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洛陽三會吳佩孚

文/牛建立

洛陽地處中原戰略要地，扼豫晉陜三省要沖，為歷代兵家必爭之地，也是著名古都。20世紀初期，隴海鐵路徐州至觀音堂段通車以后，洛陽是其沿線的大城市，工人階級人數較多，而且集中在鐵路系統，深受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的剝削和壓迫，革命要求非常強烈，工人運動不斷發展。另外，直系軍閥吳佩孚在北洋軍閥政府成為舉足輕重的人物，以洛陽為大本營，想武力統一中國。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李大釗的一些重要革命活動是在洛陽開展的。他介紹游天洋到洛陽傳播馬克思主義，領導隴海鐵路大罷工，成立河南省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洛陽組。為爭取與吳佩孚合作，他三次到洛陽與其會面。

一、派人到洛陽宣傳馬克思主義

舊民主主義革命失敗以后，中國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領救亡運動，迫切需要新的組織凝聚革命力量。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李大釗率先舉起馬克思主義的旗幟，研究和宣傳馬克思主義，先后發表《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等文章，熱情謳歌十月革命的勝利，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確信“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在當時的思想界產生了重大影響。

為了更好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李大釗在北京大學成立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參加研究會。1920年，游天洋由羅章龍介紹參加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游天洋，福建閩侯（今福州）人，1919年畢業于北京交通大學唐山分校，到武昌鲇魚套車站實習。年輕的游天洋胸懷大志，對民不聊生的黑暗社會極為不滿，立志以改革社會為己任。在北京大學，游天洋參加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各種活動，收集和翻譯馬克思主義著作，組織討論會和專題研究會，還主辦講演會和紀念會等，如饑似渴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和世界革命理論。游天洋受李大釗革命思想的熏陶，開始意識到“組織群眾是革命事業的根本戰略，勞動群眾尤是革命的先鋒隊伍”，他立誓到群眾中去，喚醒群眾，組織群眾，開展革命斗爭，實現改造社會、報效祖國的偉大理想。

洛陽是隴海鐵路上的重要節點城市，1921年有鐵路工人1500多名，他們沒有政治地位，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殘酷剝削和壓迫，工人中蘊藏著極深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反抗時有發生。李大釗已經關注到洛陽的工人運動和斗爭情況。1920年底，經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李大釗介紹，游天洋來到洛陽，任隴海鐵路洛陽車站員司（工程師）。1921年秋，中共北京區委在洛陽建立《工人周刊》發行站，聘游天洋為發行員和特約通訊員。他利用這個有利條件，首先在工人中傳閱進步書刊，如《共產黨宣言》《新青年》《工人周刊》和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出版的《勞動周刊》、北京出版的《晨報》等，向工人灌輸馬克思主義。隨著馬克思主義在工人中傳播，洛陽的工人階級和勞動群眾逐漸認識到自己貧窮的根源是帝國主義、封建軍閥等反動勢力的剝削、壓迫，要想改變自己的命運，必須團結起來與帝國主義、軍閥和資本家斗爭。為了團結一致，洛陽隴海鐵路工人仿照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成立了同人俱樂部。

二、領導隴海鐵路大罷工和發展河南黨組織洛陽組

1921年11月20日，為反抗法國資本家沉重的剝削和壓迫，以洛陽為中心的隴海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罷工的消息傳到北京，20日當晚，中共北京區委在李大釗主持下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這個重大問題，會議作出三項決定：1、以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名義派人前往洛陽與隴海鐵路罷工指揮機關聯絡，全力幫助罷工，并發揮領導作用；2、書記部準備力量在時機許可時派一個組前往協助工作；3、通知各工會公開捐款援助隴海鐵路罷工，并通電各公眾團體支援。李大釗決定派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主任羅章龍（化名文虎）前往洛陽，指導隴海鐵路罷工運動。

11月22日，羅章龍帶著中共北京區委和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的指示到達洛陽，與游天洋連夜商討局勢，擬訂了“堅持罷工，不獲全勝，決不罷休”的斗爭方案。中共北京區委會議后，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北京分部立即下達緊急動員令，號召京漢、粵漢、津浦、京綏、京奉、正太等鐵路工人積極援助隴海鐵路工人的罷工斗爭。11月22日、23日，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連續召集秘密會議，討論決定：1、寫信給洛陽隴海路工人，要其堅持到底，并準備在經濟方面給予援助；2、寫信給隴海路駐京辦事處，促其早日圓滿解決問題，否則京漢路工人將與隴海路工人一致行動，作為他們的后援；3、寫信給鄭州京漢路工人，堅決防止調遣路工到隴海路的陰謀。京漢路、津浦路工人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將捐助8個月錢糧支援隴海鐵路工人的斗爭。社會各界輿論也同情和支持隴海鐵路大罷工工人。在中共北京區委和李大釗的正確領導下，在其他工人和各界群眾的大力支持下，隴海鐵路廣大工人堅持不屈不撓的頑強斗爭，粉碎了資本家和隴海鐵路當局分化、瓦解工人的陰謀，11月26日，隴海鐵路當局被迫答應了工人提出的全部要求，罷工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中共洛陽組誕生地紀念館館內雕塑。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洛陽的傳播和工人運動的發展，二者實現了結合，特別是隴海鐵路大罷工的勝利，在洛陽建立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條件已經成熟。李大釗、羅章龍介紹游天洋加入中國共產黨，并要求他在中原地區發展黨組織，積極開展工作，推動工人運動。游天洋成為洛陽地區第一個中國共產黨黨員。遵照李大釗的指示，游天洋在洛陽大力發展黨員，成立黨組織。12月24日，羅章龍、游天洋介紹白眉珊、王福順入黨。游天洋和白眉珊、王福順成立河南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洛陽組，游天洋任組長。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立5個月后，在河南，乃至中原地區成立的第一個黨組織，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在河南建黨活動的序幕，河南因而成為全國建黨較早的省份之一。中共洛陽組的成立，點燃了中原地區的革命火種。不久，中共洛陽組發展工人積極分子王恩義入黨。

1922年初，中共北京區委和李大釗又派共產黨員李振瀛來到洛陽，指導隴海鐵路建黨工作。在李大釗的領導下，以洛陽為中心，很快在整個隴海鐵路的鄭州、開封、觀音堂、徐州等地發展黨員，成立黨組織，全面推開了團結工人、建立工會的工作。1921年12月底，羅章龍、游天洋巡視隴海鐵路歸德（現商丘）站，建立歸德火車站黨組織。隴海鐵路罷工勝利后，羅章龍、游天洋到觀音堂車站，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1922年初，觀音堂火車站建立了黨組織。1922年6月，鄭州成立了黨小組。9月，隴海鐵路開封車頭廠成立黨支部。12月，彰德（安陽）火車站成立了黨小組。到1922年底，在河南的京漢鐵路、隴海鐵路上的主要城鎮和焦作等地都建立了黨的基層組織或有了黨員在開展工作，河南已成為最早建黨的重要地區之一，革命運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三、李大釗三次到洛陽爭取吳佩孚

吳佩孚是直系軍閥的后起之秀，以洛陽為大本營，1919年至1922年期間，其勢力和影響很大，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為爭取與吳佩孚合作，李大釗三次到洛陽會見他。

李大釗是中共創始人之一，信仰馬克思主義，而吳佩孚是封建軍閥，他們之間建立聯系，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第一，共產國際在建立初期就制定了“聯合吳佩孚”的策略方針。1918年以后，吳佩孚在北洋軍閥中迅速崛起，勢力和影響很大，共產國際認為他是一個可以合作的對象。1919年3月共產國際成立后，就派人到各國做工作。在中國，他們不僅找了陳獨秀、李大釗，還找過江亢虎、黃介民、戴季陶；在北方找過吳佩孚，在南方找了孫中山。1920年春天，共產國際伊爾庫茨克遠東局的代表維經斯基等人第一次到中國，找李大釗、陳獨秀商量建立中國共產黨的有關問題時，就帶來了“決定聯合吳佩孚”的任務。1921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到中國幫助籌建中國共產黨時，就主持制定了“與吳佩孚接近的政策”。所以，李大釗是執行共產國際的政策，從1922年一二月間開始與吳佩孚方面接觸。

吳佩孚是直系軍閥的后起之精英人物，在五四運動前后成了直系軍閥中的實力派，地位直線上升，成為北洋軍閥政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對時局接二連三地發表通電，反對在巴黎和約上簽字，主張取消中日秘約，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達到了“當時的報端，幾無日不有吳氏之通電，且語語愛國，字字為民”的程度，致使“吳氏之大名，遂無人不知，吳氏之行為，無人不注意”，從而博得社會輿論之好評，以致有人把他當成北洋軍閥集團中站在人民方面的“英雄”，將其捧為“救時之偉人”。在這種情況下，共產國際制定“聯合吳佩孚”的方針，應該說也是情理之中的。共產國際的這種態度，直接影響了李大釗的思想和行動。

當然，李大釗與吳佩孚開始并不認識，他們之間建立聯系，得益于白堅武這個中間人。白堅武，河北泊頭人，是李大釗在天津北洋法政專門學校讀書時的同窗好友，兩人在畢業后交往非常密切，情同手足。1922年初，吳佩孚請白堅武到洛陽任政務處長，成為吳佩孚的主要幕僚和心腹。通過白堅武，李大釗與吳佩孚之間才有了聯系與交往。根據共產國際的政策和當時的局勢，1922年6月上旬，李大釗與吳佩孚在保定進行了第一次直接會談，主要議題是如何組織“好人政府”問題。此外，這次會談還解決兩個重要問題，一個是協調吳佩孚及新內閣與蘇俄建立關系的問題，當年8月蘇俄派來新的代表、特使越飛，北洋軍閥政府與蘇俄的關系得到了實質性的改善；另一個是工人運動的開展問題，在李、吳會談不久，吳佩孚通電發表了“保護勞工”等“四大政治主張”。保定會談的結果，堅定了李大釗與吳佩孚進一步聯系的決心和信心。

◆吳佩孚

李大釗第一次到洛陽與吳佩孚會談。1922年6月，李大釗與吳佩孚在保定會談，雙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22年7月，李大釗第一次到洛陽，爭取與吳佩孚合作。由于李大釗在學術界和教育界的威望，吳佩孚對他比較重視。一向孤傲自信的吳佩孚，極力推薦李大釗出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但李大釗予以婉拒，并推薦蔡元培出任。這次洛陽會見，李大釗繼續做吳佩孚的工作，希望他能履行承諾，支持工人運動。吳佩孚于7月底，又通電“保護勞工”，欺騙社會輿論。后來李大釗談到這次會談時曾說：吳佩孚到底是吳佩孚，我們不要對他有幻想。我到洛陽同他會談一次，他出了那樣一個通電，就算不虛此行了。

李大釗第二次到洛陽與吳佩孚會談。1922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指出，為了實現反帝反軍閥的革命目的，必須組成“民主主義的聯合戰線”。大會還提出，要聯合全國一切的革命黨派，聯合資產階級民主派，組織民主的聯合戰線。8月中旬，李大釗到杭州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特別會議，即西湖會議。這次會議根據馬林傳達的共產國際決議，集中討論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問題，實現國共合作。在這次會議上，李大釗通報了與吳佩孚第一次會面的情況，孫、吳合作被再次提起，陳獨秀等黨的主要領導人表示贊同。西湖會議決定在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由共產黨少數負責人先加入國民黨。李大釗在討論中同意共產國際的意見。會后，他與林伯渠一起會見孫中山，并由張繼介紹、孫中山主盟加入中國國民黨。杭州西湖會議之前，李大釗就有再赴洛陽的打算。他和孫中山經過幾次談話之后，于9月8日第二次抵達洛陽。李大釗對此次與吳佩孚會談的前景很樂觀，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孫中山到上海后，態度很冷靜，表示愿意結束護法主張，收軍權于中央，打破各省割據的局面，洛陽（指吳佩孚）對此可表示一致。李大釗第二次到洛陽，與吳佩孚會談的主要內容是，向吳佩孚介紹了孫中山有關恢復國會、加強中央軍事力量和削弱地方督軍勢力的意見；對此前直系與奉系軍閥之間還將再戰、吳佩孚移師鄭州的“坊間傳聞”，他觀察認為是“謠傳”。吳佩孚表示，如果孫吳能夠合作，那么吳佩孚愿意率領現有的數十萬士兵到大西北青海、新疆一帶開荒種地。李大釗作為中間人，對孫中山和吳佩孚的一些看法表示贊同，但他認為，如何削弱各省督軍的權力、向中央集權困難重重。顯然，李大釗認為，孫中山和吳佩孚有合作的可能性，但困難很大。李大釗指出，中國的督軍師長們，其實不過是一些商人而已。他們與一般商人的不同就在于，一般商人是通過倒賣商品賺錢，軍閥則通過在自己統治的地盤內以收苛捐雜稅的辦法謀取私利。9月11日，李大釗滿懷著希望和焦慮，離開洛陽返回北京。李大釗第二次赴洛陽與吳佩孚會談，與吳佩孚及孫中山建立起來的聯系使共產國際得以進一步開展爭取吳佩孚的工作。

李大釗第三次到洛陽與吳佩孚會談。經過幾次的接觸和會談，孫中山、吳佩孚基本了解了對方的目的。為實現孫、吳合作，1922年10月，李大釗第三次來到洛陽做最后爭取吳佩孚的努力。這次李大釗不是以共產黨領導人的身份，而是以孫中山代表的身份來洛陽與吳佩孚會談的，因為此時李大釗已經成為國民黨跨黨黨員。與李大釗一起的還有國民黨元老張繼、王勵齋。吳佩孚對李大釗一行一如既往地熱情接待：李大釗等到洛陽的第二天是“雙十節”，吳佩孚主持紀念辛亥革命首義大會及閱兵式，邀請李大釗、張繼、王勵齋參加；下午，吳佩孚派白堅武和他的參謀長陪李大釗一行游覽關林、龍門、香山寺。在會談中，孫中山、吳佩孚雙方都開出自己的條件，共產國際為了促成孫、吳合作，也拿出了很大的誠意。但是，孫、吳雙方在根本問題上互不讓步，也無法讓步，談判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無果而終。

曾一度對孫、吳合作寄予厚望，并為此奔走數月的李大釗深感失望，李大釗與吳佩孚的關系，也隨著吳的反動面目日益暴露而漸行漸遠，直至決裂。1922年秋天，吳佩孚下令武力鎮壓開灤煤礦工人罷工；1923年初，京漢鐵路工人掀起聲勢浩大的二七大罷工，吳佩孚終于露出猙獰的面目，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當時，李大釗正在武漢，消息傳來，他“神色大非昔比，面色蒼白，胡子也似乎比前更黑了”。他當即對吳佩孚的罪行進行聲討，并冒著被逮捕的危險，堅決不住在與直系軍閥關系密切的友人家中，以示與吳佩孚徹底決裂。1927年，李大釗被奉系軍閥逮捕，敵人許以高官厚祿，他嚴詞拒絕，說“張作霖是猙獰之子，吳佩孚是狼狽之兒，我豈能為他們效勞？”

作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李大釗通過游天洋，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就在洛陽傳播馬克思主義，逐步與工人運動相結合。中共北京區委和李大釗領導隴海鐵路大罷工取得勝利，李大釗親自介紹游天洋入黨，成立河南省第一個黨組織——中共洛陽組，點燃了洛陽地區、乃至中原地區的革命火種。李大釗受共產國際聯合孫中山和爭取吳佩孚策略的影響，曾三赴洛陽，爭取吳佩孚，力促孫中山、吳佩孚合作，但因為孫、吳的立場嚴重對立，合作沒有達成。李大釗到洛陽與吳佩孚會談，在政治上還是取得一定的成果。他利用吳佩孚的關系，推動洛陽、河南黨組織的發展，推動工人運動的發展。1922年夏天，吳佩孚為了鏟除交通系在全國鐵路系統的勢力，很想借助于中國共產黨的力量。李大釗利用這個時機，向北洋軍閥政府交通部推薦6名共產黨員任鐵路密查員，以利于掩護共產黨的秘密活動。李大釗派到隴海鐵路的共產黨員張昆弟，在隴海鐵路工人中發展了馮萬祥、凌必應、楊生發加入中國共產黨，建立了一批黨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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