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中共隱蔽戰線上的卓越領導人，周恩來的得力助手，有現代諜報大師之稱

文/劉明鋼

中國共產黨情報工作的創始人周恩來說過：“有了黨，就有了黨的情報保衛工作。”中國共產黨的隱蔽戰線工作伴隨著黨的誕生而誕生，伴隨著黨的成長而成長，伴隨著黨的勝利而勝利。

中共隱蔽戰線是周恩來直接領導、布局與具體指揮的，董必武是其最得力的助手。從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到1947年3月，董必武與周恩來一起戰斗在武漢、重慶、南京等地，主管統一戰線與隱蔽戰線的工作。當周恩來離任返回延安，南方局就由董必武主持。他安插得力人員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的核心機要部門及其負責人身邊，建立起無孔不入的情報網絡，斬獲頗多，在國共兩黨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一

中共隱蔽戰線著名的“后三杰”，即陳忠經、熊向暉與申健，都是受周恩來、董必武領導的諜報人員。其中，熊向暉被譽為“后三杰”之首。　

1936年，熊向暉考入清華大學，在校期間，他參加了中共北平學生運動的外圍組織“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由于他表現積極，很快成為民先清華分隊的負責人之一。同年12月，被秘密吸收入黨。

七七事變后，清華大學和北平、天津的其他大學疏散到湖南長沙，年底，在長沙組織青年戰地服務團，到國民黨第一軍胡宗南部“服務”。周恩來得知這一消息，立即讓蔣南翔推薦一名秘密黨員報名參加。蔣南翔推薦了熊向暉。

1937年12月底，服務團來到武昌。31日，服務團被告知等候胡宗南的“傳見”，實際就是“面試”。果然，符合條件并有所準備的熊向暉被胡宗南看中了。

當天夜里，熊向暉就從武昌乘渡輪到漢口，找到八路軍辦事處。當時，周恩來和蔣南翔都不在，董必武接待了他。當得知熊向暉已獲得胡宗南的好感，董必武十分高興。

對于熊向暉今后的工作安排，董必武傳達了周恩來的意見，要求熊向暉注意克服自身的急躁、驕傲的毛病，甘守寂寞，做一顆“閑棋冷子”，并讓熊向暉記住三點：一是不要急于找黨，不要離開胡宗南的部隊。二是要隱蔽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不參與服務團的領導工作，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準備參加國民黨。如果胡宗南反共，表面上要同他一致，像天津蘿卜，白皮紅心。即使受到進步朋友的誤解，也要忍耐。三是在國民黨內，要寧亢勿卑，但不宜過亢。最后，董必武送熊八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傳達的周恩來的意見，實際上也是董老自己的看法。這些深思熟慮的意見，對于熊向暉長期潛伏與情報工作有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1938年，董必武在重慶。

不出所料，不久，熊向暉就擔任胡宗南的秘書，得到器重。蔣介石給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暉簽收，而胡宗南下達的命令也都是由熊向暉起草。熊向暉具備了諜報人員的最重要、最有利條件。

再說陳忠經，江蘇儀征人，1916年生，1934年考入北大經濟系。與熊向暉一樣，也是因參加“湖南青年戰地服務團”受到胡宗南的信任。從戰云密布的長沙來到秦腔雄起的鳳翔，陳忠經與胡“見面歡敘，歃血為盟”，當上三青團首任西京市分團書記。

1939年秋，陳忠經在重慶見到董必武。董必武與之談了情報工作的重要性和特殊性。關于這次特殊的見面，陳忠經記憶猶新，幾十年后，他回憶道：“到了重慶，董老跟我長談。我有些患得患失，想要撤離西安，他卻斬釘截鐵，對我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回去！’董老的湖北口音很重，最后那個‘去’，說得特別堅決。我到現在，都沒忘記。我這一輩子，就是記住了這一句話，特別是最后那一個‘回去’。”

按照董必武的指示，陳忠經返回西安，仍然受到胡宗南的器重，擔任國民黨陜西省黨部委員，新秦日報社董事長。他與熊向暉、申健組成三人小組，實行單線聯系，先后由吳德峰、羅青長、曾三、王中等人領導。

◆1983年7月在北京合影，后排右四為陳忠經，右二為熊向暉。

抗戰初期階段，胡宗南抗日尚積極，沒有將過多的精力放在打壓中國共產黨上面。熊向暉這枚“閑棋”就一直“閑”著。全民族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國民黨反共摩擦的加劇，三人小組也活躍起來。他們搜集了大量情報資料，有西安各黨政軍民機關調查詳表、防止異黨活動方案、胡宗南特務系統概況、電報密碼、蔣胡的戰略動向、胡宗南軍隊的戰斗序列、編制、番號、主官姓名、裝備、人數、駐地、軍事部署和作戰計劃等等，其中有兩份情報在關鍵時刻發揮了關鍵的作用。

一次是1943年，熊向暉獲取了國民黨第八戰區進攻陜甘寧邊區的“作戰計劃”。當時，延安只有一個保安團、一個警衛團，沒有野戰部隊，情況萬分緊急。黨中央采取了緊急措施，由朱德給胡宗南、蔣介石發電報，抗議他們進犯陜甘寧邊區的挑釁活動；在延安召開三萬余人參加的緊急動員大會，揭露蔣介石的陰謀，并通電全國，呼吁停止內戰。毛澤東還親自撰寫了《質問國民黨》一文，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該文列舉了大量事實，揭露胡宗南進攻邊區的企圖與計劃。

本來胡宗南是要 “攻其不備”，“閃擊”延安，沒想到，進攻計劃被公之于眾，無“奇”可言，而且共產黨又嚴陣以待，胡宗南只好作罷，下令收兵。閃擊延安的計劃最終落空，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于無形之中。

另一次是在1947年3月，蔣介石命令胡宗南部向延安發起進攻，熊向暉及時上報了敵人的計劃。黨中央知己知彼。由此，毛澤東才敢于留在陜北與胡宗南軍隊周旋；由此，西北解放軍才有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鎮、沙家店等處的連戰連捷。

當年，毛澤東和中央情報部對西安情報系統的工作曾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他們的情報對中央工作有很大幫助，稱贊西安的情報工作是全國的模范，還說：“熊向暉，一人可頂幾個師。”

二

沈安娜也是董必武安插在國民黨心臟的諜報人員。

沈安娜原名沈婉，畢業于上海炳勛速記學校，后被浙江省政府秘書處議事科錄用為速記員，開始為黨做情報工作。

1937年7月，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沈安娜輾轉來到武漢，找到八路軍辦事處，見到董必武。

董必武熱情接待了沈安娜，對她說：“你過去做過情報工作，又有國民黨浙江省政府主席朱家驊的關系，現在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你可利用這層關系要求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工作。”

◆沈安娜

然而，沈安娜更想去延安，急切盼望離開烏煙瘴氣的國民黨機關。于是，董必武苦口婆心開導道：“你要以大局為重，從長遠著想。黨需要長期潛伏，你就要堅守崗位。”

沈安娜還不死心，懇求道：“能不能讓我去延安學習一年？就一年。”

董必武說：“一天也不行。你只要去了延安，就再也回不來了，再也不可能回到國民黨中央黨部了！”

沈安娜聽從了黨的安排，從此忍辱負重，甘當無名英雄。

1938年，沈安娜利用關系進入了國民黨中央黨部機要處。憑著每分鐘200字的記錄速度和一手好字，她擔任了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等重要會議的速記員。在國民黨中央黨、政、軍、特高層會議上，凡蔣介石主持會議，沈安娜便是速記的不二人選。

利用當速記員的機會，沈安娜獲取了許多重要情報，并及時送給地下黨組織，其中包括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起草的《限制異黨活動辦法》和《異黨問題處置辦法》的原件；國民黨五屆九中全會通過的反共清黨文件等，這些重要的情報，為我黨粉碎國民黨的反共高潮作出了重要貢獻。

◆主席臺右側第二個人正在做著記錄，這個人正是沈安娜。

1946年1月，在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期間，沈安娜將國民黨“黨團會”商定的談判方案，通過也是中共地下黨員的丈夫華明之送出，使中共代表團有所準備，從而掌握了談判的主動權。

在解放戰爭時期，沈安娜從國民黨中央黨部獲取和搜集了大量的軍事戰略情報，通過華明之交給黨組織。

沈安娜在蔣介石身邊“臥底”長達11年之久，從未暴露過。

沈安娜夫婦的情報工作，受到周恩來等人的表揚，被人們稱為是“按住國民黨脈搏的人”。 1979年12月，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沈安娜時說：“你這個小速記，不是什么官，作用可大了。”

三

被人們稱為“紅色作戰廳廳長”的郭汝瑰，也是董必武聯絡的情報人員。郭汝瑰，四川銅梁人，1907年生，黃埔5期畢業，1929年入中共，1930年，由其堂兄郭汝棟安排去日本留學，與中共失去聯系。從日本回國后，郭汝瑰考入陸軍大學，成了“天子門生”。而后，郭汝瑰進了陳誠的十八軍。“八一三”淞滬抗戰，郭汝瑰擔任十八軍十四師四十二旅旅長，率部與日軍廝殺七晝夜，一戰成名。郭汝瑰還參加了武漢會戰、長沙第三次會戰等戰役，均建戰功，因此受到陳誠的青睞，并最終成為蔣介石心中的“軍界精英”，在國民黨軍隊中一帆風順，青云直上。

然而，也就在艱苦的抗戰時期，郭汝瑰目睹了國民黨統治的腐敗與黑暗。在直接掌管部隊前，郭汝瑰還以為對日作戰的失敗，主要是裝備落后和指揮失誤。到暫五師接任師長后，才知道這個暫編師，實際只有三千多人，卻上報七千多人。──國民黨的許多軍官都是這樣謊報人數吃空缺，打起仗來就謊報傷亡逃亡騙補給。

◆郭汝瑰

1943年，郭汝瑰奉調從前線返回戰時陪都重慶，所接觸的達官顯貴勾心斗角，爭權奪利，甚至利用職權，大發國難財，與前線將士艱苦卓絕、浴血奮戰形成強烈的反差。殘酷現實不能不引起這位愛國將領的疑惑——國民政府能否領導抗戰?蔣介石是否真正救國救民? 正是這種日積月累的不滿，成了郭汝瑰尋找中共黨組織的直接動機。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像我這樣對剝削憎恨，略具愛國心和正義感的人，到重慶目睹國家要在一批蠹蟲手中葬送掉，而不棄暗投明以挽救國家，是不可想象的。”

1945年5月，郭汝瑰偶遇黃埔軍校同學任逖猷（任廉儒的堂兄弟），并經任逖猷介紹，重新見到了任廉儒。當時任廉儒在中共中央社會部負責軍事情報工作，受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董必武的領導。在與黨組織失去聯系15年之后，郭汝瑰終于找到地下黨，激動不已。

在任廉儒的安排下，郭汝瑰兩次與董必武會見，并提出恢復黨籍和去延安的要求。1946年3月19日，任廉儒轉達董必武的意見：“你要求恢復黨籍，原則上可以，但要經過一番考驗。我們的同志要想打入國民黨機要崗位很不容易，你去延安的作用相對要小，你留在國統區可以為黨做更多的工作，更有助于你組織問題的解決，希望你能為我們黨提供一些有價值的情報。”

任廉儒還告知，今后他與郭汝瑰單線聯系。

郭汝瑰表示：“只要黨能容納我，我可以把自己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

由于陳誠的保舉，郭汝瑰官運亨通，一年之內連連升遷，自總參謀部辦公廳副廳長到國防部第五廳廳長再到國防部第三廳(作戰廳)廳長。

郭汝瑰利用職務之便，把一份份國民黨軍隊的最高核心機密情報，交給任廉儒，再由任送給中共地下黨，再轉到解放軍的作戰指揮部。這些情報包括：重點進攻山東計劃、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國軍在大別山的調度計劃、解圍兗州計劃、解圍長春計劃、解圍雙堆集計劃、國軍江防計劃、武漢、陜甘、西南等地區的兵力配備序列等等。

郭汝瑰輸送的軍事情報，對于解放戰爭的勝利有著難以估量的作用。如今，西柏坡國家安全教育館還展出郭汝瑰在淮海戰役期間提供的三份情報。泛舊的紙張和簡短的字句，道出了當年地下情報工作的危險與艱辛。該館有一個區域專門展覽郭汝瑰的事跡。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柏坡紀念館官方網站上《感悟“無名豐碑”》一文中，對郭汝瑰的表述是“紅色作戰廳廳長”。

后來，臺灣一家報紙曾不無幽默地發表一篇題為《一諜臥底弄乾坤，兩軍勝敗已先分》的文章，其中講道：“郭汝瑰以國防部作戰廳廳長的身份，為國府‘運籌帷幄’之中，卻讓中共決勝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諷刺。”

四

《董必武年譜》（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版）記載：（1946年）11月6日，在上海停留期間，（董必武）與桂系四十六軍軍長韓練成在白崇禧公館談話。

韓練成何許人也？董必武為何與之談話？

韓練成絕非等閑之輩。在中原大戰中，他曾營救蔣介石于危難之中，因此深受賞識、提攜，被蔣介石欽點列入黃埔系，號稱“賞穿黃馬褂的人”；先后任師長、軍長、“委員長”侍從室參謀、“國民政府”參軍處參軍等顯赫要職。然而，信仰使然，他始終在黑暗中徘徊、探索，最終與董必武、周恩來取得聯系，成為我黨重要的情報工作者。

◆韓練成(左)1945年留影。

1946年10月，韓練成列席了國民黨最高級軍事會議，了解了蔣介石全面內戰的戰略計劃，西北、山東兩戰場的戰略部署，以及美蔣之間關系等等重要戰略情報。同年年底，韓練成率領的整編第四十六師被調至山東萊蕪一線。為了獲得共產黨的指示，他于11月到達南京，設法見到周恩來。周恩來告訴韓：“董老正在上海，你立即到上海找董老請示行動方針。”于是，韓練成專程趕到上海，秘密將南京中共代表團副團長董必武接到白崇禧公館，稱與客人商談要事，白夫人不知就里，在外為其望風。

在兩人的談話中，韓練成首先將全部情報交給董必武。

董必武首先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指出蔣介石已經悍然撕毀停戰協定與政協決議，大舉進攻解放區，新的全面內戰已經爆發；接著傳達了中共中央關于堅決粉碎國民黨反動派軍事進攻的指示。董必武最后叮囑，一定掌握好部隊，視機會配合解放軍行動，并交待與華東野戰軍聯系的辦法。8日，董必武電告陳毅、張云逸、黎玉：“韓練成已從華南調山東，不愿內戰，請派人與之聯系。”

◆董必武年譜。

很快，華東野戰軍就與韓練成接上了關系。陳毅還派得力干部化裝潛入韓部，作為秘密聯絡人。

1947年1月，國民黨軍隊分南北兩線展開攻勢，企圖同華東野戰軍主力在沂蒙山區決戰。韓部整編第四十六師剛換上美式裝備，是北線李仙洲集團的王牌軍之一。華東野戰軍決定在運動戰中誘殲李仙洲集團于萊蕪一帶，并希望韓練成做內應。

當開戰之初，韓練成本打算率部起義，但情況有變，他無法操控部隊陣前倒戈，于是只好實施預先與華東野戰軍方面約定的“第二方案”。在關鍵時刻，韓練成率領12名親信突然離開指揮崗位，使第四十六師群龍無首，陷入混亂，士兵四散奔逃，從而導致國民黨軍全線動搖。華野的幾個縱隊抓住戰機，迅速出擊，不到兩小時，將國民黨的幾萬大軍殲滅殆盡，李仙洲、韓浚等21名將級軍官全部被俘。這就是當年震動南京朝野的萊蕪戰役。時任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第二綏靖區司令的王耀武得知消息后大為震驚，罵道：“5萬人，不知不覺三天就被消滅光了。老子就是放5萬頭豬在那里，叫共軍抓三天也抓不完！”

陳毅后來高度評價了韓練成的貢獻，并說：“萊蕪戰役第一功，應是恩來同志和董老。”朱德贊揚他為黨、為革命立了大功，立了奇功。毛澤東稱贊韓練成，蔣委員長身邊有你們這些人，我這個小小的指揮部不僅指揮解放軍，也調動得了國民黨的百萬大軍。

國民黨黨史專家則稱韓練成為“導致神州陸沉的軍事共諜”。

以上只是我黨隱蔽戰線工作，特別是情報工作的部分事例，但由此可以窺見董必武的大智大勇與深謀遠慮。

董必武給人印象是位忠厚長者，黨內尊稱“董老”，實際上卻是我黨隱蔽戰線工作的卓越領導者、現代諜報大師。有學者指出：董必武不是將軍，但他是將將之人。董必武未帶過兵，但他麾下的幾名超級間諜，個個抵得上十萬精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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