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中國人民的駱駝”任弼時，毛主席送上紅魚，以供觀賞

就我黨的歷史而言，任弼時的過早離世，無疑是最為可惜的。以他的身份地位和為人風骨，無疑會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政壇上發揮更為積極的作用，也許歷史教科書里所說的那段艱難曲折的探索道路，也不至于走得如此艱辛。

雖然以前在初中語文課本上學過一篇課文《任弼時同志二三事》，但只知道他是英年早逝的中共領導人，何況那時年紀尚小，對任弼時在黨內歷史地位的形成和所發揮的巨大作用，其實并不清楚。

“他是我們黨的駱駝，中國人民的駱駝，擔負著沉重的擔子，走著漫長的艱苦的道路，沒有休息，沒有享受，沒有個人的任何計較。他是杰出的共產主義者，是我們黨最好的黨員，是我們的模范。”這是葉劍英元帥對任弼時同志非常經典的評價。

任弼時的革命履歷非常亮眼。

任弼時1904年出生于湖南汨羅。比1893年出生的毛澤東小9歲，比1898年出生的周恩來、劉少奇小6歲，和1904年出生的鄧小平同歲。

1920年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5年7月，21歲的任弼時任團中央總書記，1927年5月，23歲的任弼時在中共五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

大革命失敗后，任弼時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漢口召開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委員，開始進入黨中央的核心層。

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1931年在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一年他只有27歲。

毛澤東曾說過他的人生至暗時刻，是1935年長征途中的草地分裂，與張國燾之間的斗爭，“當時黨面臨著分裂，甚至有可能發生前途未卜的內戰。”

而在黨中央與張國燾的斗爭中，任弼時堅定地擁護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同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做斗爭，力促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在這一過程中，任弼時居功至偉，功不可沒。

1936年6月，任弼時與賀龍等率紅二、六軍團在四川甘孜與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不久改編為紅二方面軍，任弼時擔任紅二方面軍的政治委員。

為了使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與中央和解，回到正確的路線上來，任弼時作了大量細致深入的工作。他與四方面軍的徐向前、陳昌浩、傅鐘等多次進行長談，了解情況。

在黨中央和張國燾、紅四方面軍之間，穿針引線，多次溝通，并提出自己的意見和建議。就連張國燾也承認“對于他（指任弼時）這種熱忱，極為感動。至于他的意見，我當時未置可否。”

但在任弼時的不懈努力之下，紅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后，就立即開始了北上的行軍。任弼時對維護黨中央的團結一致，避免內部分裂，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在黨內的地位也得到了鞏固和提升。在1937年的洛川會議上，任弼時當選為由毛澤東等11人組成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成員。

全面抗戰爆發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開赴抗戰前線，任弼時擔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代表中共中央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中國抗戰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和任務。回到延安后，受中央委托主持《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

1943年3月任弼時與毛澤東、劉少奇組成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書記處。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成為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成員。

1946年后，任弼時和毛澤東、周恩來一起轉戰南北，參與中央重大決策。在西柏坡簡陋的農村指揮所里，任弼時協助毛澤東等指揮了三大戰役。1949年春天，任弼時參加了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

遺憾的是，由于常年高強度的工作，任弼時的身體出現了狀況，患上了高血壓病，即便是休養治療期間，他也忘我地工作。1949年5月，任弼時出現昏迷癥狀，經醫生診斷，腦部血管已有器質性變化，眼底有小的出血點。

毛澤東主席對任弼時的健康非常關心，派人送來金魚和信函，信中說：“送上紅魚一群，以供觀賞。敬祝健康！”

由于身體沒有康復，就連1949年10月1日的開國大典，任弼時也沒有參加，而是在收音機旁收聽開國大典的實況轉播，他激動地對妻子陳琮英說：“勝利來之不易，要珍惜它呀！”

1950年10月，應朝鮮黨和政府的請求，中共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戰略決策。在此期間，中共中央連日開會，盡管醫生規定任弼時睡眠時間應退席，但對事業和工作恪守著“能堅持走一百步，就不該走九十九步”準則的任弼時，長期抱病工作。他常常堅持到深夜。病逝前的一星期，他還和基層干部在辦公室座談，調查農村黨員的思想情況。

1950年10月25日凌晨，任弼時突發腦出血，27日中午在北京逝世，終年46歲。劉少奇代表黨中央在追悼任弼時的大會上評價道：

任弼時同志是一個模范的革命職業家，模范的共產黨員和中國共產黨最好的領導者之一。中國人民革命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任弼時同志三十年努力工作和領導革命斗爭的歷史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