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兔死，走狗烹：天京陷落后的曾氏兄弟與清廷的權謀博弈

要說走向沒落的王朝，總會伴隨著一個個奇葩的統(tǒng)治者。最近川普的韓日之行，就把軟飯硬吃寫進了現實。大漂亮自己經濟撐不住了，轉身就把屠刀伸向了自己的小弟。川普獅子大開口，要求日本向美國投資5500億美元，韓國投資3500億美元。這兩刀下去，明眼人都瞧得出來，家里揭不開鍋了，先宰兩個小弟補一補身子吧！所以說，川普這作派，送他一個“老餮”的綽號就再貼切不過了，吃人都不吐渣子。

在中國歷史上，真有個將領得了“老餮”這個諢號，而他的境遇和所作所為，跟川普面臨的境況高度契合，似乎也預示著川普的命運。

1864年7月，湘軍攻陷天京，標志著持續(xù)十四年的太平天國運動走向終結。不久，清廷冊封曾國藩為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晉太子太保；其弟曾國荃加太子少保，封一等威毅伯。有清二百年，漢人得此殊榮者，寥寥無幾。曾氏兄弟的聲望一時間如日中天，達到巔峰，然而“水滿則溢，月盈則虧”，人生巔峰往往隱藏著最深的危機。

太平天國這個心腹大患既除，手握重兵的湘軍頓時成為清廷最大的隱憂。曾國藩直接指揮的部隊達十二萬人，其中曾國荃的嫡系就有五萬之眾。“狡兔死，走狗烹”的歷史定律再次顯現其殘酷的必然性。慈禧太后對湘軍的疑懼與日俱增。天京陷落不到一月，江寧將軍富明阿即奉命至金陵，表面查看八旗兵駐防情況，實為查訪擒獲李秀成真?zhèn)渭霸闲值芴搶崱?/p>

清廷的制衡策略隨即展開：一方面迅速提拔左宗棠、沈葆楨等與曾國藩不睦的湘軍將領，促成湘軍內部分化；另一方面則重點打擊曾國藩的嫡系曾國荃。清廷對曾國荃的厭惡并非空穴來風。南京城破后，湘軍的大規(guī)模搶劫和屠城行為令朝廷震怒。六月二十六日的上諭中，清廷已預見性指出擔憂曾國荃部“將士等貪取財物，因而懈弛”，致使太平軍殘余可能“乘我不備，冀圖一逞”。事實證明，這一擔憂并非多余。

《清稗類鈔》記載了一則對話：光緒十年，左宗棠問兩江總督曾國荃：“老九一生得力何處？”曾國荃答：“揮金如土，殺人如麻。”左宗棠大笑：“我固謂老九才氣勝乃兄。”這則野史生動勾勒出曾國荃的帶兵哲學。與曾國藩的儒將風范不同，曾國荃行事直截了當，其治軍原則簡單粗暴：戰(zhàn)場退縮者，殺；獲勝之后，搶。在曾國荃指揮下，吉字營形成了一條不成文規(guī)定——每攻下一城，便可借“搜剿”之名大搶三日，此即所謂“用貪用憨”的曾國荃兵法。

南京城下，湘軍之所以能喝著粥堅持圍城，很大程度上源于一個信念：攻下天京，人人發(fā)財。太平天國經營多年的“天京”被視為金銀如山之地，這是湘軍最后也是最大的發(fā)財機會。軍官渴望再次暴富，士兵希望撈足資本，“但愿多得金，還鄉(xiāng)愿已足”成為普遍心態(tài)。城破后的景象慘不忍睹。

曾國藩幕僚趙烈文在日記中記錄了駭人聽聞的場面：精壯太平軍多被利用來搬運財物或指認藏寶處后獲釋，而本地老弱因“不能挑擔，又無窖可挖者，盡情殺戮”。更令人發(fā)指的是，“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余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于四遠”。趙烈文作為江蘇人，不忍見故鄉(xiāng)遭此劫難，力勸曾國荃制止搶劫，卻遭冷遇。曾國荃對軍紀混亂不以為然，甚至對諫言“張目曰：君欲余何往？”

曾國荃的貪婪殘酷，與曾國藩的態(tài)度變化密切相關。咸豐七至八年間，曾國藩經歷“大悔大悟”后，不僅個人為官風格轉變，對弟弟的經濟約束也開始放松。咸豐八年五月初五，他致信曾國荃表示：“弟之取與，與塔、羅、楊、彭、二李諸公相仿，有其不及，無或過也；盡可如此辦理，不必多疑。”這一轉變背后有復雜原因：曾國藩在外為官領兵期間，寄回家中銀兩極少，父喪家居時才知家族經濟困難，許多親戚深陷貧困。曾國藩性格慷慨，對家族有愧疚心理，因此對曾國荃“照顧家族”的“功勞”暗自肯定。這種虧欠和補償心理，放縱了兄弟的貪欲。

曾國荃的好殺也受到曾國藩鼓勵。圍攻南京時，太平軍因糧荒放出婦孺，曾國荃部收留大量年輕婦女，而曾國藩卻建議效仿李續(xù)賓圍九江時的做法——不放人出城，以便“城內饑餓者多可致內亂”，其殘忍程度較其弟有過之而無不及。然而，曾國藩并非全無約束。他常告誡曾國荃撈錢要有節(jié)制，勿壞名聲。尤其對曾國荃修建規(guī)模浩大，曾國藩多次勸阻，指出“亂世而居華屋廣廈，尤非所宜”。但曾國荃常回以“外間訾議，沅自任之”的蠻橫態(tài)度。

天京之戰(zhàn)使曾國荃“一戰(zhàn)成名”，卻是貪名惡名遠播。湘軍將戰(zhàn)利品運回湖南老家的場景，長江上下民眾有目共睹，湘軍搶占財物的行徑哄傳全國，直至上達“天聽”。富明阿泊船水西門，親睹湘軍從城上吊運木料器具，湘軍暴行由此成為公開秘密。曾國筌因此得名“老餮”，其名諷刺他“只進不出，吃干抹凈！”

清廷本期望以天京財富緩解財政困難，不料被湘軍搶掠一空，惱怒可知。南京附近百姓對曾國荃恨之入骨，李鴻章評曰：“沅翁百戰(zhàn)艱苦而得此地，乃至婦孺怨詛。”

然而歷史總有另一面。盡管部下大肆搶掠，但據趙烈文同治六年日記記載，談及天京收城事，趙言：“沅師實無所沾，但前后左右無一人對得住沅師耳。”意指曾國荃本人并未直接染指過多財物。曾國荃朋友亦為其辯白：“國甲子乞病歸，傾所儲，置田屋，實不過銀三萬而已。”若與其六年高級將領的合法收入（約三萬二千四百兩）相比，這一數字并無異常。可見曾國荃雖放縱部下，個人貪婪程度未必超過湘軍將領平均水平。但多年來不恤人言的行為，終在戰(zhàn)爭結束后遭到報應。清廷對曾國荃的嚴厲上諭，正是其長期積累的惡名所致。正如曾國藩所言：“眾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名聲的崩塌往往源于長期積累，而非一時一事。

天京陷落后的曾氏兄弟處境，揭示了功高震主者的必然困境。清廷的制衡策略并非單純猜忌，也是對湘軍暴行的回應。這場歷史轉折中，真正的主角并非個人善惡，而是權力運行的必然邏輯。清廷需要湘軍平定太平天國，又必須防止其坐大；曾國藩兄弟力求建功立業(yè)，又需在忠君與自保間尋找平衡；湘軍將士舍生忘死，也期待戰(zhàn)利品作為回報。然而，歷史的天平最終傾向了秩序重建一方。隨著湘軍被逐步裁撤，曾氏兄弟雖保全身家，卻再未能重現天京陷落前的權勢。這一過程殘酷卻必要，體現了傳統(tǒng)政治智慧中“狡兔死，走狗烹”的冷峻邏輯。

話又說回川普，川普第二次當選大漂亮總統(tǒng)，可謂達到了個人事業(yè)的巔峰，大權獨攬，說一不二。然而權力的集中必然催生貪欲的膨脹，帝國的沒落也宛如清廷一般，“實力不濟，內部發(fā)力”，列強打不贏，先拿重臣開刀，解了燃眉之急再說。韓日就如同曾氏兄弟，沖鋒陷陣在前，卻沒料到皇上盯上的，恰恰是身邊的鷹犬和走狗。川普“老餮”的標簽，看來一時半會是摘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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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張宏杰《曾國藩傳》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姜忠喆 《曾國藩全書》遼海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