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渡勞動：平臺經濟下的外賣騎手》第五章 媒介化的姐妹情誼

本書是一部關于平臺勞動的人類學民族志作品，深入探討了中國平臺經濟背景下外賣騎手的勞動形態及其社會意義。通過在19個城市歷時7年的田野調查，作者帶著行動主義的熱情，記錄下騎手懸浮于正式與非正式勞動之間的真實狀態，關注到平臺從對勞動者本身的控制轉向對勞動過程的精細控制的關鍵轉變，提出了“過渡勞動”這一頗具解釋力的勞動概念，反映出勞動者對未來職業發展的關切。書中深入探討了算法技術對騎手勞動的影響，特別關注了女騎手在家庭和工作中的雙重挑戰，并為此提供了豐富的田野數據和新的研究視角。

如今，平臺化正在形塑全新的社會關系。外賣、家政、物流、打車等數字平臺方便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此同時也催生了大批依附平臺的零工勞動者。本書在對騎手零工進行記錄反思的同時，相信個體在不確定性中塑造生活的經驗和勇氣，憧憬一種更加良性向善的算法。

媒介化的姐妹情誼

女騎手群

平臺化的外賣勞動是原子化和過渡性的，大家相逢在街頭，偶有交集，說笑一陣，單子來了，又很快散開。這樣的流動性交往使外賣工作喪失了工業化大生產時期的集體認同和集體歸屬，騎手們沒有流水線、宿舍等集體生活的經驗，工作的節奏和時長全憑個人把握，轉而變成了非常個人主義的行為。為了抵抗這種邊緣性和個體性，女性騎手會積極尋求社群的組建和聯結。用其中一位訪談者的話來說，就是 “能有一個說話的地兒”。

社交媒體為女騎手的聯結提供了可能。在前文中我已經提及，外賣騎手是強烈依賴社交媒體的一群人。一方面，他們的排班、工作安排等信息會通過組建的騎手群進行散播；另一方面，社交媒體也成為他們豐富娛樂生活、延展社會關系、積累社會資本的重要渠道。田野中的大部分女騎手會在勞動實踐中積極參與社群組建，充分利用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從而結成自稱 “姐妹”“大家庭”“一家人” 的親密社群關系。這一部分想要展現的就是基于社交媒體所呈現出來的女騎手關系網絡的建立。這樣的網絡往往呈現出基于 “女性” 和 “騎手” 相結合的社群文化特點。群里豐富的內容時常讓我目不暇接，并驚訝于女騎手如此強烈的表達欲。

我加入的其中一個女騎手微信群大約有五十人，這個群的特別之處，除了全部是女性騎手，還在于它的活躍度和緊密性。群里面每天會更新大量的交流內容，每次打開這個群，都會顯示有幾十條甚至上百條的未讀信息。

首先，女騎手會通過分享位置和派單信息來建立社群認同感。在女騎手群里，大家以姐妹相稱，如 “大姐”“小妹”“姊妹” 等。從每天早上 6 點左右開始，群里陸續有騎手發送 “早上好” 的問候或 “美好的一天” 表情包，這些表情包形式多樣，色彩鮮艷。九十點鐘是騎手上崗的高峰時段，這時群里的女騎手紛紛開始發送自己的定位。我曾經感到過疑惑，在一個有諸多陌生人的群里發送自己的定位，按道理講應該是一件比較危險的事，尤其對于女性而言，但是她們似乎并不如此認為。我問了幾位女性，她們并不在意，并且表示這樣可以證明自己 “已經開工”。同時，一些女騎手表示，由于 “工作起來會到處跑，發定位也沒什么關系”。對于流動的外賣工作來說，“發定位” 可能是她們創建一種共在感空間的方式，用亨利?列斐伏爾的分析來理解，這是一種創造共同空間的嘗試，基于工作的流動性，通過去地域性的、情境性的空間，她們創造了一種流動化的空間。①

午高峰過后，大家忙碌了一陣子，開始在群里 “曬單”。“曬單” 的意思是，女騎手會把系統派給自己的訂單的截圖，曬到微信群供大家討論。一般情況下，大家曬出來的單都是比較特別的單子，如單價高、距離遠或者配送物品奇特等。有一次，一名 “閃送” 的女騎手曬出了自己的訂單，一只小狗。她拍了一個視頻發到群里，這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和討論。小狗的主人希望騎手把它送去寵物店美容。還有一次，一位女騎手曬出了一個長達五十公里的訂單，配送金額達到了 120 元。很多人看到之后，紛紛表示羨慕，說拿到這樣的大單需要靠人品。女騎手曬單也構成了一種遠程的分享，在獵奇的同時增加了大家的時空參與感。

當然，這個微信群里的聊天內容并不止于配送，也會有養生、育兒、美容、家庭等五花八門的話題。由于大家聊天的頻率密集，時常出現上一條還未討論充分，就被新的話題霸占了屏幕的情況。工作信息的即時分享和告知是這些外賣群的顯著特征。在淡季時，騎手等單困難，女騎手們會在群里聊天，并相互通知哪里有單可以接。群里也會有人分享天氣預報的信息，在遇到惡劣天氣時，大家會相互通報、問候，囑咐彼此注意安全。

傳播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認為，傳播是一種使 “現實得以生產、維系、修正和轉變的符號過程”。在這一論述中，凱瑞將傳播不僅視為一種 “傳遞”，同時也視為一種 “儀式”，是人們共享文化、信仰和身份的表征。①女性騎手是這種共享儀式的踐行者。微信群里的位置分享、“曬單”、天氣變化提示等，這類信息溝通并不只是一種傳遞行為，更是一種共享的 “傳播儀式”，它幫助女騎手建立了屬于自己社群的時間感和空間感，在無形之中形塑了女騎手的群體認同，實現了自我話語的媒介化表達。

“外賣娘子軍”

除了線上的媒介化溝通，一些女騎手也十分愿意嘗試線下聯結。她們努力打破區隔性的平臺勞動藩籬，依托在地關系，建立社會生產場域的 “小團體”。這樣的小團體往往由一兩個核心成員負責維持，其他人參與其中。大家相互幫助，彼此照應，共同尋找歸屬感。

在深圳龍崗區的一個 “美團” 站點里，顧大娟用了兩年的時間組建了自己的 “外賣娘子軍”。這支配送隊伍由十幾名女騎手組成，并且擁有自己的 “抖音”“西瓜” 和 “快手” 賬號，可以說是實現了隨時隨地的女騎手 “發聲文化”(call-out culture) ①。2020 年的夏天傍晚，我和學生在深圳龍崗區一個城中村的居民樓底商見到了顧大娟。她一米六五上下，眉毛濃密，穿一件紫色的防曬衫，身材豐滿，說話直率。我們進去的時候，她正在跟幾個女騎手拍短視頻。見到我們出現，她把我們從大廳請到旁邊的一個小屋。里面大約有四五平米，放著一張桌子，上面雜亂地擺放著茶具和一次性紙杯。桌子旁邊有三腳架上面放著一個小相機，還有耳機、麥克風等小設備。顧大娟熱情地給我們倒水，并講述了她拍短視頻的經歷。

2015 年前后，她和老公從快遞業轉出，加入龍崗的一個 “美團” 站點，開始跑外賣。當時正值平臺的發展擴招期，顧大娟敏銳地發現許多女性既想跑外賣，又不知道如何做，害怕自己做不好。于是，她萌生了用短視頻教大家跑外賣的想法。根據顧大娟的說法，女騎手的聚集主要歸因于她在 “快手” 發布的外賣相關短視頻。

她們可能覺得我說話特別接地氣，不虛擬，她們覺得這才是真實的。拍視頻的時候我就想過我的優勢（在哪里）。第一，我是女的；第二，我有的經驗是很多人沒有的。對于跑外賣，新手經歷的（事情）我都知道，我也知道怎么處理，我可以把我的經驗分享給大家。

顧大娟的短視頻賬號里發布的內容幾乎都跟女騎手相關，其中大部分是分享跑單的策略和送單過程。例如，她會根據自己的跑單經驗，教授新入門的騎手如何看導航、如何搶單、如何與顧客交流等。隨著粉絲量和觀看次數的增多，這些視頻慢慢地被周邊的一些女性看到，她們開始萌生了跑外賣的想法。一些女性從周邊趕來找她，甚至有的坐火車、長途汽車來龍崗，表示自己想在此地跑外賣。顧大娟都熱情地幫助了她們。從買電動車、電池到租房子，再到將她們介紹給站點、帶她們跑外賣，幾乎是 “一條龍服務”。接待了三五個人之后，顧大娟發現了其中的商機。她和丈夫商量，借了一些錢，開了一家賣電動車的店。這樣，以后來找顧大娟跑外賣的人都可以在店里拿車、換電池、租車。

趕上了外賣平臺大擴張的時期，店里生意不錯。我們訪談的時候，不斷有人進進出出，換電池或者修車。顧大娟的丈夫不在，她忙里忙外地招呼前來問詢的騎手。根據說話的語氣，可以判斷來顧大娟店里的人大多是熟人。有時，一些人進來并不是有事情，僅僅是為了打聲招呼或者坐著閑聊一會兒。顧大娟也很適應這樣的拜訪，笑呵呵地與大家聊天、喝茶。說起介紹女騎手跑單，顧大娟自豪地表示：“站點里來來回回有十幾二十個女的吧，基本是從我這兒介紹的。有些現在不干了，目前也還有八九個。” 隨著跑外賣的年歲增加，大娟成了專門帶新人女騎手的師父。

有一個不會看地圖。是真不會。讓我們現在說，肯定你覺得不相信。她總是跑錯方向，不知道往哪兒拐。有一天，我和她坐在這里，看導航。我發現她不知道導航里那個小三角怎么看，就是那個圖標。那個箭頭，它不是有三個角嗎？她分不清是哪個方向。我說是長的那個角。她（就）慢慢明白了。

隨著女騎手在這個站點越聚越多，顧大娟的素材變多了，可以更頻繁地制作和發布短視頻。除了講述日常的送單勞動，顧大娟和姐妹們開始嘗試一些帶些表演性質的內容。例如，顧大娟會和大家一起策劃整齊規整的動作，認真排練，在鏡頭前表演，然后在后期配上精心挑選的音樂，以此在鏡頭前展現女性干外賣的不易和堅強。她們在視頻里自稱 “外賣娘子軍”。這些視頻的發布很有效果，它進一步觸動了很多想要嘗試當騎手但又有些猶豫的女性。

顧大娟在視頻里時常以 “親人”“家人”“姐妹” 稱呼觀眾，鼓勵女性走出家門，參加工作。顧大娟的女騎手小組常年保持在十人左右，以一種零散卻有吸引力的方式組織起來。小組里的女騎手會定期參加視頻錄制，遇到忙的時候也會請假。當一些視頻發布后賺來了流量，顧大娟會組織聚會，邀請小組里的女騎手一起吃飯、唱 K、爬山。同時她們把這些共同的經歷當作一種媒體創作的素材積極使用。例如，大家參加活動之余會進行錄制和拍攝，并將其做成電子相冊和短視頻，同時發布到各個媒介渠道。在顧大娟發布的一條視頻中，她將自己與其他女騎手送餐、聚會的照片拼在一起，用《從頭再來》作為背景音樂，以 PPT 演示文稿的方式呈現。同時，在照片上，顧大娟添加了諸如 “努力工作，開心生活”“沒有什么阻止你，除了你自己” 的字幕。

我問顧大娟為什么會做短視頻，她的回答包括兩個原因，從最開始希望幫自己和丈夫的電動車店招徠顧客，到后面希望鼓勵與她一樣的女性參與工作。顧大娟也表達了自己希望姐妹們能夠全心投入、配合組建社團的希望，但是由于女騎手的流動性較大，她組建的社群也在不斷經歷流失、補充和過渡。顧大娟努力與曾經認識的姐妹保持聯系，因為她覺得這是一份 “難得的情義”。

“外賣娘子軍” 形塑了超越傳統家庭再生產的性別話語。在這個小社群的集體展演中，女性傳統的勤勞、顧家、隱忍等性別規范不再被強調。相反，獨立自主、敢于挑戰、團結一體的女性形象開始出現。正如顧大娟自己所說，她不是一個悲觀主義者，她相信 “愛拼才會贏”。在訪談中她不止一次地提到女生要獨立，不能依附別人，“要自己找到路，活出自己的精彩”。沿著這樣的理念，她在自己的微信簽名中寫道，“我要像鷹一樣展翅上騰，自由地飛翔在天空中”。諾曼?費爾克勞（Norman Fairclough）認為，話語即行動，話語本身闡釋了社會性、結構性因素如何與個體的能動性交互。①說回到顧大娟和她的女騎手小組，她們基于性別的媒體展演和線下社群的建立，成功地塑造了 “女性獨立” 和 “姐妹情誼” 的社會話語，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己作為勞動女性的可見性。在此過程中，女騎手有效地利用了工作服、頭盔、外賣餐具等符號化的道具，在男性主導的勞動場景中獨辟蹊徑，建立了屬于女性且不具有依附性的社會話語，這十分難得。諸如此類的女騎手小社群，雖然不是基于血緣紐帶所形成的緊密關系，但是她們組建社群、實踐群體發聲的性別抗爭對其自我實現起到了重要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平臺勞動下女騎手的社群聯結與通常意義上以男性為主導的騎手社群有著明顯的差異。外賣騎手多為男性，這使他們建立線上社群變得更加簡單易行，但這種 “簡單” 也會成為社群凝聚的阻礙。調查發現，男騎手會加入很多外賣群，但這些群多承擔 “工具型” 功能，如二手車和電池的買賣、招工、找住處等，騎手們很難在這種微信群建立在場的、深度的社交關系。但是，女騎手的社群卻不同，它利用平臺勞動進行聯結，反而努力促成了原本邊緣化的小團體建立起具有緊密性的關系。這里的緊密性一方面體現在線下的聯結，另一方面也體現在群組中個人情感、信息交流的密度與深度。

身份的橋接

在這一章里，我嘗試對女騎手做一個超越其職業勞動本身的定義。這個定義的一端連著勞動，另一端連著家庭。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在與女騎手溝通交流的過程中，我發現這是一群無法用單一外賣場景去解釋的人。橫跨在天平兩端的，是無比豐富、細致卻又充滿張力的性別化闡釋與行為。她們并不是被限定在數字勞動框架內的勞動者，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背負著生產與再生產、市場與資本多重影響結構的性別化個體。正如麥克爾?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東尼奧?內格里（Antonio Negri）在與意大利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者對話中所提及的那樣，在 “情感勞動” 里，資本主義和國家從女性的身體和再生產勞動，包括互動和接觸中的情感表達、溝通行為等中汲取了創造生命的力量，并通過文化和溝通傳遞，促進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積累。①女性的生命歷程正緊緊地鑲嵌在全球化、城鎮化和數字化的脈絡之中，并以自己獨特的勞動體驗豐富著這些宏觀框架的細節。

女騎手的勞動場景讓我看到，性別的展演并不單純地存在于市場或家庭中的某一場域。相反，性別的展演有效地融合了市場和家庭兩個場域。如果把性別的建構看作個體生命政治的一部分，那么，平臺的送單勞動與家庭再生產場域的非物質勞動有著密切的關聯。在具體的、情境化的性別實踐中，家庭和市場的關系并不是傳統意義上所認為的相互分離、彼此獨立，而是一種彼此依存、相互支撐的狀態。這一點在女騎手的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 她們并沒有將自身的家庭和平臺的勞動分開，恰恰相反，她們在既有的社會再生產領域所積累的經驗成為其平臺勞動的重要支撐。在此過程中，再生產勞動通過 “補給” 和 “調試” 的方式支撐著她們的生產勞動，生產勞動又通過市場化的支持反過來 “支撐” 和 “改造” 女性的現有生活。

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理論走到今天，正在被越來越多的學者認同。我們需要看到一個主體如何同時遭受多重權力關系的壓迫與剝奪，以及在此過程中這些權力關系 “彼此交錯鏈接的制度”①。對此，我深感認同。對于女騎手來說，她們所展現的是中國城鎮化和數字化進程中一部分在地的、中下層女性的聲音與實踐。只是，在這個交叉對比的過程中，不僅有性別與勞動的無奈和宰制，也有個體積極的參與、表達和自我救贖。這里面的雜糅與交織，似乎難以用單一的 “父權壓迫” 或者 “資本壓榨” 來概括。

例如，女騎手在參與送餐勞動時面臨著由性別身份向勞動身份轉型的挑戰，這樣的身份調試使女騎手在具體的情境下不得不展現 “示弱勞動” 的一面，而基于家庭場域形成的策略和強支撐關系常使女騎手的 “示弱勞動” 轉弱為強，有效地幫助其實現個人勞動效益的最大化。同時，以平臺外賣勞動為契機，女騎手積極參與社群的建立和社交媒體的 “儀式性” 展演，她們建立了家庭外延式的 “姐妹情誼”，形塑了基于獨立自強和 “家人關系” 的社群文化。雖然受到再生產領域性別規范的羈絆，但是她們在外賣場域下的性別勞動并沒有完全復制傳統性別規則下的女性身份，而是帶有強烈的能動性和策略性。

換句話說，女外賣員是具有理性的、主體性的個體。她們進入外賣行業有著自己具體的、個人的原因，包括賺取額外收入、照顧家庭、爭取經濟獨立等。平臺勞動的低端數字紅利給予了她們一定的機會，女騎手利用這一機會來獲取自我收益。平臺勞動可以作為其臨時性的過渡。在這一過渡中，零工勞動的市場化正在對家庭領域形成虹吸效應，越來越多的女性參與到市場化生產領域。外賣平臺承載了勞動賦權和性別隔離的雙重角色職能。作為一種經濟形態，平臺為女性提供了爭取權益平等的渠道；作為一種組織管理形態，平臺復制了不平等的性別勞動關系。但女騎手并沒有被束縛于平臺既有的性別規范之中，而是在送餐實踐中展現了一種 “橋接式” 的性別展演。這種展演從家庭再生產領域進入了市場生產領域，并最終產出了基于女騎手社群文化和女性獨立的性別身份認知。

性別是社會建構的表征機制之一，換句話說，性別是一種復雜的政治機制。①它不僅是解釋社會行為的重要變量，更是解釋社會等級差異的重要變量。既往的女性媒介研究過于偏向流行文化、語言符號、內容話語等層面的不平等，卻忽視了女性在根本上無法占領物質性生產資料的普遍事實。女性主義的研究需要我們從 “她” 的實踐經驗出發，觀照和了解她的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輕率地對她們進行判斷或評價。

幾十名女騎手，牽連著幾十個家庭、幾十種情形和幾十種生活意義。對于女騎手而言，家庭既給她們溫暖和力量，也給她們悲傷和苦楚。生產和再生產同時壓在她們的肩上，家庭和工作之間的關系極其復雜。對于大多數女騎手來說，家庭和工作緊緊地捆綁在一起，時而需要做出選擇，時而需要全部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