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道德經”：流傳歷史符合規律，西方與之大不相同

上世紀七十年代，湖南長沙馬王堆漢墓中出土《老子》（《道德經》）帛書，分甲本與乙本。由于墓主利豨死于公元前168年，比老子晚了300多年，因此馬王堆道德經是西漢初期流行的版本。

但在二十年之后，在湖北省荊門市郭店一號楚墓中，考古發現戰國版《道德經》，大概時間為公元前300年左右，該版本與馬王堆《道德經》既有相同又有不同。

除了考古發現外，還有大量傳世版道德經，古今最常見的是三國王弼注釋的“通行本”，另外還有260多種版本。

問題在于：馬王堆、郭店版、傳世本的道德經有何不同，作者到底是不是老子，中國古代是如何保存、流傳道德經的？等等。接下來，簡要的談一談這些問題。

道德經的作者是誰

對于道德經的作者，司馬遷也不確定，給出了三個可能，即孔子時代的周王室史官老子、或楚人老萊子，或秦獻公時代的周太史儋。因此，道德經的作者是個謎團，并不一定是老子，乃至是不是春秋時代的作品都不能肯定（原因見下文）。

但郭店楚簡的出土，一定程度上縮小了作者的范圍，顯示道德經作者應該生活在春秋時代，或者說最早是戰國前期。

比如，郭店版只有一處“取天下”，即“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這是周王室“無事”恢復天下共主地位，但漢后道德經多次提到“取天下”，是諸侯取天下，顯然當時天下歸一大勢所趨；此外，還有反戰力度不同，郭店版反戰力度遠低于漢后版本，說明當時戰爭烈度應該還不大。

因此，郭店版道德經內容，不太符合戰國時代，反而更符合春秋時代。當然，想要據此認定作者是老子還是老萊子，目前還做不到，只能說按照傳統習慣認為作者是周太史老子。

馬郭版本不同原因

馬王堆和郭店版道德經存在很大不同，其中不同比如馬王堆版中反戰思想越來越強烈、提出“絕圣棄智”和“絕義棄仁”的否定仁義禮、多處“取天下”、以及濃郁戰國歷史背景的“萬乘之主”與“三十輻共一轂”（學者郭寶鈞的考證，戰國中后期才出現“三十輻共一轂”的車輪）等，而郭店版卻比較微弱或沒有相關內容，總體來說不同之處很多。

因此，根據兩個出土版本的不同，大致可以判斷馬王堆著于戰國中后期、郭店版著于春秋晚期。

那么，這兩個版本都是道德經，主體基本相同，那么為何會有不同之處？

道理其實很簡單，就是老子或老萊子寫出了“道德經”，戰國古人（極有可能是周太史儋）在此基礎上“創作”，當然中間可能還有其他人參與“創作”，甚至夸張的說被改寫的“面目全非”。漢朝之后，其實也有改寫道德經，只是主要因為“避諱”的改寫，幅度不算太大，比如因為避諱漢文帝劉恒之“恒”，于是將道德經第一句話“道可道、非恒道”改為“道可道、非常道”。

可見，我們所讀的道德經，其實不是最初版本，而是先秦不同時期集體創作的結果。類似作品還有不少，比如“山海經”也是如此，還有“尚書”等。總體來說，先秦很多作品都存在這一現象。

也就是說，如果不是考古發現，那么我們就會以為所讀的道德經著于春秋晚期，但因為傳世道德經中的部分內容又與春秋時代格格不入，于是以前就有人懷疑道德經可能是“托古偽作”。

這種文獻“層累”現象，在國外則更為普遍，比如阿拉伯的《道里邦國志》，據說是9世紀的地理學作品，其實就是多個時代集體創作的結果，還有雅古特《地名辭典》也是如此，甚至因此讓后人誤以為“哈瓦利吉派”宗教從7世紀一直活躍到13世紀。但如果搞不清楚，就會以為《道里邦國志》完全是9世紀的作品。

據此，那么所謂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作品，其中很多記載了先進科技或理論，真的是2000年前的嗎？或者，真相是后人在前人作品上不斷“層累”的結果？

中國文獻注釋體系

沒有任何聲明的修訂、增補前人作品，還沿用前人“書名”，勢必會帶來很多問題，最直接的影響是導致時空錯亂。比如后世道德經中的“三十輻共一轂”，那么就會讓人以為老子時代已有這樣的車輪，還比如某些后世的先進科技或理論修訂到數千年前的前人作品中，那么必然時空錯亂。

對于這一問題，漢晉時期的古人慢慢意識到了，于是發展出了“注釋體系”，不改變原文、而對原文字詞等進行解釋。比如，古今流傳的通行本道德經，其實是王弼注本。

這樣，古代很多著作就能原汁原味的保留了下來，某人想要表達某些觀點，可以通過對經典的注釋或自己的理解來“夾帶”某些的觀點。

當然，印刷術出現之前，只能傳抄相關文章，其中還有別有用心者，因此很多文章必然出現多個版本，這是難以避免的，比如道德經就有260多個版本。換言之，即便印刷術出現了，因為此前已有很多道德經的版本，那么也就不可能改變道德經版本眾多的事實。

中國“注釋體系”除了更便于讓作品原文流傳下來外，因為古代注釋家距所注古代文獻的時代較近，對古代文獻產生的時代背景、文化特點、典章制度、風俗習慣等情況都比較了解，所以一代又一代的注釋對于后人理解經典非常重要，同時注釋的內容本身也具有極高的歷史價值。比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其實對“水經”的注釋，最終價值卻高于“水經”。

相比之下，古代國外基本沒有注釋體系，這就帶來了兩個問題：一方面最常見的是在前人作品上不斷修訂、增補，乃至直接篡改，導致后人難以判斷作品年代；一方面沒有注釋幫助，如何能準確釋讀更古老的文章？要知道，文字讀音和內涵都會隨時代不斷變化，比如“乖”在唐之前本意是“不乖”，西方文字內涵難道幾千年不變？如果不斷變化了，那么如何準確釋讀呢？

最后，透過道德經在中國的流傳情況，再看西方古希臘古羅馬等的文獻，只能感慨西方所謂經典文獻的流傳實在太過“神奇”，好似有“西方大神”保佑，讓它們能“原汁原味”的流傳下來，且還能被精準的釋讀。如此，西方歷史中的古希臘古羅馬等不被質疑才怪。

因此，所謂西方古希臘古羅馬的經典作品，大概率是文藝復習之后不斷修訂增補的結果，且修訂增補的內容遠大于“原著”（出現時間不確定），于是才會違反文獻流傳的基本規律，才會出現經典作品版本很少的現象，才會導致文獻與考古遠遠對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