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民元律師新作《證據終結者》第五十章：山神的修仙之旅

張民元律師
我出生在湖北省宜昌市鄧村鄉的深山里，那些散在時光里的細碎片段，后來都成了“知”的底色。一歲時，母親讓大哥在她深黑色的乳頭上粘地灰、貼膏藥為我斷奶，至今記得在母親懷里又哭又鬧的溫熱觸感，那是對“成長”最原始的感知；四歲的深夜，被從菜地里澆糞回來的母親叫醒，在我家茅草屋后的山頂上，竟看見月亮周邊繞著一個簸箕大的圓圈，像月亮“開了花”，圓圈里是色彩各異的小方塊。比我大兩歲的姐姐也見證了這番景象，我們倆趕緊去喊奶奶，也朝著住在我們家對面的大姑大聲喊，讓她們來看月亮，但她們都沒起床，只是事后責怪“我們沒有說清楚”，因為我們只是喊她們“起來看月亮”，并沒有說“月亮開花了”。大姑后來嘆道：“早知道能看月亮開花，就算是死了也會醒過來的。”可見這“月亮奇景”，實在是難得一見。
六歲那年，偉大領袖毛主席逝世，生產隊屋里的悼念聲中，我是哭得最傷心也是最久的一個。起初見母親哭，我便跟著哭，然后聽見滿屋子的人都在哭，我就哭得更兇了，哭聲與身體的抽搐怎么也止不住。直到哭累睡過去，母親抱著我在樓上與人民公社的社員們開會時，樓下又傳來哭聲，我便又醒過來哭，身體跟著抽搐。我記得當時進駐我們人民公社的特派員姓柳，是一位干部，還特意走到母親身邊，輕輕地拍打并安慰我，并為我整理好快要滑掉的毛線帽。在母親懷里，我看到了母親臉上帶著一絲欣慰的神情。
1982年，正值我本命年，我得了場怪病：先是咳嗽，然后流鼻血，且血怎么也止不住，只要一咳，鼻血就涌出來。聽母親講，我至少流了滿滿一臉盆的鼻血。后來三哥用背簍背著我，走了十多公里的山路，送到鄧村鄉衛生院里住院，打了兩天葡萄糖，才止住了鼻血。出院時，長年在外當干部的父親特意來衛生院接我，這是我第一次在生病時見到他。他問我想吃點什么，我說：“想吃土豆湯。”
現在還記得父親從外面館子里端來的土豆湯有多熱乎，也記得我是坐父親的吉普車到他工作單位的。父親當年已經從鄧村人民公社黨委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到鄧村車隊當隊長，但父親不會開車，只會幫助隊員修車，那天的吉普車是司機叔叔開的。中午在車隊里吃了用土缽子蒸的白米飯，飯上鋪著薄薄一層青椒榨菜炒肉絲，約占米飯面積三分之一。那是我上高中之前，成長記憶里最像“盛宴”的一餐，肉絲的嫩滑、青椒的清香和榨菜的咸鮮，在嘴里融得恰到好處。如果沒有那場差點奪取我生命的鼻血之災，可能我的童年記憶里，永遠沒有那土缽子里的米飯之香，也不會有青椒榨菜炒肉絲的絕妙味道。
三哥是背著空背簍從鄧村衛生院走到鄧村汽車隊的，并且三哥也沒能吃上那碗香噴噴的土缽子飯。我吃完飯，就坐在車隊里看著父親幫司機叔叔修車，聽司機叔叔講父親學車時撞樹的往事。等到三哥背著空背簍從鄧村衛生院趕過來，我便坐進背簍里。三哥走了將近半天山路才把我背回家，到家后自己啃起土豆和番薯，還問我餓不餓。
1986年，虎年，我得了結核性胸膜炎，只好休學回家休養。仍然是三哥陪著我去鄧村衛生院里打針，陪我做胸腔穿刺手術。我聽見主治醫師說“針尖成功從肺部中間穿過去了”，也聽見“吸出了大量的黃水”的話。可我沒有聽到黃水被吸出的聲音，也沒有感受到針尖穿過肺部的痛，只感受到三哥急促的呼吸，還有主治醫師雙手的專注。
1988年，龍年，我以宜昌縣高考文科狀元的成績考進武漢大學圖書情報學院。最初填報高考志愿的時候，我填報的是中南財經大學的農業經濟專業，并且在高中二年級休學回來之后，為自己取了筆名“山神”，盼著能有拯救大山的神力，讓母親和三哥也能吃上父親車隊里那香噴噴的土缽子白米飯。但休學一年后還能考上狀元，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班主任老師出于好心，在報送志愿的時候，幫我把第一志愿改成了武漢大學，并且備注了“服從分配”，我就這么機緣巧合地被分配進了圖書情報學院的圖書館學專業。當年武漢大學的圖書館學專業，在全世界排名非常靠前，是重點專業，當時學術界，知識與信息的研究和管理仍然是人才培養的重中之重，在知識與經濟的天平里，知識始終是更重更重的那一端。
1992年，我參與并主導成立了“武漢大學伙食管理委員會”，還推動武漢大學的食堂與伙食管理成為校學生會生活部的常設機構。憑借這些，我獲評武漢大學校級優秀畢業生，大學四年近300元的助學貸款也被免除了。隨后順利被分配至浙江省新聞出版局直管的杭州新聞出版學校任教，從此離開家鄉，遠赴浙江工作。
1995年，我因為愛情放棄教學生涯，成功考取律師職業資格，隨女友到浙江寧波鎮海雄鎮律師事務所，從此開啟了律師職業生涯。一晃三十年，日子過得寬裕，家庭美滿，住上了寬敞的房子。可每當夜里，我總為母親病重時的事悔恨，當年我將母親送回老家，她最終病死在大姐姐家中，我這個做兒子的，終究沒能盡孝。這三十年里，三哥的女兒跟著我來到寧波，從打工到就業，如今還成了公司股東，但遠在家鄉的三哥，家中依舊一貧如洗。老家老屋的墻角里，仍然放著當年背過我的空背簍。2010年，也是虎年，三哥在山上砍柴時，被迎面倒下的大樹砸斷了三根肋骨，正是當年背我的那片后背，他也因此喪失了勞動能力。后來三哥的女兒接他到寧波住，三哥每天到魚塘釣魚，總說“我很快樂”。但我看到三哥手機里發的圖片，臉盆里活蹦亂跳的魚，我卻怎么也快樂不起來，三哥說：“我釣的魚吃不完，你要不要來拿點去吃。”我說：“我不喜歡吃魚，也不喜歡你釣魚，因為魚也是生命，你若不吃，何必去釣它呢！”
三哥反問我：“如果不釣魚，我在城里還能做點什么呢？”
我迷茫了，2022年，又是一個虎年，我帶著律師團隊回到老家鄧村，通過短視頻平臺宣傳鄉村振興，辦農民豐收節，推廣家鄉的鄧村茶和新建的避暑山莊。我曾構思過一幅家鄉“舊貌換新顏”的美好圖景，甚至用量子理論去編織這份夢幻，可一起工傷事故就讓我徹底敗下陣來。我退縮到溫暖而陽光燦爛的寧波居所，試圖清空50年來堆積的家鄉情愫和思鄉的根，我在心底里、在所有社交場合都篤定地說“阿拉寧波人”，甚至從量子學角度去驗證：我本是寧波的一滴水，被1969年8月的特大臺風吹進了我父親的血液里，化為生命的精子駐扎在母親的溫床十月有余，最終于1970年寒食節（陽歷4月4日）降臨鄧村，后來循著原始的量子記憶與糾纏，一路向東求索，終于回到了海邊的故里。
阿拉本就是寧波人！
2023年，我完成了記錄心路歷程的回憶錄小說《守望鄉土》，由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發行。在《守望鄉土》的序言里，我寫道：“我們曾經生長的農村，人走了，山空了，原野靜了”“我們再也回不去那故鄉，我們只能默默守望……”
從此，鄧村的大山便從我的腦海與靈魂深處逐漸淡去，堅守寧波的生活，平靜地老去，成了我那時的人生理想。
2025年10月，我們律師團隊研發的“農食公共產權數據標注系統”，作為一項國際標準的草案正式提交到ISO/TC347國際標準化組織農食數據驅動的年會上，并寫進2025年會TC347的工作報告中。這是中國代表首次向國際社會提出“農食公共產權”的概念與內涵，也是我將家鄉的農民情結生化轉換后的第一次覺醒。我才意識到，自己不再只是鄧村人、鄧村的農民，我是人類的一分子，是地球上農民群體的“量子顯示器”。構建全球農民的“農業自信、農民自信、農食自信”文化價值觀，成了我作為地球人的新理想，于是便以“山神的修仙之旅”為題，書寫我從鄧村人蛻變為地球人的“知”與“覺”的過程，作為我即將出版的新書《知與覺》的后記。
“知”是蛻變力量的積累，“覺”是蛻變過程的分娩。愿地球長青，宇宙長綠，量子永遠無憾無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