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設計》專訪｜王子源：“逐光而行” 一種在技術幽暗中尋找人文坐標的姿態

? 采訪：李杰 李葉

? 受訪：王子源

? 供圖：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

受訪人物

王子源，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黨總支書記、教授，博士，世界設計理事會（theicod.org）原副主席，博士生導師。中國高等教育學會設計教育委員會常務理事，中國美術家協會平面藝委會副秘書長，中國文字字體設計與研究中心專家委員、中國包裝聯合會全國設計專家委員會副主任、中央美術學院奧運藝術研究中心副主任。設計作品先后榮獲三次“中國最美的書”設計獎、第六屆全國書籍裝幀藝術展金獎、第十屆全國美展優秀獎等。教學成果曾獲教育部高等教育國家級成果二等獎，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二等獎、第十二屆霍英東青年教師獎等。

觀點提純

“在精微和廣大之間，好的藝術設計教育本身就應該具有包容性。設計教育在這一轉型期更應強化學生對“現實”的多重認知和參與。技術不僅改變操作路徑，也在重塑認知框架。創作的主體性不是固守舊有的表達方式，而是不斷識別和調整出更加適配現實的方式。”

《設計》：2025屆畢業展主題“逐光而行”被解讀為“在技術狂潮中堅守人文內核”，這一主題如何引導學生在AI 沖擊下平衡技術工具性與創作主體性？

王子源：在技術驅動設計的沖擊之下，設計師創作主體性體現的層面也產生了分化，包括理念、主題、方法與呈現形式等都不可阻擋地發生變化。而其微妙之處在于，AI技術的參與讓設計是否還設定于以人類感官為核心的觀察與表達，這也促發了感知形式的變革。如GPT-3那樣的生成模型通過“語言構擬”現實，實際是一種新的感知邏輯，挑戰著理性本位的人類中心論。但在精微和廣大之間，好的藝術設計教育本身就應該具有包容性。設計教育在這一轉型期更應強化學生對“現實”的多重認知和參與。技術不僅改變操作路徑，也在重塑認知框架。創作的主體性不是固守舊有的表達方式，而是不斷識別和調整出更加適配現實的方式。

就人類歷史而言，我們曾消化掉諸多技術革新，如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仍保持了主流發展方向。而當下人工智能以其爆炸性發展遠超人類經驗而變得問題諸多。“逐光而行”正是一種在技術幽暗中尋找人文坐標的姿態。面對人工智能浪潮，“逐光”的真正含義是以人為尺度，主動構建從工具到思想的動態張力，這并非替代人的經驗與想象；它提示學生將AI視為工具進行分析與實驗的合作，而非設計意圖的生成者。人們現在仍然堅信，人類的未來角色將決定于其對人工智能時代的認知和行為。我們都需要警惕設計判斷力與決策權的讓渡與喪失。AI工具的創造邏輯恰恰也在提醒我們：設計不應僅追求效率與技巧，而需回到對人類處境與精神的持續體驗與認知。

《像素浮游》/設計者：曾藝馨 /指導教師：陳慰平 吳帆 姚璐

《設計》：本屆展覽要求每位學生作品限高2米、占地≤4㎡，但涌現出《微縮21世紀藝術史》《石膏館論文劇場》等突破物理限制的策展式作品。這種方寸間的敘事創新是否反映美院對“展覽作為媒介”的教學轉向？它與傳統下鄉寫生“走向廣闊天地”的理念如何辯證統一？

王子源：畢業展覽既是學生對個人研究成果的展示，也是作為媒介對外傳播的場景，在有限的展覽空間條件下，如何做到物盡其用、場盡其用看似一對矛盾，但這并非敘事要求的絕對矛盾。合理與平衡仍然是教學的重點。這也是設計的新課題。

《設計》：AI工具（如Midjourney、ChatGPT）是否已成為學生創作的重要輔助？它們如何改變設計流程與思維模式？面對技術濫用風險，學生是否在作品中主動探討設計倫理（如數據隱私、算法偏見）？

王子源：不僅是在2025年畢業展，近年來隨著大語言模型的不斷迭代和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能力的快速發展，平臺化的人工智能創作工具已經成為學生創作的重要輔助，從不同專業方向的課程作業到畢業設計作品的創作過程，普遍能看到AI工具的影子，這是一個無可回避的現實和趨勢。當然，對這些工具或平臺的使用，在每個同學的具體實踐中占有不同的比重。從推動設計學向交叉學科轉型，藝術與科技融合發展的立場，我們對學生廣泛使用AI工具持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

從對今年畢業展的觀察來看，AI工具在學術作品創作中大致起到3個作用：一些同學將AI工具提供的技術可能性與自己的設計概念和策略相結合，提升了作品的豐富性、內容維度與生產效率，比如視覺傳達方向的同學在視覺圖形的設計中，用AIGC工具拓展“像素”圖像的想象空間，并將這種想象融入自己設定的視覺生產邏輯。還有一些同學將AI工具視作內容生產工具，如數字媒體藝術方向的同學在動畫和實驗影片的創作中，運用AIGC視頻生成的平臺優化創作流程，實現他們的動態視覺風格，完成敘事影像作品。此外，我們更欣喜地看到，有少數學生能夠將AI工具的工作方法結合自己的創作思維，創作出具有今天AI思維特征的實驗性作品，比如藝術與科技方向的學生運用多智能體對話的方式，構建了一種全新的即興戲劇表演的可能性。這便是對AI工具“思路”的不同應用，這樣的作品最后也獲得了觀眾和學術層面較好的評價。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由結果驅動的流程重塑，也可能稀釋了“問題定義”的深度與精度。設計教學需引導學生不僅會用AI，更要反思“為什么用”，在設計實踐的理念和邏輯上保持自洽，強調“提出問題”比單純“生產圖像”更重要。

雖然學生普遍使用AI工具輔助創作，但是對這些技術工具本身有深度思考，討論技術與社會、技術與創作者本身關系的作品或論文并不多見，這是由于當下平臺化工具的易用性和學生對技術邏輯內在結構的了解之間有比較大的落差。這是所有人都面臨的問題，快速好用的技術一下子形成新的手頭習慣，而我們還沒來得及仔細思考它是怎么回事。雖然現狀如此，但是也還能看到一些同學開始思考數據隱私等問題，比如有一位同學整理了她手機里面所有的個人照片，去重新發掘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樣子，這種呈現就不可避免的要處理個人隱私、數據研究與作品展示之間的關系，但這也帶給學生對技術現實進行思辨的機會，這樣的創作嘗試我們也非常鼓勵。

正因人工智能不具備真正的情感、道德判斷與自我反思能力，其所做出的行為模擬往往缺乏人類判斷中所依賴的情境理解與價值權衡。這意味著，AI 在執行復雜社會任務時，可能無法準確識別其行為對具體人群或文化的真實影響，從而引發偏差。尤其在設計實踐中，當生成工具被用于處理數據、自動決策或塑造公共感知時，設計者須意識到工具的“高效”不等于“合理”，其背后的訓練邏輯可能掩蓋了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部分延續自歷史觀念的社會判斷機制，雖具普遍性，卻在當代逐漸成為掣肘公平性與包容性的因素）。正是因為人工智能不具備如懷疑、敬畏或自我限制等能力，它才更需要由人類為其設置倫理邊界與判斷機制。

《花道》手工花朵數據集/設計者：周小/指導教師：張凡 劉驍 蔣華

《設計》：本屆畢業設計作品有哪些亮點引起您的關注或留下深刻印象？設計青年對社會文化、材料創新、前沿科技、設計倫理等議題的關注在近年呈現怎樣的變化趨勢？學院如何培養學生從“社會痛點”中提煉設計命題的能力？

王子源：在本屆畢業設計中，我注意到不少作品以深厚的文化感知力回應社會議題，尤以人工智能與傳統生態智慧結合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作品《茶魂之樹·臘茗》即一例。《茶魂之樹·臘茗》聚焦云南景邁山這一世界茶文化遺產地，嘗試將AI生成語言與布朗族“萬物有靈”的信仰系統和古茶林的生物多樣性相融合，構建出一種基于圖騰譜系的共生設計方法。這類作品不僅展現出對非遺的尊重和再創造，也將AI視為“生物性”的技術存在，引發關于生成性設計、生態倫理與地方文化記憶的新一輪討論。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方向，是學生對AI工具的系統性整合及其在產業鏈中的深度介入。例如《AI創作平臺》項目集成260余項功能模塊，涵蓋建筑、服裝、產品、非遺等多個方向，服務覆蓋用戶數以萬計，意圖建構國內首個全領域覆蓋的設計生成引擎。這不僅是技術開發能力的體現，更標志著一種設計方法論的轉向——從“個體創作”到“生態協同”。項目特別值得關注之處在于其提出的“微工廠”協作體系，探索AI生成與制造工藝的柔性對接，從而回應了當前設計行業對小批量、個性化、快速迭代的真實制造需求。

從趨勢來看，新一代設計師不再滿足于將AI作為靈感觸發工具，而是開始思考如何將AI納入整個設計—生產系統之中，使其在前端創意生成、中端圖像/視頻/3D建模、后端制造工藝之間建立高效的智能流通路徑；另一方面，設計青年正逐步擺脫對AI的工具化依賴，轉而關注其如何介入真實的社會—文化—材料系統。這種介入不再是簡單的科技加持，而是一種通過技術生成與文化共構的思維轉變。這種“系統設計觀”的出現，使得學生在面對社會痛點時，能夠更全面地理解問題結構，并提出可持續、可執行的技術路徑。學院在教學中也不斷強化學生“以問題為導向”的田野方法訓練，引導他們將地方性的社會痛點轉化為具有復雜性與生命感的設計命題，以求設計方法、倫理意識的同步革新與覺醒。

《逃跑計劃》/設計者：楊藝/指導教師：王黎明 張洺貫 林彤

《設計》：請用一句話概括本屆畢業設計的精神內核。您希望本屆畢業生以何種姿態進入行業？他們對“設計”的理解是否呈現出代際差異？

王子源：本屆設計作品的精神內核，我概括為“在場景和生態的新境遇中構建個人也可以共享的藝術設計新想象”。如前面的討論中所提到，AI既是“挑戰者”也是“賦能者”，它促使設計青年重新理解創造力的起點不在工具而在定義可能性邊界的勇氣與辨識力，以一種同時面向人類與技術世界的雙重視角，嘗試在不確定中作出更具倫理和智慧的回應。

我們希望畢業生們以“協同型個體”的身份進入行業——既保有設計判斷，又能在AI為主的協作系統中理解人的角色、風險與底線。他們是不把AI視作替代者，也不盲目仰賴技術的結構性實踐者。在與AI共生的時代，能在倫理、技術與文化的三維中持續進行判斷與反思，這一切將成為設計師新的專業素養。

希望學生們對“設計”的理解趨向于“從表達欲望到系統平衡意識”。當前學生相較以往更擅長運用工具表達想法，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設計中體現出的一種系統意識的覺醒：不僅是“我想做什么”，同時也注重呈現“這套結構如何運行”“我是否能影響它”。這種意識不是消解創作激情，而是將個體表達嵌入更復雜的社會與技術未來之中。《設計》：2025屆畢業展主題“逐光而行”被解讀為“在技術狂潮中堅守人文內核”，這一主題如何引導學生在AI 沖擊下平衡技術工具性與創作主體性？

王子源：在技術驅動設計的沖擊之下，設計師創作主體性體現的層面也產生了分化，包括理念、主題、方法與呈現形式等都不可阻擋地發生變化。而其微妙之處在于，AI技術的參與讓設計是否還設定于以人類感官為核心的觀察與表達，這也促發了感知形式的變革。如GPT-3那樣的生成模型通過“語言構擬”現實，實際是一種新的感知邏輯，挑戰著理性本位的人類中心論。但在精微和廣大之間，好的藝術設計教育本身就應該具有包容性。設計教育在這一轉型期更應強化學生對“現實”的多重認知和參與。技術不僅改變操作路徑，也在重塑認知框架。創作的主體性不是固守舊有的表達方式，而是不斷識別和調整出更加適配現實的方式。

就人類歷史而言，我們曾消化掉諸多技術革新，如工業革命、信息革命，仍保持了主流發展方向。而當下人工智能以其爆炸性發展遠超人類經驗而變得問題諸多。“逐光而行”正是一種在技術幽暗中尋找人文坐標的姿態。面對人工智能浪潮，“逐光”的真正含義是以人為尺度，主動構建從工具到思想的動態張力，這并非替代人的經驗與想象；它提示學生將AI視為工具進行分析與實驗的合作，而非設計意圖的生成者。人們現在仍然堅信，人類的未來角色將決定于其對人工智能時代的認知和行為。我們都需要警惕設計判斷力與決策權的讓渡與喪失。AI工具的創造邏輯恰恰也在提醒我們：設計不應僅追求效率與技巧，而需回到對人類處境與精神的持續體驗與認知。

《失于星辰與九土之中》數據可視化

《失于星辰與九土之中》數據可視化/設計者：李卓遠/指導教師：張文超 沈采 王鈺雯

《設計》：本屆展覽要求每位學生作品限高2米、占地≤4㎡，但涌現出《微縮21世紀藝術史》《石膏館論文劇場》等突破物理限制的策展式作品。這種方寸間的敘事創新是否反映美院對“展覽作為媒介”的教學轉向？它與傳統下鄉寫生“走向廣闊天地”的理念如何辯證統一？

王子源：畢業展覽既是學生對個人研究成果的展示，也是作為媒介對外傳播的場景，在有限的展覽空間條件下，如何做到物盡其用、場盡其用看似一對矛盾，但這并非敘事要求的絕對矛盾。合理與平衡仍然是教學的重點。這也是設計的新課題。

《設計》：AI工具（如Midjourney、ChatGPT）是否已成為學生創作的重要輔助？它們如何改變設計流程與思維模式？面對技術濫用風險，學生是否在作品中主動探討設計倫理（如數據隱私、算法偏見）？

王子源：不僅是在2025年畢業展，近年來隨著大語言模型的不斷迭代和人工智能生成內容（AIGC）能力的快速發展，平臺化的人工智能創作工具已經成為學生創作的重要輔助，從不同專業方向的課程作業到畢業設計作品的創作過程，普遍能看到AI工具的影子，這是一個無可回避的現實和趨勢。當然，對這些工具或平臺的使用，在每個同學的具體實踐中占有不同的比重。從推動設計學向交叉學科轉型，藝術與科技融合發展的立場，我們對學生廣泛使用AI工具持一種比較開放的態度。

從對今年畢業展的觀察來看，AI工具在學術作品創作中大致起到3個作用：一些同學將AI工具提供的技術可能性與自己的設計概念和策略相結合，提升了作品的豐富性、內容維度與生產效率，比如視覺傳達方向的同學在視覺圖形的設計中，用AIGC工具拓展“像素”圖像的想象空間，并將這種想象融入自己設定的視覺生產邏輯。還有一些同學將AI工具視作內容生產工具，如數字媒體藝術方向的同學在動畫和實驗影片的創作中，運用AIGC視頻生成的平臺優化創作流程，實現他們的動態視覺風格，完成敘事影像作品。此外，我們更欣喜地看到，有少數學生能夠將AI工具的工作方法結合自己的創作思維，創作出具有今天AI思維特征的實驗性作品，比如藝術與科技方向的學生運用多智能體對話的方式，構建了一種全新的即興戲劇表演的可能性。這便是對AI工具“思路”的不同應用，這樣的作品最后也獲得了觀眾和學術層面較好的評價。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由結果驅動的流程重塑，也可能稀釋了“問題定義”的深度與精度。設計教學需引導學生不僅會用AI，更要反思“為什么用”，在設計實踐的理念和邏輯上保持自洽，強調“提出問題”比單純“生產圖像”更重要。

雖然學生普遍使用AI工具輔助創作，但是對這些技術工具本身有深度思考，討論技術與社會、技術與創作者本身關系的作品或論文并不多見，這是由于當下平臺化工具的易用性和學生對技術邏輯內在結構的了解之間有比較大的落差。這是所有人都面臨的問題，快速好用的技術一下子形成新的手頭習慣，而我們還沒來得及仔細思考它是怎么回事。雖然現狀如此，但是也還能看到一些同學開始思考數據隱私等問題，比如有一位同學整理了她手機里面所有的個人照片，去重新發掘自己的生活是什么樣子，這種呈現就不可避免的要處理個人隱私、數據研究與作品展示之間的關系，但這也帶給學生對技術現實進行思辨的機會，這樣的創作嘗試我們也非常鼓勵。

正因人工智能不具備真正的情感、道德判斷與自我反思能力，其所做出的行為模擬往往缺乏人類判斷中所依賴的情境理解與價值權衡。這意味著，AI 在執行復雜社會任務時，可能無法準確識別其行為對具體人群或文化的真實影響，從而引發偏差。尤其在設計實踐中，當生成工具被用于處理數據、自動決策或塑造公共感知時，設計者須意識到工具的“高效”不等于“合理”，其背后的訓練邏輯可能掩蓋了深層的結構性問題（部分延續自歷史觀念的社會判斷機制，雖具普遍性，卻在當代逐漸成為掣肘公平性與包容性的因素）。正是因為人工智能不具備如懷疑、敬畏或自我限制等能力，它才更需要由人類為其設置倫理邊界與判斷機制。

《終場演出》

《終場演出》/設計者：李澤美/指導教師：張文超 陳卓 李世奇

《設計》：本屆畢業設計作品有哪些亮點引起您的關注或留下深刻印象？設計青年對社會文化、材料創新、前沿科技、設計倫理等議題的關注在近年呈現怎樣的變化趨勢？學院如何培養學生從“社會痛點”中提煉設計命題的能力？

王子源：在本屆畢業設計中，我注意到不少作品以深厚的文化感知力回應社會議題，尤以人工智能與傳統生態智慧結合的探索令人印象深刻，作品《茶魂之樹·臘茗》即一例。《茶魂之樹·臘茗》聚焦云南景邁山這一世界茶文化遺產地，嘗試將AI生成語言與布朗族“萬物有靈”的信仰系統和古茶林的生物多樣性相融合，構建出一種基于圖騰譜系的共生設計方法。這類作品不僅展現出對非遺的尊重和再創造，也將AI視為“生物性”的技術存在，引發關于生成性設計、生態倫理與地方文化記憶的新一輪討論。

另一個令人關注的方向，是學生對AI工具的系統性整合及其在產業鏈中的深度介入。例如《AI創作平臺》項目集成260余項功能模塊，涵蓋建筑、服裝、產品、非遺等多個方向，服務覆蓋用戶數以萬計，意圖建構國內首個全領域覆蓋的設計生成引擎。這不僅是技術開發能力的體現，更標志著一種設計方法論的轉向——從“個體創作”到“生態協同”。項目特別值得關注之處在于其提出的“微工廠”協作體系，探索AI生成與制造工藝的柔性對接，從而回應了當前設計行業對小批量、個性化、快速迭代的真實制造需求。

從趨勢來看，新一代設計師不再滿足于將AI作為靈感觸發工具，而是開始思考如何將AI納入整個設計—生產系統之中，使其在前端創意生成、中端圖像/視頻/3D建模、后端制造工藝之間建立高效的智能流通路徑；另一方面，設計青年正逐步擺脫對AI的工具化依賴，轉而關注其如何介入真實的社會—文化—材料系統。這種介入不再是簡單的科技加持，而是一種通過技術生成與文化共構的思維轉變。這種“系統設計觀”的出現，使得學生在面對社會痛點時，能夠更全面地理解問題結構，并提出可持續、可執行的技術路徑。學院在教學中也不斷強化學生“以問題為導向”的田野方法訓練，引導他們將地方性的社會痛點轉化為具有復雜性與生命感的設計命題，以求設計方法、倫理意識的同步革新與覺醒。

《設計》：請用一句話概括本屆畢業設計的精神內核。您希望本屆畢業生以何種姿態進入行業？他們對“設計”的理解是否呈現出代際差異？

王子源：本屆設計作品的精神內核，我概括為“在場景和生態的新境遇中構建個人也可以共享的藝術設計新想象”。如前面的討論中所提到，AI既是“挑戰者”也是“賦能者”，它促使設計青年重新理解創造力的起點不在工具而在定義可能性邊界的勇氣與辨識力，以一種同時面向人類與技術世界的雙重視角，嘗試在不確定中作出更具倫理和智慧的回應。

我們希望畢業生們以“協同型個體”的身份進入行業——既保有設計判斷，又能在AI為主的協作系統中理解人的角色、風險與底線。他們是不把AI視作替代者，也不盲目仰賴技術的結構性實踐者。在與AI共生的時代，能在倫理、技術與文化的三維中持續進行判斷與反思，這一切將成為設計師新的專業素養。

希望學生們對“設計”的理解趨向于“從表達欲望到系統平衡意識”。當前學生相較以往更擅長運用工具表達想法，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在設計中體現出的一種系統意識的覺醒：不僅是“我想做什么”，同時也注重呈現“這套結構如何運行”“我是否能影響它”。這種意識不是消解創作激情，而是將個體表達嵌入更復雜的社會與技術未來之中。

（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教師張文超、博士研究生張菁對本文提供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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