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段時間,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國會上又整了個大活兒。公然宣稱"臺灣有事,"可能構成日本行使自衛權,暗示日本可能武力介入臺海問題。這話一出,不僅讓中方頓時炸鍋,就連不少日本國內的理性人士都看不下去了——這不是"狂犬亂吠"是什么?
說實話,高市早苗這種論調,聽著像是嗑藥后的幻想。咱們先不說歷史欠賬的問題,就說現實:當今的戰爭打的是什么?早已不是二戰時期的坦克大炮,而是AI、無人機、智能指揮系統、機器人集群——而在這些領域,日本已經全線落后于中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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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國產人形機器人來說,小鵬2025年11月發布的IRON搭載3顆圖靈AI芯片,算力達2250 TOPS,走路姿態擬人到讓網友懷疑"里面是不是藏了個真人";宇樹科技的Unitree G1售價僅9.9萬元,是全球最便宜的通用人形機器人之一,還拿下了中國移動1.24億元大單;智元機器人的遠征A2在2025年世界機器人大會上一舉拿下"最具商業價值獎",已在多個場景實現商業化落地。這種百花齊放的景象,體現的是整個產業鏈的成熟與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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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觀日本呢?曾經的"機器人王國",如今在人形機器人賽道上幾乎消失了。
本田的ASIMO早在2022年就宣布退役,索尼的娛樂機器人也只是玩具級別。根據國際機器人聯合會(IFR)發布的《2025世界機器人報告》,在工業機器人領域,中國占全球市場的54%,而日本僅占8%。這個數據讓日本媒體都"破防"了。
在AI領域,日本更是掉隊嚴重。日本目前推出的大模型屈指可數,主要有NTT的tsuzumi(參數規模僅700億)、Preferred Networks的PLaMo(130億參數),與中國動輒數千億級參數的通義千問、Kimi、豆包相比,無論在規模還是性能上都有巨大差距。
但這里就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反差:別忘了,日本可是個在科研方面屢次得過諾獎的國家。
2025年,日本科學家坂口志文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京都大學的北川進獲得化學獎。算上這兩位,從2001年日本政府提出"50年30個諾貝爾獎"計劃以來,25年過去了,日本已經拿下了約20個諾貝爾獎,完成了目標的三分之二。這成績,放在全球來看都是相當亮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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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問題就在這兒:為什么一個在科研上屢獲諾獎的國家,卻在新興的科技產業上全線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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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牙塔里的榮光,產業鏈上的落寞
說日本科研強,這是事實,但要加個定語——"強在象牙塔"。
日本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能產出高質量的學術成果,但這些成果要轉化成市場上的產品,往往就卡殼了。與真實產業的聯系往往很弱。為什么?因為日本的產業體系太僵化了。
咱們具體看幾個失敗的案例。
先說機器人。日本曾經是"機器人王國",本田的ASIMO、索尼的AIBO、軟銀的Pepper,這些名字在2000年代如雷貫耳。本田從1986年開始研發ASIMO,投入了數十億美元,做出了全球最先進的雙足行走機器人。
ASIMO能跑、能跳、能上下樓梯,技術領先全球至少十年。但問題是——然后呢?ASIMO從來沒有找到真正的商業應用場景,造價高昂(一臺成本超過100萬美元),從未實現商業化量產銷售,僅作為展示和研究用途生產了約100臺,最終在2022年宣布退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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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要命的是,日本在機器人上投入了大量資源,卻在AI算法這個"靈魂"環節上掉了隊。結果就是,到了2025年,當中美的人形機器人開始搭載大語言模型、視覺-語言-觸覺(VLT)多模態模型,實現真正的"具身智能"時,日本的機器人還停留在"預設程序"的階段。小鵬的IRON能通過AI理解環境、自主決策、動態調整動作,而日本的機器人只能按部就班地執行指令。
再看新能源汽車。日本曾經是混合動力技術的領導者,豐田的普銳斯(Prius)在1997年上市,開創了混動時代。但日本車企在純電動車(BEV)上的轉型極其遲緩,固執地堅持氫燃料電池和混動路線,直到2025年才姍姍來遲地推出日產的純電車型。
但即便如此,2025年前9個月,日本本土純電動車銷量僅占新車總銷量的3%左右,遠低于中國的50%以上。而這時候,中國的新能源車市場已經卷到了什么程度?2025年9月,中國新能源汽車的單月滲透率達到了58.37%,意味著每賣出10輛車,就有6輛是新能源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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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說到AI的歷史,不得不提日本在1980年代的"第五代計算機計劃"。當時日本政府投資8.5億美元,試圖通過邏輯編程語言Prolog實現計算機革命,在AI算法上超越美國。
經過一番折騰,日本科學家確實在知識表示、專家系統、自然語言處理等領域都有了開創性研究。
但這個計劃最終以失敗告終——技術路線過于激進,與產業應用脫節,封閉的研發體系導致無法快速迭代。更諷刺的是,當年在AI理論上領先的日本,如今在深度學習、大語言模型、具身智能等新一代AI技術上,已被中美遠遠甩在身后。從領先到落后,不過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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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日本會在這些新興產業上掉隊?答案很簡單——終身雇傭制度和大財團體系,這兩個"日本式經營"的核心支柱,在數字化、AI時代已經成了最大的枷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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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支柱,今日枷鎖
終身雇傭制度是什么?簡單說,就是你進了一家公司,只要不犯大錯,就能干到退休,公司永不裁員。
這套制度起源于二戰后,當時的日本大量男性戰死或失業,城市貧民遍地,亟需穩定社會、恢復經濟。而這套制度就成了“救命稻草”——因為它不僅保證人人有工作,也讓工人愿意投入幾十年磨一項技能,企業可以無風險地培養員工,這也形成了后來所謂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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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21世紀,尤其是AI時代,這套制度的弊端就暴露無遺了。因為AI、機器人這些新科技需要一種“高速試錯、允許失敗、快速迭代”的生產關系。
而終身雇傭制,強調的是"資歷"而不是"能力"。你在公司待得越久,工資越高、職位越高,跟你的實際貢獻關系不大;——這就導致了企業決策流程冗長,層級森嚴,而那些有能力、有創意的年輕人,因為"資歷淺",被壓在底層,沒有發揮空間。
例如,索尼在2000年代擁有全球領先的液晶電視技術,但因內部層級過多、決策流程冗長,錯失了向OLED技術轉型的最佳時機,最終被韓國三星和LG超越。夏普更慘,明明手握液晶面板技術,卻因終身雇傭制下的"論資排輩"文化,年輕工程師的創新方案屢屢被否決,最終在2016年被鴻海集團收購。
再看大財團體系。日本的財團(Keiretsu)是一種獨特的企業組織形式,核心特征是:資金、研發、供應鏈全部封閉在財團內部,企業之間交叉持股,形成緊密的"利益共同體"。比如三菱集團,旗下有三菱重工、三菱汽車、三菱銀行、三菱商事,涵蓋制造業、金融業、貿易,彼此持股、彼此采購,形成了一個封閉的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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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體系在"舊制造業"時代非常有效。因為舊制造業比的是"精密加工"、"質量控制"、"長期積累",財團內部的緊密協作、長期投入,能夠打磨出極致的產品。日本的汽車、機床、光學儀器、精密零部件,能做到全球頂尖,靠的就是這套體系。
但到了數字化、AI時代,這套體系就不靈了。數字化時代比的是什么?開放生態、快速迭代、跨界整合。
而中國的AI產業,阿里、騰訊、百度、華為,各自有自己的大模型,但同時也在開源、在合作、在構建生態。小鵬的IRON機器人,用的是自研的圖靈AI芯片,但也集成了開源的算法框架;蔚來的車,用的是寧德時代的電池,但也在自研固態電池。這種"開放+競爭"的生態,才能激發創新、加速迭代。
而日本的財團呢?還在搞"交叉持股"、"封閉生態"。結果就是外部的創新進不來;內部競爭被抹平,企業失去了"狼性"。例如豐田、本田,這些車企到現在還在用自己集團內部的零部件供應商,即使外面有更好的技術、更低的成本,也不愿意采用。
比如,豐田長期堅持使用集團內部的電裝(Denso)提供的電池管理系統,即使寧德時代、比亞迪的電池技術已經在成本和性能上全面領先,豐田也要等到2025年才開始大規模采購外部供應商的動力電池。這種封閉生態下,這種僵化,怎么可能跟得上AI時代的節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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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下的"變革債",遲早要還
說到底,日本今天的困境,是因為欠了太多"變革債"。什么叫"變革債"?就是那些該改革而沒改革的欠賬,當時"逃課"了,現在要連本帶利地還。
日本戰后的現代化改革,其實是非常被動的。1945年日本戰敗后,美軍占領日本,強制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舊財閥被拆分、土地革命、勞動法改革、財閥解散令。這些改革確實打破了日本舊有的封建結構,為戰后經濟復蘇奠定了基礎。但關鍵是——這些改革只是"最低限度"的現代化,并沒有觸及日本社會的深層結構。
比如財閥拆分,拆是拆了,但很快又以"企業集團"(Keiretsu)的形式重組了。三菱、三井、住友,這些老財閥的核心企業,通過交叉持股、相互采購,又形成了新的利益共同體。表面上是"現代化"了,實際上舊的權力結構換了個馬甲又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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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日本就趕上了冷戰的"好時候"。美國為了對抗蘇聯,需要日本作為東亞的"反共堡壘",給了日本巨大的經濟援助和市場準入。日本嵌入了美國主導的"市場-安全"體系,靠著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的軍需訂單,靠著美國市場的開放,創造了所謂的"經濟奇跡"。從1950年代到1980年代,日本GDP年均增長超過10%,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這種"奇跡"有個巨大的隱患:日本沒有經歷真正的"市場化陣痛",沒有經歷真正的"社會變革"。因為日子太好過了,沒人愿意改革。終身雇傭制度、年功序列、企業內工會,這些戰后形成的制度,本來應該隨著經濟發展逐步調整,但因為"經濟奇跡"的掩蓋,一直延續了下來。
結果就是,日本跳過了1980年代的信息化革命、跳過了2000年代的互聯網革命、跳過了2010年代的移動互聯網革命,一直"逃課"到了2020年代的AI革命。"逃課"的次數越來越多,欠的"變革債"越來越大,到現在已經到了"還不起"的地步了。
你看美國,硅谷每年有多少創業公司倒閉?數以千計。但也正是這種"大浪淘沙"的機制,才能篩選出Google、OpenAI、特斯拉這樣的創新巨頭。你看中國,國企改革、加入WTO、互聯網開放,每一步都是"壯士斷腕",但也正是這些改革,才有了今天的阿里、騰訊、華為、比亞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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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日本呢?害怕失業率上升,不敢改革終身雇傭制度;害怕財團崩潰,不敢打破封閉生態;結果就是,在AI、機器人、新能源車這些領域,日本根本無法形成中國或美國那種充滿活力的產業生態。
說白了,日本不缺科研、不缺工程能力,缺的是"敢于顛覆自己"的社會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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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的"卡脖子",誰更危險?
說到這兒,肯定有人會說:日本不是還有很多"卡脖子"技術嗎?比如光刻機的光學鏡頭、半導體材料、精密機床,這些不還是離不開日本嗎?
沒錯,日本確實在一些"老工業時代"的瓶頸技術上占據優勢。信越化學的硅晶圓、住友的光刻膠、尼康佳能的光學鏡頭、發那科的數控系統,這些東西短期內確實很難替代。但問題是——這些技術的戰略地位,正在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
為什么?因為未來的競爭,不再是單個技術點的競爭,而是"生態系統"的競爭。你光刻機再先進,如果沒有強大的芯片設計能力、沒有海量的應用場景、沒有完整的產業鏈配套,也只是個"賣鏟子的"。
真正能主導產業的,是那些掌握了"底層技術生態"的國家和企業。
什么是"底層技術生態"?超大規模市場、完整的產業鏈、強大的數字基建、開放的創新環境。這些東西,都被中國一步一個腳印夯實了。
更重要的是,中國在需要變革的關鍵時刻,從來沒有退縮,這是過去幾十年中國能夠"超車"的關鍵。
1990年代的國企改革,雖然痛苦,但打破了"大鍋飯",激活了市場活力;2001年加入WTO,雖然沖擊了部分產業,但倒逼了中國企業提升競爭力;2010年代的"新舉國體制",集中力量攻克高鐵、5G、AI這些戰略性技術。每一步改革都是"壯士斷腕",但也正是這些改革,才有了今天的產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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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日競爭的未來,不是看誰今天有更多"卡脖子"技術,而是看誰能更快跨入下一代生產關系。日本卡的是"老工業時代"的瓶頸——材料、設備、精密加工,這些東西未來仍然重要,但戰略地位會隨著時間下降。因為在AI、機器人、新能源這些新興產業里,真正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某個零部件,而是"生態系統"的整體能力。
而中國雖然還有很多技術短板,雖然"變革債"還沒完全還清,但至少方向是對的——開放、且龐大的生態、完整產業鏈、數字基建,這種在歷次變革中,"敢于顛覆自己"的勇氣,才是真正的競爭力。
日本的教訓告訴我們:科研強不等于科技強,諾貝爾獎多不等于產業強。真正的強大,是能夠把科研成果轉化為產業優勢,是能夠不斷自我革新、適應時代變化。
否則,再多的諾貝爾獎,也只是"象牙塔里的勛章",改變不了被時代拋棄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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