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命懸一生》到《樹影迷宮》，迷霧劇場的后勁為何越品越上頭

“迷霧劇場”最近的幾部作品，似乎下定決心要為觀眾“釀造”出某種后勁兒。

剛剛播完的《樹影迷宮》結尾，因為癌癥去世的冉曦（廖凡飾）用自己的葬禮倒逼真兇得意忘形，露出馬腳，真相大白，卷宗終于可以翻到最后一頁。

但對于觀眾來說，這不是句號，而是省略號——你需要回過頭去，重新審視被忽略的細節、人物的無奈和時代的局限，個中況味才顯得清晰可感。

在之前的作品《命懸一生》中，徐慶利本想靠打工安穩度日，卻因過往舊案被步步緊逼；吳細妹只想和孩子過太平日子，卻屢屢被現實推向絕境；曹小軍的盲從，只能被動跟著他人腳步，創作者把小人物“被命運扼住喉嚨”的窒息感藏進日常，隱喻了“底層人想好好活著怎么這么難”。

這正是“后勁兒”的力道。

-人性的復雜與時代的隱疾-

《樹影迷宮》以過來人悲憫又堅定的目光，回溯了發生在1994年北京南城胡同里的一樁連環命案，由此牽引出中國城市居民伴隨著經濟發展在兩性關系、欲望表達中的蹣跚歷程——從壓抑走向解放，對抗著異化、變型的晃動，在恐懼中回歸理性，堅守善意。

這個劇名，在片中是被一個安定醫院的護士（黃米依飾）扣題的。她當時跟公安大畢業的年輕片警趙趕鵝（尹昉飾）傾訴自己的情感困局，說自己居住的胡同就像一個走不出的迷宮。不僅僅是她，因為職業的緣故，在她那些胡同里，被送進來的病人又都是迷宮中的人。

這一筆巧妙揭開創作者的“野心”：在常規刑偵套路之外，它更想探索的是人性的復雜與時代的隱疾，而非僅僅聚焦“兇手是誰”。

當妙齡少女接二連三地在胡同深處遇害，概率背后的時代必然性才發人深省。她們在生前幾乎都背負簡單、粗暴，同質化的“污名”，要么對父母來說是青春期叛逆，不聽話；要么對左鄰右舍來說就是不正經，穿著露胳膊露腿。案件與“性”有關，是早就劃定的修羅場。

創作者構建了一張對文本極度熟悉、對角色完全可控的敘事大網，從第一集開始，沒有一個配角是多余的。

胡同里流行的踩步點游戲、包子鋪老板（富大龍飾）與女兒玩的“相遇”游戲（心里默念腳步聲迎面走來直至同時停步），暗藏著作案手法與人性控制欲的隱喻；

“武瘋子”在病房吟誦“如果你跟我走，就會數我的腳步”，用詩意反諷血案，與兇手的變態心理形成深層呼應；

“瘋僧”部分致敬《美國往事》，男女對劇情的分歧（女性讀出殘酷控制，男性認為“女人咎由自取”），更是戳中了兩性觀念的錯位與割裂。

而最讓觀眾破防的，是廖凡飾演的老警察冉曦。他追兇十八年，老年妝下皺紋爬滿臉龐，身形不再挺拔，眼神卻依舊堅定，彌留之際那句“我的片兒區沒有走不出的死胡同”，既是對正義的堅守，更藏著一代人的困頓與執念。

如果說冉曦的堅守，是以“困在”迷宮的方式對抗迷宮，那他的妻子劉北萍（劉琳飾），則代表了另一種“走出”迷宮的方式。她開辦的“亞當夏娃”成人用品店，呼應了1993年北京的真實歷史。

在那個談“性”色變的年代，此舉不只是為生計，更像一種宣言——它既是對“性羞恥”觀念的突破，也迫使劇中人（包括冉曦自己）去正視人性本真，個體的覺醒與時代的蹣跚進步在這一方小小的店鋪里交匯。

-“命運殺人”的苦澀回甘-

舍棄套路，深挖內核，在迷霧劇場這兩部作品里體現的淋漓盡致。《命懸一生》的核心沖突從不是“誰殺了人”，而是“為什么好好活著這么難”。劇中滿是觸手可及的生存細節，徐慶利沾滿泥土的褲腳、吳細妹湊不齊的孩子醫藥費、曹小軍打工時磨破的手套，還有村口那條仿佛永遠走不出的小路，每一個鏡頭都透著底層生活的沉重。

正如原著作者、編劇陸春吾所言，她要寫的是“被不幸選中的可憐人如何在命運中掙扎”。這種“命運殺人”的悲劇，不是空泛的感慨，而是那個時代里，底層群體“認命”又“斗命”的真實寫照，也讓劇集的后勁兒，成為直抵人心的“苦”，讓觀眾看完久久無法釋懷。

到了《樹影迷宮》，這股后勁兒又升華為時代群像的“憾”。雖然很多觀眾開播初期就從卡司段位猜到兇手，但卻仍然追到結局。因為觀眾從一開始就明白，“兇手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那股濃烈又壓抑的“關系生態”。

創作者編織的不是一個“誰是兇手”的線性迷宮，而是“時代為何如此”的復調迷宮：冉曦對妻子職業的本能抵觸、街坊鄰居對“出格”女孩的指指點點、父母對子女性教育的刻意回避……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共同構成了悲劇滋生的溫床。

《樹影迷宮》藏在“性羞恥”的觀念與“人情社會”的沉默里；《命懸一生》則源于底層生存的艱難與命運的無常。

這份對人性的體諒、對時代的回望，讓兩部劇的后勁兒都遠超“抓兇手”的爽感。

-迷霧劇場的“后勁兒”密碼-

當下的觀眾早已不滿足于偵破案件、抓獲兇手的表層爽感，而是更渴求深層次的情感共鳴。迷霧劇場的創作者，從2025年推出的劇作來看，幾乎都在踐行這個邏輯，也獲得了很好的反響。

從作品來看，迷霧劇場選擇重新扎根“社會派”根基，發出人文主義新聲。所謂“新聲”，在于它不再滿足于對標東野圭吾式的“社會派”經典范式，即“找出社會問題A，導致悲劇B”，它更進一步，試圖在影像風格上回歸華語語境的現實主義美學。

因此，它擺脫類型局限的方式并非堆砌奇觀，而是注入扎實的生活實感——無論是《命懸一生》里令人窒息的山鄉，還是《樹影迷宮》中充滿隱喻的胡同——構建起獨有的“后勁兒”體系。

懸疑劇的高級感，從不在“誰是兇手”的答案里，而在“為何如此”的追問中。當一部作品敢于直面那些“不完美”的真實，敢于在類型化的敘事中安放創作者對人與時代的體察時，其后勁兒，也自然從收官的瞬時熱度，沉淀為觀眾心中越品味越上頭的余味。

撰稿｜錢德勒

策劃｜文娛春秋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