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觀點｜最高法院推翻關稅不會損害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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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林西科姆（

Scott Lincicome）

是卡托研究所的總體經濟與貿易事務副總裁。

最高法院遵循《憲法》行事，不會讓經濟或聯邦預算遭到重創。

在法庭文件與公開表述中，唐納德·特朗普總統及其團隊對最高法院若限制其依據《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全球性關稅的權限，可能給全國帶來的災難，做出了近乎天方夜譚的宣稱。他們在將于十一月在最高法院辯論的案件的政府開庭陳述中聲稱，不利判決將摧毀美國經濟、破壞聯邦財政狀況，并削弱總統推進貿易與外交政策的能力。其目的似乎是出于審慎與機構層面的考量，向法院施壓以圖獲得有利判決，即便法律另有要求。

鑒于特朗普政府在本案的法律論證存在不足，這種“震懾式強攻”做法不難理解。 不過，它有一個嚴重缺陷：其所依據的政策主張荒謬可笑。

首先，正如政府律師在致上訴法院的一封信中所斷言的那樣，反對這些關稅的裁決不會“導致財政破產”。從5月至9月，這些關稅僅占聯邦財政收入的約4.5%。而且這個影響還被夸大了，因為它忽略了關稅本身帶來的經濟增速放緩與稅基縮小。

在遞交最高法院的陳述中，政府宣稱“有了關稅，我們就是富國；沒有關稅，我們就是窮國”。事實是，無論是否征收這些關稅，美國都在債務泥潭中越陷越深。聯邦財政的走向由其他政策所決定，尤其是社會保險類福利，其體量遠遠蓋過關稅的影響。根據稅收基金會的動態測算，2025年至2054年間，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將在征收這些關稅時從99.9%升至164.1%，而在不征收的情形下升至171.5%。歸根結底，這充其量也只是讓“泰坦尼克號”上少一把躺椅而已。

關于更廣泛經濟將遭受巨大傷害、甚至重演大蕭條的警告，同樣站不住腳。關稅政策在邊際上確有影響，對目前在最高法院提起訴訟的小企業尤為痛苦。但就整體而言，貿易政策并非顛覆性變量。與一般認知相反，美國是全球一體化程度最低的國家之一，貨物與服務貿易總額僅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5%，在195個有數據的國家中位列第191位。

與此同時，最高法院所審理相關征收所產生的關稅收入迄今僅為890億美元，對一個規模約30.5萬億美元的經濟體而言不過是“四舍五入的誤差”。關稅在財政上的影響有限，這意味著即便判定其無效，對政府債務及相關證券市場的影響也將是有限的。

幾乎所有專業經濟分析都得出結論，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的單邊關稅及其引發的政策不確定性傷害了美國經濟。簡言之，使新一輪關稅無效不可能帶來早先上訴時所渲染的“災難性后果”。相反，我們更應預期經濟會有小幅但真實的提振。當下級法院裁定這些關稅違法時，股市的上漲已經對此給出印證。

政府在主張關稅對貿易與外交政策的關鍵性時也犯了錯。自1977年《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生效以來，美國與20個國家簽署了14項全面自由貿易協定，并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達成了兩項大型多邊協定。其中包括特朗普任內的《美墨加協定》，以及他在首個任期第一天就退出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同期，美國正式批準的條約共有538項。上述任何一項協議都未曾以《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關稅或其威脅為籌碼，《亞伯拉罕協議》也沒有，而特朗普將后者視為其標志性的外交成就與更廣泛中東和平的框架。

貫穿特朗普團隊在法庭陳詞中的諸多政策性錯誤，其核心在于拒不承認：這些關稅完全可以由國會立法另行授權的關稅所替代，或者依據多部明確賦予總統相關權限的法律，由行政部門通過行政行動直接實施。其中包括特朗普政府自己就曾動用過的各類關稅法律，打著“國家安全”或“他國不公平貿易做法”的旗號，去實現它如今宣稱只有《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關稅才能達成的那些目標。同時，官員們也承諾，一旦最高法院判定這些關稅無效，他們將把同樣的法律作為備選方案予以啟用。

至于替代性關稅是否審慎，另當別論。關鍵只在于替代選項確實存在，并且足以反駁政府那種“如果這一關稅選項被判無效，國家就會陷入災難”的預言。

本案的裁決應以法律與《憲法》為依據，而不是以法院裁決可能產生的效果為轉移。即便大法官們考慮了政府那些超越法律的主張，擔心在沒有這些關稅的世界里美國將陷入災難，他們也可以放心，這些主張并不成立。

全球化懷疑論者常把貿易政策看成《辛普森一家》里荷馬·辛普森眼中的“酒”——既是一切問題的根源，也是所有問題的“解藥”。特朗普政府關于關稅的說法也不例外。可問題在于，關稅并不是解決這個國家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即便退一步說那些問題確實存在，其主要成因從來都不在貿易政策。

Scott Lincicome（斯科特·林西科姆）

現任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總經濟與貿易”副總裁，研究貿易政策、產業政策與經濟活力等議題。他亦為杜克大學法學院高級訪問講師，教授國際貿易法。早年曾在White & Case擔任國際貿易律師，參與WTO爭端與對主權及跨國企業的合規與談判咨詢。他撰寫The Dispatch經濟專欄《Capitolism》，并為《大西洋月刊》等媒體撰稿，長期就美國貿易與監管問題發表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