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六章 媒介化社群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媒介化社群

“認識更多的朋友”

我曾在第四章里提到過孟天河，一名住在北京城中村的 “餓了么” 眾包騎手。第一次知道孟天河是在一個自媒體平臺上。朋友知道我研究外賣，轉發給我。鏡頭里的他二十多歲，圓臉，戴著頭盔，穿一身藍色的配送服。在一個人潮涌動的路口，孟天河騎著電動車，一邊走，一邊講述平臺送單價格如何不合理。后續我在好幾個平臺找到了他發布的短視頻。視頻里的他喜歡開玩笑，表達欲很強。這讓我十分想認識他。

幾經周轉，我加到了他的微信，并在 2022 年夏秋之交的一個傍晚，和學生一起去北京周邊的一個城中村找到了他。孟天河做騎手的時候，因為 “鬧事” 蹲過監獄。從里頭出來后，他在自己住的城中村開了一家電動車修理店，順便做租賃電池的生意。現實中的他個子不高，頭發略長，有些害羞。寒暄了幾句，他跑去旁邊的小超市給我們買了礦泉水。我們聊起來，發現他與鏡頭里侃侃而談的形象并不相同。現實中的孟天河更加簡單、直白、實誠。城中村旁邊有一條小河，天色黑下來，我們坐在小河邊的燒烤攤聊天。

孟天河之前做餐館生意，在北京租了一個七百平的餐廳空間，想趁著外賣平臺 “補貼大戰” 時好好賺一把。沒想到餐館擴張后，平臺補貼急劇減少，巨額人工費和租金讓他在半年內虧損百萬。他屢次嘗試轉租未果，最后不得不停了生意，欠下了六七十萬的債。面對巨額的虧損，孟天河慌了手腳，有些 “找不到北”。歇了兩個月，他決定從頭再來，開始跑外賣。

2018 年冬天，孟天河跑外賣時出了一次車禍。根據他的回憶，那是一個中午，有位顧客點了麻辣燙。因為跑得著急，到的時候撒了一些湯。顧客說不要了。孟天河只好送回餐廳，路上他有些不高興，腦子里一直在想這個事情。過十字路口的時候，他被小汽車撞到，電動車被撞出四五米遠，整個人飛了出去。眼睛、胳膊、腿都受了傷。恍惚之間，他被送進了醫院。

就在華威橋那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至今我也不明白，究竟我有沒有闖紅燈。…… 腦袋是走神了。

眼睛腫了，臉擦傷了。醫生讓我住院。我沒錢，就在急診室外面的走廊里躺了七天，掛點滴。就我一個人，也沒有朋友。沒人來看我。

孟天河跑外賣還不到三個月，就遇到了車禍。他一人躺在急診科的走廊里，身體腫痛，無人照看，覺得十分孤獨。因為之前在工作群里表達對平臺政策的不滿，他被片區負責人踢出了群聊。沒有人聊天的病痛時間讓他覺得十分難熬。這些經歷刺激了他，也成了他 “尋找團結之路” 的開始。

我當時就想，為什么不能認識更多的朋友？片區負責人把我 “踢” 出群，為什么不能建一個外賣兄弟群，再也不會有人 “踢” 我們了。

我開始加騎手。最多的時候，一天加了一百多個。

要付出時間。朋友、同事拉進來。有人說搞個標志吧，我想了想，那是違法的吧，還是算了。打個廣告吧，去打印店搞了一個塑封，把我的（微信）二維碼放上，貼在騎手餐箱上。慢慢有人加我，我拉他們進群。好玩，你知道嘛。有一幫兄弟，隨叫隨到。

以外賣騎手的流動餐箱作為廣告牌，孟天河 “尋找更多朋友” 的想法很快得到了實現。騎手看到了微信二維碼，有的覺得新奇，也有的希望加入一個群組。加他微信的人越來越多，甚至有很多騎手專門跑來打聽他的個人消息。孟天河充滿激情地跟我講述當時聚集騎手的情景，他憧憬的眼神更像是一個老江湖講述自己的崢嶸歲月。根據他的說法，最多的時候，他們有十五四個微信群，每個群有幾百人。大家在群里踴躍發言，聊天，吐槽平臺，不再擔心被平臺踢出去或者封號。孟天河把微信群的名稱改成了 “全國騎士聯盟總群”，并自稱 “盟主”。一時間，孟天河是 “騎手盟主” 的消息在很多騎手群傳開。大家聞訊而來主動要求加入他的 “聯盟”。在孟天河看來，騎手眾多的地方就是一個江湖，而有江湖的地方，就要有聯盟。在訪談中，孟天河對于成立 “騎士聯盟” 微信群給出了三個解釋：結交朋友、好玩、替外賣騎手說話。

作為一個從農村來到城市摸爬滾打十多年的年輕人，他與其他從外地來打工的人一樣，有著作為流動人群的孤單與苦悶。多數農民工忙于生計，辛勞地從早干到晚，剩余的時間幾乎只有睡覺。長此以往，內心孤獨，一顆渴望交流的種子便埋在心底。但在流動性日益增強的打工社群中，拓展網絡、維系人脈關系變得十分不易。孟天河是少有的敢于嘗試去編織自己交友夢想的打工者。更多時候，他覺得這是一項 “有趣的探險”，是個體打工者 “看世界” 的一種方式①。通過社交媒體的聯結，他嘗到了友誼的味道，這讓他興奮不已，也變得更加自信。在跑單之余，他用心經營十幾個微信群，并在閑暇的時候與大家聊天、聚會。

也會線下見面。一起吃飯，抽煙，侃大山。人都是這樣，見到了，給人家買瓶水，遞根煙。人在江湖，大家會覺得你這個人不錯，能處。有事了，可以相互照應。

除了結交朋友、相互關照之外，孟天河表示這些群也是為了 “給騎手說話”。很快，這樣的事情便出現了。2019 年 10 月，主要的幾家外賣平臺降低了騎手配送獎金，這引發了騎手的不滿。孟天河所在的幾個微信群里罵聲一片，騎手紛紛表示抗議。孟天河深以為然。他覺得既然有了一幫兄弟，當然應該反擊平臺的不公平做法。于是，他在微信群里號召大家集體不跑單，以示抗議。我問孟天河他是不是想要領導罷工，他非常明確地否認了：

也不是罷工，罷工是違法的。不能干。我就說，那大家在 10 月 21 號這一天，都不跑單。集體不接單，讓平臺嘗嘗滋味。給他們點顏色看看。…… 那幾天，我們就做了這個倡議，貼在箱子上。很多人都看見了。

“不接單” 的消息經由微信群和餐箱公告迅速傳開。根據孟天河的說法，這一消息也傳到了平臺的耳朵里。很快，有人報了警，孟天河以煽動他人為由被警察帶走并拘留。孟天河告訴我，按照這一罪名，他應該被拘留更長時間，但由于他的 “煽動” 并沒有造成嚴重社會后果，所以他被取保候審，拘留 23 天后放了出來。公安對他建立諸多微信群等事情進行了非常詳細的問話，他一一照實回答。最終因為沒有其他更加嚴重的事情發生，他被放了出來。“不接單” 的行動尚未開展就被終止。這一倡議后來也不了了之。從尋找更多的朋友到號召騎手抵制平臺的低價，孟天河的嘗試很快就失敗了。在接受審訊時，孟天河變得老老實實。“（公安）原本以為我們很有組織，是個大團體。沒想到釣上來是一個小蝦米。” 他笑著說。

從 “里頭” 出來以后，孟天河變了一個人。他有些害怕，也有些無奈。自己原來建的十多個外賣群解散了，多個自媒體賬號也被封。不想再干外賣，但也不知道做什么。幾個月后，他在朋友的幫助下開始做電動車維修。電動車修理店開在一個城中村，臨街，旁邊有一條小河穿過。傍晚時分，騎手們開始忙碌，孟天河的店里也變得熱鬧起來。陸續有騎手跑來換電池、修輪胎。孟天河的妻子在店里一角隔了一個大約兩平米的地方作為廚房，除了孟天河忙不過來的時候會出來幫忙招呼，多數時候她一言不發地在里面準備飯菜或者看手機。孟天河的妻子因為這個事情受到了牽連，也在里頭待了幾個月，時間比他還長。也許是這段經歷讓她難過，孟天河的妻子對于前來打聽或采訪孟天河的人并不歡迎。

不得不承認，從事個體化的勞動實踐和極度不確定的外部狀況使外賣騎手的聯合行動變得十分脆弱。相較于工廠的工人，騎手的聯合性和凝聚性大大降低，這既體現在勞動生產的組織模式變化上，也體現在他們聯合對抗的黏合性與持續性上。在我的田野調查中，外賣騎手的 “江湖團結” 可能更多地以兄弟友情的形式存在，這些短暫、流動的關系最終無法成為持久性的聯盟和對抗力量。正如蓋伊?斯坦丁在談論朝不保夕者時所講的，雖然學者對于朝不保夕者是否正在形成強有力的階層力量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有一點大家都認同，那就是大多數朝不保夕者有一些共同特征，“但對于應該做點什么并沒有形成統一的思想”。①

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曾經強調過法人社團，即職業群體的社會作用。“在職業群體里，我們尤其能夠看到一種道德力量，它遏止了個人利己主義的膨脹，培植了勞動者對團結互助的極大熱情，防止了工業和商業關系中強權法則的肆意橫行。”①在大工業時代，法人社團的存在感一度很強，法人社團的進一步組織化就是后來的工會組織。工會組織在工業化時期于領導工人運動、提升工人權益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在當下數字化用工時代，工會的組織化和作用機制尚需完善，傳統意義上的聯盟、組織、行會等職業性聯合的影響力越來越弱。在零工經濟中，嚴格意義上的 “法人社團” 已經不存在，個體化和原子化成為日常，留下的只有因勞動者個體主動聯結而形成的短暫的、流動的社會網絡。

媒介化生活

孟天河以餐箱作為廣告牌，利用社交媒體在短時間內建立了能夠有效溝通的騎手網絡。同時，他也通過各種社交平臺積極發聲，增強自己作為 “騎手” 的可見性。與媒介技術的緊密綁定成為平臺勞動區別于傳統工廠勞動的重要特征。在這里，媒介技術不僅被用于消遣娛樂，還承擔著社群建設與溝通的工作。

那么，媒介對于勞動者來說意味著什么？

這個問題可以一分為二地看待。首先，媒介產業帶動了勞動者的就業。既往的信息傳播技術（ICTs）研究主要關注的是這個問題，即媒介和信息技術如何催生了以此為業的諸多勞動類別和勞動形態。21 世紀初，信息傳播技術帶來了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就業浪潮，并在此基礎上催生了富士康信息產業鏈的工人、呼叫中心接線員、短信寫手、游戲代練師等數字化工種，關于他們的勞動狀況已有諸多研究，這里不再贅述。①其次，媒介也帶來了勞動者勞動實踐與日常生活的諸多變化，尤其是在其家庭和社交關系層面。例如，有學者關注農民工群體的手機使用如何幫助他們更好地與自己遠在農村的孩子進行更及時的交流，從而形塑一種更好的親子關系。②也有學者發現，對于在城市打工的流動勞動者來說，手機或者 IT 產品給他們帶來了社會榮譽感，讓他們有了更多闡釋自我的機會，成為他們豐富業余生活的重要渠道。③在智能手機出現以前，QQ 或者短信是農民工群體相互溝通、彼此聯結的重要渠道。①在智能手機出現以后，勞動者的媒介化進一步加深。

外賣騎手這一職業伴隨著新型技術形態的出現而日漸規模化，與其他行業的農民工相比，他們與媒介技術的捆綁更加緊密。他們越來越難以離開手機，除了工作需要，其日常生活也日益被媒介全面介入。換句話說，他們的生活半徑開始圍繞媒介展開并進行再建構。②

我統計了過去三年間（2021—2023）自己所在的調研小組在北京地區開展的騎手媒介使用調查的數據，發現騎手的業余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被互聯網占據。其中，聊微信 / QQ 和瀏覽微信公眾號、刷短視頻、看電視劇 / 電影、打游戲成為排名靠前的活動類別。隨著短視頻的普及，觀看短視頻的騎手比例有所上升（參見圖 24）。

以微信為代表的社交媒介成為外賣員尋找 “共同體”、展現自身數字韌性的重要渠道。在流動勞動的場域下，溝通與交流面臨著時間和空間的雙重挑戰。除了早會和培訓，外賣員很少有機會聚集在一起。因此，微信群里的 “引用” 和 “@” 功能可以幫助騎手有效實現緊急時刻的互動。在沒有聊天內容的時候，很多外賣員喜歡在微信群里發送自己的 GPS 定位，然后隔空喊上幾句話，包括是否有訂單、去哪里的訂單，以及單子質量如何。大部分外賣群十分積極踴躍，每個群每天的發言次數多達幾百條。發言的形式也非常多元，包括文字、語音、圖片、小視頻，以及五花八門的鏈接、投票廣告等。站長如果有什么通知，通常要不斷地推送好幾次，免得被不斷刷屏的對話和信息沖走。

與傳統線下的工廠勞動不同的是，微信群幾乎成為外賣員拓展社交和社會資本的 “萬能存在”。依靠外包、眾包工作關系所形成的微信群具有強大的 “再生產” 能力。它們催生了圍繞電動車、物流、房屋租賃、找工作等多個面向的 “次生” 微信社區，極大地拓展了外賣員的消息觸達范圍和資源集結的可能。例如，如果有人在眾包群詢問二手電動車的買賣情況，他就會被拉入二手電動車買賣群；如果有人咨詢某地的招人情況，很快就會有人跳出來，告訴他加微信私聊等。雖然涉及的話題范圍和內容十分多元，但大都圍繞外賣相關的情境展開（參見圖25）。每天，就業、二手買賣、保險、租賃甚至個人娛樂等話題在微信群里飛來飛去，外賣員在等單之余不時加入分享和討論，這種對話結構沒有時空限制，大大增強了外賣騎手獲取工作信息和社會資本的途徑（參見圖 25）。

邱林川提出了 “信息中下階層” 的概念，用以闡釋中國廣大底層勞動者如何使用門檻低、普遍性的技術來增強彼此的聯結。例如，QQ 群曾經是農民工群體實現自我組織化的重要工具。①當下，有一部分外賣騎手仍舊在使用 QQ 群，與此同時有大量的騎手使用微信群（參見圖 26）。外賣騎手會充分利用微信群來服務自己的勞動和生活。有外賣員會截屏自己的訂單信息，發到微信群里。大家也都會跟著這樣做，然后對各自的訂單評論比較一番。雖對勞動實踐并無影響，但此種日常交流作為一種儀式性的互動，成為外賣員闡釋自身流動特征的維持機制。

同時，這種互動對于外賣員認識自己、想象他人具有重要的意義。丁未在研究深圳移民社群中的攸縣出租車社群時提出了 “空中共同體” 的概念，并指出了出租車上的車載對講機如何幫助流動移民群體賦權，形成 “一呼百應” 的強信任和強聯動機制。①對于外賣員而言，雖然這樣的機制并不存在，但信息的傳遞在無形中構筑了大家對于 “外賣人群” 的共同想象。騎手們通過媒介技術的跨時空參與，有效融入了線上社群，也不自覺地將線上生活納入到日常生活中，成為他們 “想象他者” 的重要渠道。

外賣騎手加入的線上社群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由平臺、勞務公司、站點等機構建立的，主要用來傳達各種排班信息和注意事項。另外一種主要是由騎手自主建立的，群里涉及的話題較廣，除了討論外賣工作，也有閑聊、發牢騷、二手買賣等。

以涂大哥為例。他來自河北吳橋，是一名 “閃送” 的外賣員，同時也是一名熱心的微信群管理員。他自己經營著多個 400 人以上的外賣騎手微信群，包括 “北京騎手群”“二手買賣群”“電動車駕駛證群”“調度 / 督導 / 站長異常處理群” 等。涂大哥也因此成為我們調查組招募訪談騎手的重要渠道。在管理微信群時，涂大哥還敏銳地發現了外賣員的各種需求，包括二手勞動物資的流轉、找工作、找房子等問題。有一次聊天，他告訴我自己除了跑外賣，還做一點 “小生意”—— 幫助外賣員辦理健康證、考摩托車駕照，以及辦理車險等。在微信群里，涂大哥會拍攝自己幫助外賣員去辦證的現場小視頻，或是站在辦理點門口排隊，或是辦理好的一堆保險單據，以此作為宣傳自己 “業務” 的證明。涂大哥善于社交，講著一口標準的普通話。雖然很多經手人他從來都沒有見過，但這并不阻礙他們像熟人一樣，在群里熱情地交流。涂大哥有時候會在群里發他跟其他騎手吃飯、喝酒、抽煙的場景，還會轉發配上《好兄弟》背景音樂的抖音視頻。

如果說平臺經濟的發展本身利用了中國農民工群體的轉移趨勢，那么反過來，流動人口本身也在充分利用互聯網經濟的紅利，實現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吉登斯所言，在新自由主義的潮流中，個體的發展從來不是完全被動的、順從的，而是充滿了反身性和動態的調整。①生活在多元的社會中，個體一方面充滿了無力感，另一方面又千方百計地依靠一些脫域機制（disembedding mechanisms）來實現自身效益的最大化。不過，過度的媒介化也給騎手帶來了不少麻煩。很多騎手使用手機上癮，他們在等單空閑的時候會看直播、打游戲，甚至有的會參與線上賭博。一些騎手在看直播時不停地給主播打賞，甚至花光了自己的積蓄；一些騎手因為陷入線上賭博而欠下不少外債，被人追債而不得不變賣房產，舉家搬遷。對于底層勞動者而言，媒介使用的風險性始終存在，而且隨著媒介內容和形式的不斷變化，這種風險還在不斷增加。

媒介化抗爭

哪里有勞動，哪里就有抗爭。可以說，控制與抗爭一直都是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只是在不同的時期其表現形式不同而已。“跑外賣” 的勞動者多是農民工群體，相較于城市中產，他們較少利用社交媒介發聲，屬于社交媒體世界的邊緣人群。但是，作為一項依托互聯網技術中介的工作，騎手們的抗爭方式也發生了明顯的轉變。簡單來說，他們比傳統工廠制時期的工人更加善于使用社交媒體，其媒介素養已有顯著提升，這使他們能夠更容易、更頻繁地表達自己的意見。

我將騎手的媒介化抗爭分為兩類。一類是主動利用媒介進行發聲的人群。這樣的騎手一般熟練掌握各種社交媒體的使用，包括微博、微信、各種短視頻平臺等。有些騎手甚至擁有自己的個人賬號和規模不小的粉絲群體。當與中介雇主或者平臺公司產生矛盾與沖突時，他們會借助社交媒體的力量增強自身的可見性，引發社會討論。這也成為外賣騎手與雇主和平臺談判時的重要籌碼 —— 潛在的、可能引發社會輿論的導火索一直存在，這會影響到勞務公司或者平臺的聲譽，往往會加速他們與騎手的和解。另一類是積極與媒體合作進行發聲的勞動者。這樣的騎手往往不太熟悉社交媒體，在遇到不公正的事情后多次碰壁，無奈之下只好主動尋找媒體曝光，以此幫助自己爭取權益。這樣的例子在近些年的媒體報道中并不少見。外賣騎手是隨平臺經濟興起的零工人群，在近些年廣受媒體關注，“騎手提供事例 + 媒體進行報道” 的模式也成為騎手抗爭的重要形式。這些媒介不但包括自媒體，也包括主流媒體，其影響范圍較廣。下面分別來舉幾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新冠疫情后期騎手通過社交媒體來抗議單價的下跌。故事發生在 2022 年下半年，那時疫情接近尾聲，很多人賦閑在家，送外賣成為大家的一種選擇，站點涌現出了一大批剛入職的騎手。當地的加盟商看到了機會，開始籌劃削減騎手的送單價。原有的階梯式單價全部進行了降價調整，最大單價調整幅度超過了 1 元。在深圳龍崗的一個站點，消息一出，騎手們群情激憤。騎手對于送單價敏感，紛紛表示不能接受，因為 20%—30% 的單價削減并非小事，這意味著他們的月收入也將同比例大幅減少。

屬于過河拆橋。現在人多了，不怕招不到，就來削減單價…… 真是不想干了。夏天缺人的時候，還是我們（指老騎手）一單一單送。現在倒好，一單少 20% 的價錢。本來單子就少，這樣下去真的沒法干了。

丁彥是這個站點里的老騎手。他雖然不是組長，但因為從站點建立之初就在這里跑單，屬于老資格的騎手，大家都稱他為 “彥哥”。看到大家這么氣憤，丁彥去找了站長，但是站長表示降價是加盟商對于所有管理站點做出的決定，不只針對自己的站點，因此沒有商量的余地。丁彥聽完很是氣憤，他不理解為什么要一下子扣減這么多。站長的回答則是，加盟商的經營利潤越來越薄，而且市場競爭激烈，不得不調價。下午，丁彥和一群騎手在等單的時候，決定將事情 “曝光”。他找來其中一個年輕的騎手，將公司大范圍調低騎手送單價的事情發到了微博上。不用微博的騎手，則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發布消息。一下午的時間，站里有幾十個騎手在自己的微信朋友圈轉發了這個消息。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站長當晚就在站點的微信群里表示，公司將重新調整單價。這次降價幅度太大，大家接受不了，接下來公司會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進行調整。騎手們看到這個消息，有的表示高興，有的持懷疑態度。但總體來說，媒體的發布是促使加盟商重新調整方針的重要因素。后來，我聽丁彥說，是因為一個騎手的朋友圈被平臺公司的一名公關人員看到，這名公關人員害怕出現輿情，于是聯系了加盟商，要求加盟商重新考慮降價的事情。“平臺肯定不希望出現輿情，到時候各種媒體都報，不好收場。” 丁彥說。

當然，通過社交媒體發聲帶來的并不全是好結果。有一些騎手覺得自己遭遇不公而訴諸社交媒體，非但沒有換來好的結果，反而使自己的處境更加艱難。張曉峰站點里的另外一個騎手，因為商家出餐慢、對自己態度不好，發微博抱怨。被發現后，站長受到了處罰，站點的績效也被扣了分。站長因此很生氣，認為他連累了站里的其他人，也給站里丟了人。后來，這位騎手不再受站長待見。站長不再給他順路單、對他的請假要求也變得嚴苛，甚至有時候當他聯系不上顧客報備時，站長也并不理會他，最后他不得不離開。

總的來看，騎手訴諸媒體能否取得好的效果取決于事件本身想要解決的問題。如果這一事件正巧擊中了平臺或者勞務公司的軟肋或痛點，是他們想要逃避社會討論的部分，那么往往相對容易達成和解，而如果事件本身并不是他們關注和關心的，騎手可能無法達到目的，有時還會使自己陷入尷尬的境地。

還有的騎手會選擇在內部社群里發聲、表達不滿。為了促進站點騎手的相互交流，平臺在送餐 App 內部也建立了交流群。平臺方負責騎手事務的人員說，這群一方面是用來發送各種通知、排班公告等，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給騎手 “泄壓”，聽取一些騎手的意見和建議。不少騎手在內部群建立以后，積極地給站長、勞務公司、平臺和相關大區經理提意見。按照站長的說法，一些騎手的言辭和表述往往帶有強烈的情感指向，甚至在群里直接 “開罵”，造成了不好的影響。站長和負責人對騎手的諸多牢騷和不滿 “不堪重負”，甚至會采取解散群的方式來處理此事。以北京大興區南苑商圈的眾包群為例，因為騎手總是在群里言辭激烈地反映問題，站長或無力回應，或覺得騎手說的話 “無厘頭”，于是選擇解散群，踢出一些 “刺頭”，重新建群。在一個月之內，站長解散的群超過了十個（參見圖 27）。

在短視頻上發聲也是騎手進行抗爭的一種形式。一些騎手善于使用社交媒體，在送單之余經營著自己的短視頻賬號。他們往往在送單的過程中，把一路上遇到的有趣、離奇、愉快、不滿的事情記錄下來并剪輯成視頻。這些騎手以年輕人為主，一般采取一次錄制、多平臺分發的策略，以此增強自己的可見性。他們在短視頻平臺上發布的內容主要包括日常送單、對于平臺政策的意見和不滿、與消費者的互動、與店家的互動等。平臺對騎手采取新的管理措施時，往往是騎手視頻發布最多的時候。例如，2020 年前后，“美團” 推出樂跑計劃，鼓勵眾包騎手轉入樂跑，成為半全職的勞動力，以期穩定平臺運力。但是，樂跑模式本身也存在諸多騎手并不認同的地方，包括單價低、勞動強度大、需要連續簽約等。這一時期，“抖音” 和 “快手” 出現了大量騎手在各地發布的 “討伐” 樂跑計劃的視頻，還有一些騎手 “抗議” 樂跑的視頻。在視頻里，四五十個眾包騎手站成幾排，高舉橫幅，上面寫著 “抵制樂跑，拒絕樂跑”。大家在一名騎手的帶領下高聲重復著 “抵制樂跑，拒絕樂跑”。類似主題的視頻在社交平臺很快得到關注，有些視頻的播放量很快就超過十萬次，甚至達到幾十萬、上百萬次。

短視頻具有很強的傳播力和網絡效應。很多騎手在 “抖音”“快手”“西瓜” 等短視頻平臺發布外賣相關的視頻，表達自己的不滿，這些傳播渠道也為騎手建構了外賣平臺之外的話語空間。這一話語空間不受外賣平臺約束，騎手在此擁有更多的表達自由，也擁有更多的被看見的可能，因此，這些短視頻平臺成為騎手對抗平臺的一個 “平行流量空間”。因為市場所屬權和經營權的不同，這個流量空間有自己的可見性分配規則和話語發布標準，只要騎手在這里遵循短視頻的生產規則，那么他們就有可能建立一個與外賣平臺公關宣傳相對的新流量領域。而且，這一流量領域因其龐大的用戶數量，往往會產生較強的影響力。這也是平臺公司不愿意看到的。

楊國斌在《連線力》一書中曾詳細地闡釋了網民如何利用互聯網形成集聚力量來對抗各種結構性的不公。他認為當下正在經歷一場 “傳播革命”，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它擴展了民眾的發言權和非官方的民主。在互聯網時代，普通人被賦予了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話語和發聲可能引發巨大的社會效果。①在這里，短視頻成為外賣騎手反抗平臺霸權的一個重要武器。他們通過利用短視頻這個 “平行流量空間”，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開辟了自我的話語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