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張聞天上書毛主席反映民生，劉英:你在廬山被批才過了2年

1959年8月，張聞天在廬山遭受錯誤批判后，雖然仍保留著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職務，但工作已經停止了。賦閑的張聞天感到十分痛苦，他對妻子劉英說：“我不能閑著，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干不了，就做小的工作。”

張聞天

1960年元旦，大病未愈的張聞天給毛澤東寫信，婉轉地表達了要求工作的愿望，后來他又幾次給毛澤東寫信，但都沒有下文。張聞天只好去找中共中央總書記鄧小平，鄧小平對他說：“你去研究國際問題吧，那是你的本行，你熟悉。”

鄧小平的話正合張聞天的心意，他又去征求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說：“國際問題，外交戰線，你還是暫時回避的好，還是搞經濟吧！”

張聞天明白自己“里通外國”的問題尚未澄清，劉少奇讓他避嫌是出于關心。搞經濟張聞天也樂意，他又去找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李富春曾和張聞天在東北共事過，他非常歡迎張聞天來自己這里工作，他還說；“我們這兒正需要你這樣懂得經濟理論的人。”

但在不久以后，張聞天收到了李富春的來信，信中說上級不同意他來國家計委工作，并表示了歉意。

李富春

1960年11月，中組部副部長找張聞天談話，說中央決定讓他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張聞天心里清楚，“特約”研究員并不是讓他研究什么，只不過是給他安排個地方領工資、有個單位過組織生活而已，他卻并不在意，回到家后高興地對劉英說：“只要有事做，就行。”

不久以后，張聞天到經濟研究所報到，并把“特約”研究員真的當回事來做，他不因受打擊、被排斥而絲毫減輕對黨的事業的責任感，依然孜孜不倦地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并寫了許多讀書筆記，每寫一篇，他就送到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那里，再由楊尚昆打印出來，分送給中央領導同志。

1962年2月，毛澤東在多次收到張聞天的這種成文的“筆記”后，給劉少奇、鄧小平寫了一封短信，信中說：“此人是個動搖分子，累犯錯誤。他說的是否可信，值得研究。”

毛澤東

這年8月，張聞天又向毛澤東上報了一份《關于集市貿易等問題的一些意見》，這是他到江蘇、上海、浙江、湖南調查研究兩個多月以后寫成的。報告提出了進一步開放集市貿易、拓展流通渠道、調整工農業產品比價等政策建議。報告送交中央之前，張聞天還鄭重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

在張聞天寫調查報告的時候，劉英心里就犯嘀咕：他在廬山會議挨了一頓批判，如今才事隔兩年，又要提建議，難道還不汲取教訓？張聞天準備把報告交上去時，劉英勸他說：“還是不要送了，你的意見人家不會采納，弄不好又要引禍燒身。”

張聞天卻堅持要送上去，他說：“這是影響人民生活的大問題，而且也是反映群眾的要求，怎么能夠不提？至于聽不聽是中央的事，我是共產黨員，既然看到問題，該提的建議還是要提。”

后來事情果然不出劉英所料，張聞天的報告送上去不到兩個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就召開了，會議重點批判了“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并決定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進一步審查，張聞天的這篇報告也變成了新的“罪證”。

張聞天和劉英

1965年，經濟研究所進行“社教”運動，張聞天的這篇報告又成為新的批判對象，上級說它反映了沒落階級的要求，是又一次向黨進攻，性質之嚴重超過了張聞天在廬山會議上的發言。

1966年“運動”爆發后，張聞天受到了沖擊。1969年10月，張聞天被逐出“北京”，“發配”到廣東的肇慶。

此時張聞天已經年近七旬，但他的心還是年輕的，思想仍然清晰、敏銳，他從沒有間斷過對黨和國家命運的思考、對社會主義國家治國興邦規律的探索。張聞天把列寧的一句話寫在臺歷上，作為座右銘：“為了能夠分析和考察各個不同的情況，應該在肩膀上長著自己的腦袋。”歷史的責任感、使命感驅使著他一旦獲得寫作的自由，便迫不及待地重新開始因“運動”被迫中斷的理論研究。

時間是寶貴的，張聞天抓緊一切時間看書學習：視力只有0.2了，他還是不停地讀；握筆的手不住地顫抖，他還是不停地寫……

晚年的張聞天

張聞天在肇慶待了5年，共寫了將近10萬字的理論文章，深刻地總結了從“大躍進”到“運動”這一段歷史曲折的經驗教訓，批判了種種“左”傾錯誤觀點，探討了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張聞天毫不懷疑自己掌握著真理，他對外甥說：“書可焚燒，書可禁讀，但禁不住寫書人的思想的波濤。不是嗎，我過去寫的讀書筆記，被掠奪一空，今天我又重寫了一大沓！”

1976年7月1日，張聞天不幸病逝，享年76歲。張聞天生前堅信：“歷史最公正，是非、忠奸，這一切，歷史終將證明，終將作出判斷。”

1978年8月25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大會，隆重追悼張聞天。鄧小平在會上致了悼詞，充分肯定張聞天“是革命的一生，是忠于黨、忠于人民的一生”，并莊嚴宣布：“決定為他平反和恢復名譽。”

張聞天的追悼會

巨星在歷史的天幕上重新升起，經過時間的磨礪，更加耀眼奪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