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鎮編制膨脹：從12人到100人，時代變了鄉鎮變了，初心還在嗎？

大城市考公熱能理解，可如今鄉鎮考公也擠破頭。

以前公社時代，12個人管一萬人，如今鄉鎮公職人員上百號人，可老百姓辦事沒覺得輕松。

這是怎么回事？

我老家堂屋里，至今還掛著那張黑白照片，照片已經泛黃了，邊角都卷了起來。

照片上的爺爺以前是公社副書記，那會管著上萬人的吃喝拉撒，忙得團團轉。

老爺子在世時，總愛坐在院里那把藤椅上，瞇著眼睛回憶往事。

“那會兒，咱們公社滿打滿算就十二個人。”他掰著手指頭，“早上在田埂上開個會，下午就得去找老鄉家丟的牛，晚上還要勸打架的夫妻。有一回，老王家媳婦鬧脾氣跑了，全公社的人打著手電筒滿山找。”

如今，我表哥是那個鎮的副鎮長。他的辦公室在三樓，手下管著七個科室，整個鎮公職人員一百多號人。

去年我去找他，他正對著電腦批文件，手邊堆著半米高的材料。

“人多了，事反而更忙了。”他苦笑著給我看日程表，“今天三個會，明天迎檢，后天還要搞鄉村振興調研。”

同樣是忙，可忙的內容，早已是天差地別。

七十年代的人民公社，真是“草臺班子”。

婦女主任一邊奶孩子一邊勸和打架的夫妻；公安特派員整天忙著抓偷雞賊；書記不僅要管公章，還得帶頭下地掙工分。

我爺爺說過一個細節：那時干部吃飯，窩頭就咸菜疙瘩是常事——一邊批文件一邊啃干糧，忙得頭都抬不起來。

全公社唯一一輛自行車，誰有急事誰騎。

現在呢？那個鎮光黨政辦就有二十多人，還有財政所、綜治辦、鄉村振興辦……辦公樓氣派明亮，每人一臺電腦。

去年還招了五個985畢業的年輕人。

但老鄉們私下嘀咕：“過去推開門就能找到書記，現在得先預約。”

“辦個事要跑好幾趟，這個說找那個，那個說不在。”

這樣的牢騷話，我在老家沒少聽見。可話說回來，這事兒真不能全怪干部。

這事得掰開看。

過去12個人能運轉，因為任務簡單——抓生產、收公糧、調解糾紛。

現在一個鎮要管的事復雜多了：招商引資、環境保護、疫情防控、網絡建設、文旅開發……

表哥給我算過：僅鄉村振興一項，就要做產業規劃、項目審批、資金監管、電商助農，“這些活，放在過去想都不敢想。”

但問題出在哪？出在有些人把“坐辦公室”當成了終點。

我們村的老張去年辦養殖補貼，跑了四趟。

“第一次說缺個表，第二次負責人下鄉了，第三次系統故障，第四次又說要等領導簽字。”他蹲在鎮政府門口抽煙，“過去王書記在的時候，直接扛著鋤頭來我家現場就辦了。”

不過話說回來，事情也得分兩頭看。現在鎮里，也真有把心撲在鄉親們身上的年輕人。

鎮里新來的小姑娘小陳，人民大學畢業。我問她為什么回來，她說：“就想為老家做點事。”

她真做到了。去年幫村民直播賣山貨，一場賣出二十萬。天天往村里跑，曬得黝黑。老鄉們開始不信她，現在都叫她“山貨閨女”。

但也有另一些年輕人——把公務員當“鐵飯碗”，每天掐點下班，材料能拖就拖。

有個小伙子公開說：“考進來就為穩定，不然誰回這小地方？”

我表哥說得實在：“關鍵不在人多少，而在心在哪。有心，一百個人能干出兩百人的活；沒心，十二個人也能互相推諉。”

說到底，評判干部和工作，最終要看老百姓得到了什么

說實話，誰真想回到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

我爺爺常說：“現在多好，機械種地，手機辦事，我們那會兒想都不敢想。”

但老百姓期待的是：人多了，服務應該更好，而不是更麻煩。

為什么同樣編制膨脹，有的鎮被評為“示范鎮”，有的卻被群眾吐槽？區別就在于是真服務，還是假把式。

浙江某個鎮把一百多個干部“趕”到村里——每人包干一個組，手機二十四小時開機。

群眾有事直接微信語音，十分鐘內回復。他們編制沒減少，群眾滿意度卻飆升。

相反，某些地方把“規范”變成了“繁瑣”——電子報表反復填，會議一個接一個，就是解決不了實際問題。

法子可以變，初心不能丟。

看著我爺爺那張發黃的照片，再看表哥辦公室的監控大屏，我突然懂了——從12到100，是時代進步的必然。

機械替代了鐮刀，網絡替代了腿腳，這是好事。

但無論編制怎么變，辦公手段怎么新，

核心不能變：當干部的，眼睛得亮，得看得見街坊鄰居的難處，冷了熱了，缺了啥，短了啥，都得往心里去。

現在的年輕干部不需要會插秧割麥，但得會直播助農；

不需要上山找牛，但得懂產業規劃；

不需要窩頭蘸墨汁，但要能在群眾需要時，第一時間站出來。

編制膨脹不可怕，可怕的是初心萎縮。

只要每個走進鎮政府的人，都記得“為人民服務”這五個字的分量，

別說一百人，就是兩百人，老百姓也會豎起大拇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