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杰 | 作家路翎：用筆名紀念兩個朋友

年輕時的路翎

文 | 陳杰

作家筆名是打開其創作文本的一把鑰匙。最近尋找西南聯大學人的蹤跡，未料到岔道而行，意外遇到作家“路翎”筆名的“這一個”故事，予以鉤沉，或許成為一說。

他是“天生的作家材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家劉國光1941年考上西南聯大經濟學系，走上經世濟民之路。在他的口述史作品《劉國光》（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中寫道，他是江蘇人，1935年進入江蘇省江寧縣東山鎮的江寧初級中學，遇到兩個非常要好的同學，成了“一坨兒”伙伴，日夜相隨，形影不離，二人分別是坐在后邊課桌的徐嗣興和姚掄達。

徐嗣興就是日后的作家路翎，姚掄達后來是著名的音樂家，改名姚牧。他們兩位在江寧中學的抗日宣傳中嶄露頭角。劉國光稱，徐嗣興是“天生的作家材料”，很能寫；姚掄達能說會唱，兩人表現出色，配合默契。“一二·九”運動期間，姚牧加入了游行示威和下鄉宣傳的學生隊伍，時常唱到動情處熱淚盈眶，惹得周圍人也跟著落淚。

三個流亡中的好友

1938年春，三個流亡中的好友重聚于四川省國立第二中學。9月學校從重慶北碚區文星場搬到合川縣文廟。又一年春，在校“吊兒郎當”、不愿意學下去、一頭扎進生活中創作的徐嗣興，和很有音樂天賦的姚掄達，考取了設在重慶的三青團宣傳隊，同時考取的還有16歲從湖北沙市到重慶找工作的李露玲。

李露玲，原名李世玙，因仰慕革命女戰士胡蘭畦所作回憶錄《在德國女牢中》的人物葉露玲，改名為李露玲，她被稱為沙市的“鄧波兒”，與后來成為路翎夫人的余明英曾是沙市新沙女中的同學。

在宣傳隊里，徐嗣興和姚掄達都當李露玲是小妹妹。李露玲一直把徐嗣興當做引路人。徐嗣興教李露玲讀俄羅斯小說——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高爾基的《母親》；姚掄達教李露玲音樂知識，學會識別五線譜，帶她出去玩耍，不像路翎那般嚴肅。徐嗣興、李露玲在宣傳隊跑龍套，管理服裝和道具。三人先后離開宣傳隊，經胡風先生介紹，徐嗣興在陶行知先生創辦的育才學校文學組當教學的“小先生”，帶著李露玲在音樂組當了學生；姚掄達經賀綠汀先生引薦到育才學校當了音樂組“小先生”。李露玲因患病住到徐嗣興的家里。

忘掉這一切，記住這一切

徐嗣興喜愛李露玲，李露玲后來說“頂在頭上怕飛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陳默主編：《滄海萍蹤：李露玲訪談錄》，中國電影出版社2023年版，第28頁），恨不得把心都掏給她。嚴肅的徐嗣興有一顆真誠的心，但羞于用語言表達，說不出甜言蜜語，沒有給李露玲講過一句開心、溫情的話，也不會周到地照顧女孩子，缺乏足夠的勇氣。

姚掄達則活潑會說，很會哄人，善于體貼“小孩兒”李露玲，總夸贊李露玲有音樂天分，能唱歌，還能表演，不要埋沒在鄉村里。

此時非常感性、搖擺之中的李露玲偏向了姚掄達，不辭而別，離開路翎家，姚李合好。

本來親朋好友已認定徐嗣興與李露玲的關系，抱以積極促成的態度，姚掄達、李露玲和好對徐嗣興是重重的打擊。劉國光得到消息后趕到徐家去看望他，一下子察覺高高大大的徐嗣興瘦了許多，幾天前要死要活的。見面時的徐嗣興只是沉默不語。

劉國光說：“他是決心要忘掉這一切，也決心要記住這一切。”

用筆名“路翎”紀念兩個朋友

1940年5月，徐嗣興在胡風先生主編《七月》第5集第3期發表成名作《“要塞”退出之后——一個年青“經紀人”底遭遇》，第一次使用“路翎”這個筆名。劉國光認為，此舉揉合了李露玲、姚掄達兩人的名字，“路”取自李露玲，“翎”來自姚掄達在合川用過的筆名“彤翎”。徐嗣興曾告訴胡風先生：“名字我也曾想到，只是想來想去，別的也仿佛不好。自己紀念兩個朋友，就用路翎吧。”

“路翎”二字充滿悲涼的意味——失去了愛人，失去了從少年到青年最要好的一個朋友姚掄達，徐嗣興對姚掄達與李露玲的愛情始終耿耿于懷。作為徐嗣興青春時代生存與命運的印跡，“路翎”留在中國新文學史上，可稱獨特的“這一個”。1945年路翎新作長篇小說《財主底兒女們》上部在重慶初版，胡風先生稱為“中國新文學史上一個重大的事件”。路翎以全部身心獻給文學，一路坎坷與不幸。

姚牧后來成為男高音歌唱家、作曲家，1948年5月，擔任了上海廣播樂團的第一任團長，最先將《東方紅》在上海唱響。新中國出的第一張黑膠唱片《東方紅》和歌曲《咱們工人有力量》都由他領唱，還曾為電影《鐵窗烈火》《十三陵暢想曲》配過主題曲。

李露玲1948年在香港主演歌劇《白毛女》，飾演女主角喜兒，轟動一時，后出演話劇、電影，并擔任過導演。

1955年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路翎是胡風案的骨干，李露玲因與路翎以往的過從受到審查，一時撤銷主演話劇的資格。

劉國光、徐嗣興、姚掄達、李露玲，他們或是保持了終生的友誼，或是只能接受友誼的毀滅，這種感情的變遷伴隨了“路翎”跌宕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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