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著急，我能理解，但這些人急，究竟為啥？

紐約市長的選舉結果，異常惱怒的不僅僅是特朗普和華爾街的資本，還有中文互聯網的一些自媒體賬號。

因為資本話語權構建的敘事能力太過強大，這個世界大多數人長期生活在信息繭房當中，以至于到今天，雖然美國的實力跟巔峰期相比衰落之勢很明顯，就連美國普通人的基本民生都正在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很多人在觀察美國時依然還戴著美顏濾鏡，美國在很多人的心里依舊有理想國的色彩。

資本主導的敘事，自然會把資本的樂園描述為人間的理想國。即使被現實的問題碰撞得滿頭包，他們也不肯承認，讓美國衰落的主要內因就是資本主導的體制，讓資本對美國財富的虹吸效應接近了臨界點。他們還會繼續想辦法為美國的體制辯護。即使他們有時候承認美國的制度存在問題，也要堅稱那是最不壞的制度。

紐約是最能滿足資本貪婪本性的城市，是資本的最大樂園，紐約在資本主義的擁躉們心中，比其他城市更具有非同一般的象征意義和符號價值。

當一個民主社會主義者，在資本的重重阻撓中，出現在紐約的政治舞臺中心，當選了紐約市的市長，這件事形成的政治沖擊力會有多大，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是缺乏敏感度的，他們更多把注意力集中于這個紐約新市長的印度裔和穆斯林等身份標簽，但中國的一些“自由”派賬號就不一樣了。他們對民主社會主義者攻陷紐約政治，帶有強烈的抵觸心理，把馬姆達尼的勝選，說成是“一場烏托邦敘事的勝利”，會“用最文明的方式殺死文明”。這些人經常掛在嘴邊的文明應該就是資本主導的秩序。

雖然他們沒有雄厚的資本，但這不影響他們的精神進化到感覺自己有資格和義務和華爾街的資本家共呼吸，同命運。

部分人的精資境界，讓他們對以北歐為模板的民主社會主義者都無法忍受。他們不僅默契地使用“烏托邦”否定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主張，還對紐約市民的選擇表現出難以抑制的不滿和貶低。他們非常推崇資本主義世界的選舉，但當他們對選舉結果不滿意時，他們就開始痛斥“民眾的短視可能是出于他們的窘迫與無知”。

紐約那么多選民主要是因為短視和無知，才投票支持馬姆達尼的嗎？紐約的基尼系數已經越過0.55，和里約熱內盧是一個水平。紐約市民一半以上，需要把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來交房租。紐約市貧困率持續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哥倫比亞大學所屬研究機構與慈善組織羅賓漢基金會發布的紐約市年度貧困和劣勢狀況》的報告顯示，紐約市貧困人口數量已增至7年來最高水平，25%的紐約居民正處于貧困之中，這是全美平均水平的兩倍。

看看這些冰冷的數據，對民主主義者在紐約市長選舉中獲得那么多的選票，還會感覺不可思議？還有必要大驚小怪嗎？

我記得十年前，這個群類有很多人，曾經用北歐三國的高福利證明民主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可行性，但當民主社會主義的部分主張出現在紐約得到紐約那么多選票的支持，他們就不高興了，改為反對“簡單將北歐模式套用于紐約”，理由是“完全無視了制度移植中的水土不服問題。”這幫人致力于在中國進行所謂的啟蒙，要中國人接受美歐代表主流文明，移植西方的制度時，怎么就不考慮是否存在“水土不服問題”了。

這些人的雙標深入骨髓，他們對美國體制的美好想象也是根深蒂固。

他們一些人對《21世紀資本論》這種旨在改良資本主義的書籍，也不太能接受，因為這本書的主旨是認為“貧富差距不是意外，而是資本社會發展的必然”，這樣的結論不太符合他們對理想國的美好想象。他們對該書作者建議征收每年不超過2%的全球性財產稅，并結合最高到80%的累進所得稅，以縮小貧富差距，頗為不滿，認為“這兩個數字其實都非常可怕，激進到不像是一個正經經濟學者提出來的東西。”

他們反對的也正好是紐約新市長馬姆達尼的核心理念，后者主張之一就是對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個人，在現有個人所得稅稅率基礎上額外加征2%專項稅率，專門用于民生領域支出。

他們對歷史也進行選擇性的過濾。美國含金量最高的“黃金”時代，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就是對資本實行高稅收的那段時間。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長期處在70%到90%的高位，遺產稅最高稅率也有77%。那是美國普通人生活最愜意的時代，一人上班，就能養活四口之家。

美國在戰后長期堅持那么高的稅率，一個重要原因是要跟蘇聯進行制度競賽，防備來自社會主義陣營的紅色浪潮輸出。

從里根開始，美國不斷減稅，貧富差距重新拉大，政府舉債越來越多。美國的財富越來越集中到大資本手里，向富人征稅越來越難。2014-2018年美國25位最富者財富增長4010億美元，僅繳稅136億美元，平均稅率只有3.4%，實際稅率連中產納稅的零頭都不到。

這樣做的代價就是美國的基礎設施越來越陳舊，普通美國人的日子越過越艱難。

這些事實，那些賬號是避而不談的。

雖然他們不少人對特朗普的烏克蘭政策有著相當的不滿，但對民主社會主義者成為紐約市長的反感，并不弱于特朗普。

問題在于，特朗普是如假包換的資本家，在紐約也有很多資產。紐約新市長的那些主張，包括加稅以及凍結房租上漲，建設20萬套福利性質的住房，對特龐樸家族的利益會造成實質性的不利影響。特朗普的納稅情況一直飽受爭議，他在紐約的房產要增值，需要房租繼續上漲。

特朗普視民主社會主義者如臨大敵，首先是從自己在經濟中的地位出發，為了維護自己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反對民主社會主義者重分蛋糕。特朗普根據自己的階級立場作出這樣的選擇，也算是合乎邏輯。

但中國的一些精資賬號對美國的選舉結果表現得和特朗普一樣痛心疾首，和真資能夠共情到如此程度，好像個個家里在美國都有礦似的。他們中很多人也只是個中產，有的還是普通打工族，卻無法對紐約的中產和工薪族的生活壓力產生共情。

紐約那么多人愿意投票給民主社會主義者，并非都指望一個馬姆達尼就能改變現狀，而是在候選人里面，只有馬姆達尼如此關注普通人的生活壓力。在北風凜冽的寒冬，誰伸過來的手更有溫度，誰就更容易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一個馬姆達尼確實改變不了太多，何況是在資本主義的大本營。他的很多民主社會主義的措施，注定會遭遇重重阻力，但紐約的選情能夠讓特朗普如此焦慮，已經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說明，這次在資本主義心臟的選舉結果，對美國體制的正當性產生的內部爆破威力有多大。

這次投票結果已經把長期被真資和精資共同遮蔽的一些關鍵事實展示在世界面前：采用資本主義的模式，即使發展成世界最發達的國家，成為最發達國家中的最發達城市，依然會有這么多人要為了維持基本的生活而承受巨大的壓力。很多美國的普通人為了維持生計，有的要同時打幾份工，有的甚至還要時不時去賣血。按照自由市場經濟的社會達爾文法則配置資源和分配財富，即使蛋糕做得再大，普通人還是需要為了生存而努力掙扎。

這還是在人工智能時代尚未正式到來就已經上演的真實圖景。包括紐約市民在內的美國普通人，未來面對人工智能對人工崗位更加普遍性的替代，日子會更為艱難。

正是這種源自現實的壓力以及對未來的恐懼，才讓很多人投票支持對紐約普通市民生活現狀，給予最多關注的那個人。

紐約就是美國現狀的縮影。有4000多萬美國人依靠救濟食品度日，很多人正在因聯邦政府關門而領不到食品券而面臨食物不足的窘境。當地時間11月9日，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由于政府資助的食品券已停止發放，很多人在冷雨中排隊領取由慈善組織捐贈的“食物銀行”免費食物。雖然這種免費食物的種類和數量都很有限，只有排在前面的一部分人才能領到，但依然有那么多人在頂風冒雨在排隊。不是生活所迫誰會這樣？

此類情況也出現在其他城市。

民主社會主義既然今天能夠攻陷最堅固的資本主義堡壘紐約，今后會不會攻陷其他的城市和州？

這才是暫時放下與民主黨建制派矛盾的特朗普最為擔心的事情。

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的競爭，特朗普充滿民族主義氣息的MAGA口號還能以挑戰建制派的人設保持號召力。隨著美國的普通人生活成本越來越難以承受，民主社會主義者作為民主黨的非建制派，對美國選民的吸引力超過MAGA并沒有太大的難度。有了民主社會主義者的主張作比較，特朗普的那一套矛盾外移、內病外治的做法，對美國選民的吸引力就大打折扣。

特朗普通過關稅武器，增加了關稅收入，還軟硬兼施從自己的盟友那里敲詐到幾萬億美元對美國的投資和采購承諾，即使這些承諾能夠兌現，普通美國人又能分到多大的利益？美國不是因為蛋糕不夠大，才會有那么多人需要食物券，而是因為普通人分走的蛋糕比例太小了。

今年2月份財政部長貝森特接受塔克·卡爾森采訪時就說了，美國排名前10%的人持有88%的股票資產，占據了88%的股市份額；接下來的40%的人持有剩下的12%股票；底層50%的人基本沒有股票，只有債務。

特朗普的階級立場決定了他對普通美國人的生活困境缺乏感同身受的同理心，他除了用MAGA這樣的口號給普通美國人打打雞血，把他們的不滿從美國的體制上移開，轉向外部，也做不了更多。特朗普用充滿民族主義氣息的MAGA口號吸引選民，但如果按照這個趨勢發展下去，民主黨內就可能有更多的民主社會主義者在未來的各級選舉中冒頭，對轟共和黨內的MAGA派，共和黨的中期選舉和2028年的總統大選都不太樂觀了。如果輸了總統大選，特朗普想安度晚年都有難度了。

明白紐約市長的選舉成為一個重要的歷史瞬間，甚至有可能成為美國政治變動的風向標，特朗普對馬姆達尼當選紐約市長如臨大敵就不奇怪了。

這次共和黨在地方還失掉了兩場州長選舉和能夠影響中期選舉，增加民主黨在眾議院席位的加州第50號提案公投。其中，民主黨候選人以十幾個點的顯著優勢拿下弗吉尼亞州和新澤西州的州長，弗吉尼亞州還是特朗普勝選的搖擺州之一，這些選舉結果都沒有讓特朗普感覺如此懊惱。特朗普最懊惱的并不是因為馬姆達尼的印度裔和穆斯林身份，也不是馬姆達尼對待移民的政策主張與特朗普格格不入，與而是馬姆達尼的民主社會主義者標簽和他的那些主張，讓他感覺到真正的壓力

特朗普在社媒平臺直言：“我既不喜歡科莫，也不喜歡馬姆達尼，但如果在糟糕的民主黨人和‘共產主義者’之間選擇，我寧愿支持科莫。”

和傳統的民主黨與和共和黨建制派相比，特朗普有著非建制派的人設。但在民主社會主義者面前，特朗普，就倒向了建制派。

很多人只看到特朗普是一個特立獨行的極端民族主義者，卻忽視了特朗普更有著一顆堅固的自由主義靈魂，是美國資本利益和美國現行體制的鐵桿維護者。

特朗普現在的政策是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的縫合，而且是自由主義為體，民族主義為用，甚至是自由主義為骨，民族主義為皮。特朗普對外的民族主義政策，是為他對內的自由主義服務的。

特朗普對內采用自由主義，重點為大資本減稅去監管，對外采用民族主義，把關稅政策當武器，用增加的關稅，彌補國內減稅減少的政府收入。即使增加的關稅最終會有很大一部分由美國的消費者承擔，他也不太在乎，因為劫貧濟富，才符合自由主義者的本心。

透過自由主義的那些華麗辭藻理解自由主義，其實就是一句話：自由主義就是資本最自由的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形態。

資本自由了，社會達爾文法則也就可以自由發揮了。

自由主義最大的樂園在哪？哪里最能創造資本的財富神話？當然是紐約的那些金融市場的游戲里。

特朗普說紐約是他的第一故鄉，這句話應該不僅僅是從地理意義上說的。紐約就是資本主義的心臟，是資本主義的象征，是大資本的真正故鄉。紐約既影響著美國的經濟基礎，又影響著美國的意識形態，華盛頓只是美國上層建筑的政治部分，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要按照經濟基礎的要求制定內外政策。

自由主義主張最少的政策干預，最低的政府稅收，最大的自由空間。你說哪個大資本能不喜歡？

那么多年，美國的民主黨和共和黨都默契地把政策控制在自由主義的左右紅線之內。即便是特朗普，也沒有超出自由主義的邊界。現在，被民主社會主義撕開了一個口子。

除非是資本主義遇到了很大的麻煩，資本才會對民主社會主義多看幾眼。

民主社會主義者的模板就是北歐國家，北歐模式以高稅收和高福利而著稱。如果把美國建成北歐那樣的社會，首先就要提高對高收入群體的稅收。因為錢都集中在富人手里，要解決美國政府的債務和民生問題，就得讓富人承擔與其財富所占比例相匹配的納稅義務。這樣才體現公平原則，而不是精資們口中的劫富濟貧。

紐約新市長在競選中提出的那些措施，并沒有涉及到經濟所有制的問題，就已經讓特朗普在內的紐約真資和中國的精資無法忍耐了。

美國傳統的自由主義已經無法解決美國的積弊，MAGA的民族主義對此也束手無策，就給民主社會主義者出來對資本主義進行改良，提供了更大的空間。民主社會主義無非是改良的力度比左翼自由主義稍大那么一點。如果這都要阻止，那么留給美國人的選擇，就可能只有“革命”一途了。

蓋洛普 2025年9月民調顯示，僅18%的美國人信任國會；66%的人認為政府“經常故意欺騙民眾”。佐治亞州立大學政治學家詹妮弗·麥科伊在《外交政策》撰文指出：“美國的政治危機不是兩黨之爭，而是民眾與制度的對立——人們不再相信這個體系能為自己服務。”

一份調查報告顯示，52%的美國人認為美國需要進行徹底的變革（we need radical change）的人正在急劇增加，認為美國只需要進行局部的改革（we need small change）的只占32%。

民調結果還顯示，35%的人認為美國需要一場“革命”。

新的工業革命正在向我們走來，人工智能的步伐越來越快，留給美國進行改良的時間也不多了。中國自近代以來，嘗試過各種社會改良方案，從洋務運動到戊戌變法，再到共和，但都沒有成功，最后受“十月”革命的影響，選擇了新的道路，才讓中國從歷史谷底止跌，迅速重新崛起，用70多年的時間，重新接近世界之巔。美國本土和平發展了那么久，利益集團已經尾大不掉，現在的美國具有多種老大帝國的晚期氣象，改良其實是很難推動的。歷史已經發展到一個臨界點，美國所代表的傳統資本私有制已經無法適應第四次工業革命。那些還抱著西方自由主義信條不放的人，還在幻想要給中國人進行思想啟蒙，卻沒有意識到別人已經注意到他們腦袋后面的那根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