慣了的李訥詫異地問道。

毛主席拿起了報紙，一邊看一邊說：“我年輕時在湖南搞農村社會調查，有次餓了一天，討到一碗米飯……”李訥吃得正香，沒搭父親的訕：“你們不吃我就全打掃了啊。”

“唔，打掃干凈。三光政策，不要浪費。”說完，毛主席又把目光從女兒身上移開，轉向報紙，直到李訥把桌上的盤子都拾掇干凈。

◆1951年，毛澤東和女兒李訥的同學們聊天。

目睹了這一情景的衛士，心里很不落忍。事后向毛主席進言：“主席，李訥太苦了，我想……”沒等他說完，毛主席就打斷了他：“和全國人民比較來說，她還算好一些的呢。”

“可是……”“不要說了。我心里并不好受，按規定不能享受的就不能享受。”毛主席嘆了口氣說：“還是各守本分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現在這種形勢尤其要嚴格。”

在困難時期，毛主席曾有過7個月不吃肉、不喝茶的記錄。周恩來過意不去，關切地勸毛主席吃一點肉，因為幾位領袖都跟著毛主席不吃肉了，所以毛主席一句“你吃了嗎？”就把周恩來的口給堵上了。

為了使毛主席增加營養，中南海里負責為首長服務的部門領導費盡了心思。肉、蛋這些東西他是絕對不碰，但是他不堅決拒絕野食。像偶爾弄兩只麻雀，在中南海里撈點寸把長的小蝦，還是能勸他吃一點。于是，他們就打幾只麻雀或掏兩個麻雀窩，或者用筐撈些小蝦。但這只能間隔一段搞一次，也不能一次量太大。

西樓小灶的飯桌上，端出了一盤摻了馬齒莧玉米面窩頭/“我們就在房前屋后采摘點東西，自己做頓加餐充饑。”/滾滾的黑煙，驚動了中南海里的警衛人員/我們家長隨即趕來，問明了原因，都有點哭笑不得

給自己定量縮減到26斤的朱德，對如何度過困難時期，似乎胸有成竹。朱老總長期堅持在房前屋后開荒種瓜豆菜蔬；而且即便在沒有饑荒的時候，康克清陪老總外出，也常剜點野菜讓家人嘗嘗鮮。用瓜豆菜蔬、野菜，同糧食摻和著吃，家里的人早已訓練有素。

果然有一天的午餐，西樓小灶的飯桌上，端出了一盤摻了馬齒莧玉米面窩頭。家里的其他人都搶著吃，卻不讓朱德吃：“您上了年紀，就不要吃了，讓我們吃吧。”

朱德說：“我怎么不能吃啊，這比長征中吃的好多了，那時候馬齒莧還是最高級的野菜哩。現在生活好了，我們這些東西也吃得少了。今后就是在豐收年景，野菜也應該吃。每年吃點兒野菜，這對你們對我自己都有好處，還能使我們不忘記過去。”說完，拿起窩頭一個大口大口地吃起來，還一副吃得特別香甜的樣子。

◆朱德、康克清和自家的晚輩及身邊工作人員的孩子們。

從那以后，朱德和康克清帶領身邊的干部和孫輩們，開了更多的荒地，又加種了一些雜糧。還鼓勵孫輩們自己挖洞，飼養了一些兔子，依靠自家的力量，解決糧菜不足的問題。像以往一樣的是，除了自家享受自己勞動的果實外，朱德仍舊將一部分送給大灶食堂。

朱和平回憶說：“當年我們自己種植的雜糧蔬菜，對度過艱苦的日子可是起了作用了。星期天食堂只吃兩餐，中午我們就在房前屋后采摘點東西，自己做頓加餐充饑。為此，還專門置辦了個小煤氣灶，我們幾個孩子也上手當過家庭廚師。”

這種在房前屋后開荒，種植菜蔬雜糧的作法，不久就在中南海迅速普及開來。許多院落房前房后的空地，被開墾了出來，種上了向日葵、老玉米、南瓜、土豆……高高低低，重重疊疊。

許多甬道邊，墻根下，也被撒上了種子。墻根下多是攀緣的作物，像瓜、豆，都搭上了架子；甬道邊就是那種容易生長的野菜，像掃帚菜等，各種瓜豆菜蔬種上后，中南海里又多了一道風景線。

地開出來，種子撒上后，人們便又操心上如何積肥，改良土質的事，以使作物長得更茁壯，結出更多的果實。筆者還記得，當年為了積肥，還做出過一些很可笑的事情。

◆朱德和孩子們在一起。

例如，當年大人們在秋后，把干樹葉和干雜草什么的，燒成的草木灰，當作肥料撒在開出的地里。孩子們就以為，凡是燒可燃燒的東西，燒完的灰，都可以作肥料。于是就在中南海里到處搜羅可燃燒的東西，堆在我們自己開出的荒地邊上燒。

一天，我們幾個政治秘書室的孩子，在拆了的舊房子瓦礫里，抽出了一些油毛氈。也把它和干樹枝葉一起燒，以為找到好肥料了。油毛氈燃著后，冒出滾滾的黑煙，驚動了中南海里的警衛人員，以為著火了。

警衛人員跑來，撲滅了火，并通知我們的家長，說我們在放火。我們的家長隨即趕來，問明了原因，都有點哭笑不得。在訓了我們一通后，告訴我們，并不是什么東西燒成的灰都是肥料。

食堂除了賣飯菜票外，還要分發出售各種票券/這些新加入食堂吃飯隊伍的孩子特別興奮/孩子們互相站隊，早到的孩子讓后來的孩子夾進隊伍/周恩來在大灶吃飯后，有人寫了大字報

在困難時期，中南海里的各大灶食堂，不能像以往那樣，每頓有幾樣菜肴供人們選擇了。僅有幾樣，還都憑票供應；稍有點葷腥和油水的菜，要憑另一種數量極少的票。主食也分粗糧、細糧，也都按量按比例供應，細糧占的比例小，吃完了多數時候要吃粗糧。

這樣一來，到大灶食堂吃飯，除了要帶飯菜票外，還要帶各種票券。食堂因此也多了一重麻煩，除了賣飯菜票外，還要分發出售各種票券。

許多原先在家吃飯的孩子被家長們趕到了大食堂吃飯，食堂里的孩子多了，而且這些新加入食堂吃飯隊伍的孩子特別興奮。因為他們原先在家里吃飯，人很少，而且在家長的睽睽目光之下，總有些拘束。到大食堂后，要好的孩子擠在一堆兒吃，沒大人的管束，就自由自在多了。

飯桌上的胃口好壞，多數情況下并不在于食物精糙優劣，而在于和誰在一起吃。這里沒有家長，可以自由組合，志趣和話題相近，有輕松歡快漫無邊際地瞎聊天佐餐，即便是窩頭、熬白菜，也能吃得有滋有味；即便是獨自吃起來很費勁的黑色白薯面餅子，也能不知不覺地咽進肚里。

自己排隊，自己掌握和運用手中的飯菜票，自己選擇決定購買哪樣飯菜，對初來大食堂就餐的孩子來說，和在家時大異其趣，特別有新鮮感。

稍有點葷腥的菜，有時即使是憑特殊的票券，也不一定能買到，要早到、要排隊。于是孩子們就互相站隊，早到的孩子讓后來的孩子加進隊伍。孩子有時還喜歡湊熱鬧，看見第一個買了什么后，就都買什么，致使某些數量比較少的菜，多被孩子們買了。

“我們的這些行為，引起了一些單身的成人的不滿，因為是孩子，不可能想得那么周全。但多數情況下，成人還是很體諒孩子的。”當年熱心為別人站隊的李紫陽，回憶起在國務院大灶食堂吃飯時的情景。

說到國務院大灶食堂，還要加敘幾句。國務院本來分大、中、小三個灶，相互挨的很近，就在進國務院西門不遠往南一拐的地方。1958年，周恩來檢查國務院干部生活情況，到食堂吃飯時，他堅決不到中、小灶吃，而是在大灶食堂排隊買飯吃的。周恩來在大灶吃飯后，有人寫了大字報，提出高級干部應該向周恩來學習，破除等級觀念。小灶、中灶隨之取銷了，只設大灶。

雖然中南海里的情況比起重災區好多了，但也是相當艱苦的，但共同的到大食堂吃飯的經歷，使孩子之間的過往更頻繁，友誼也更加深了。

畢竟是稀的，過一陣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饑餓感/往沙坑里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誰的坑深復原的慢，就說明誰浮腫得厲害/喝完他們倒在了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能說出烏鴉滋味的，是李先念女兒李紫陽

到了1961年，食物缺乏的情況好像比上一年更有過之。在北京第十三中學上學的鄧樸方，就感覺學生食堂分的雜面饅頭，越吃越小。中學生正是能吃的時候，一個饅頭咬幾口就沒有了。干的沒了，大家就搶著喝稀的，8個人能喝7盆棒子面粥，喝得肚子脹鼓鼓的。但畢竟是稀的，過一陣子肚子就又生出了饑餓感。

就在這時，鄧樸方他們從報紙上看到某位大科學家提出“少活動，曬太陽”，可以抵抗饑餓的介紹；繼而又有人換算出曬多少時間相當于吃一個雞蛋。他們便立即效法之，每天中午飯后，就走到操場上，往沙坑里一躺，開始吃這種“太陽雞蛋”。

機關的叔叔、阿姨們，大概也是受這種宣傳的影響，在昊日當午之際，也大啖“太陽雞蛋”。吳繼光的妹妹吳繼平說：“困難時期星期天在家，就可以看見工字樓里的大人，中午都拿個小凳子出門，坐在太陽底下曬太陽，一邊曬一邊說話，看誰的腿浮腫了，互相按著，看誰的坑深復原的慢，就說明誰浮腫得厲害，然后就開始按摩。”

她的父親說：“孩子的媽媽因為把有點營養的東西都省給孩子了，自己營養不良都浮腫了。我好一點，是因為每個星期開國務會議時都要上會，跟著吃一頓大燴菜，能補充點營養。”

吳繼平還記得她的兩個哥哥，都在長身體，放開肚子猛吃猛喝的年紀，總吃不飽，實在受不了了，就在家里亂翻，找著什么吃的就吃個精光，結果老因此打亂大人的計劃，挨大人的打。

有一次，他們在家里找了半天，什么也沒找到，只找到一只裝著綠色液體的瓶子。他們嘗了嘗，那液體有點甜有點辣，也不知是什么。兩人開始還不敢多喝，后來實在餓得難耐，便把那發甜的液體喝光了。這下不得了，喝完他們倒了在床上，直到晚上都沒醒過來。原來那是一瓶青梅酒，沒喝過酒的他們都醉了。

烏鴉，中南海里特別多，冬季的黃昏之后，岸邊的柳樹上，結冰的海面上，盡是烏鴉，有時黑壓壓的覆蓋了一半的冰面。但它那丑陋的樣子，誰也沒想到過吃它，記得魯迅改編的中國神話故事里，提到過嫦娥就是忍受不了人間日子清苦，丈夫只能給她打到烏鴉吃，才奔月而去。在故事里，烏鴉肉被形容得酸澀難吃。

在困難時期，中南海里打過烏鴉，改善伙食。但幾天之后就難覓烏鴉蹤影了，而且杯水車薪，也解決不了什么問題，也就不再打了。有一次，食堂老張師傅問陳曉魯、張寰想不想吃烏鴉肉？過去也沒嘗過烏鴉肉，但此刻仿佛只要帶個肉字，就能讓他們垂涎欲滴。

他們跟著老張師傅進了房間，用手抓起一塊烏鴉肉就吃。張寰開始對吃烏鴉肉還有幾分猶豫，問陳曉魯：“好吃嗎？”陳曉魯一面說不好吃，一面吃個不停。張寰一看再不動手，就要被吃光了，趕緊抓起一塊大嚼起來。一只烏鴉總共沒多少肉，幾下就吃完了，如今回憶起來，張寰說：“究竟是什么味，我現在也不知道該怎么描述了。”

能說出烏鴉滋味的，是李先念的女兒李紫陽：“在困難時期之前，陳毅老嫌烏鴉吵，影響休息。就曾建議要打，不知為什么沒有打，直到困難時沒吃的，才打了烏鴉，一開始打了好多，食堂做了給大伙吃。我就是從此知道了烏鴉的味道，當時覺得挺好吃的，跟雞好像沒什么區別。”但也就吃了幾頓就沒了，并不是每個人都在食堂吃到了。

本文為《黨史博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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