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全會提出的“十五五”時期發展規劃建議,賈康從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出發,聚焦“供需良性互動與新質生產力培育”“統一大市場建設與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結合”兩大關鍵方向,對“十五五”時期經濟實踐路徑進行深入解讀。
10月20日至23日,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
10月24日,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創始院長、原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接受大河財立方記者專訪,深入解讀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精神。
針對全會提出的“十五五”時期發展規劃建議,賈康從新供給經濟學理論出發,聚焦“供需良性互動與新質生產力培育”“統一大市場建設與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結合”兩大關鍵方向,對“十五五”時期經濟實踐路徑進行深入解讀。
01
新需求引領與新供給創造形成良性循環
驅動新質生產力躍升
全會提出,要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促進消費和投資、供給和需求良性互動,增強國內大循環內生動力和可靠性。
對此,賈康認為,“以新需求引領新供給,以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表述是對經濟循環規律的高度凝練,精準把握了供需雙方的動態互動關系。從新供給經濟學視角看,需求是人類社會經濟循環的“原生動力”,需求側的持續升級會不斷衍生新的訴求,而這些訴求需要得到的,是供給側生產經營主體的有效響應。
“供給的核心功能,是生產經營主體提供產品和服務以滿足社會成員的需求,只有形成‘有效供給’,才能真正匹配需求、激活循環、促成繁榮。”賈康強調,一切"看得見摸得著"的創新的關鍵始終在供給側。市場經濟中,生產經營主體為實現自身利益開展的響應需求、形成有效供給的創新活動,是推動生產力躍遷內生的核心力量,而這種躍遷正是區分人類社會不同時代、不同發展階段的決定性因素。
他以歷史維度舉例,一萬年前的農業革命,讓人類脫離動物界后漫長原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實現第一次有效供給的“上臺階”;300年前的工業革命,相較于農業時代生產力,又形成新質生產力,再度而更顯著地推動社會出現跨越式"上臺階"的發展;當下的信息革命,是在工業革命之后生產力的再上一個大臺階,其中還可細分:比如,互聯網時代從開始時的有線互聯,發展到無線互聯、移動互聯的升級,同樣是新質生產力躍遷式發展的具體體現。
“供給側得到需求引領而反過來又以有效供給創造需求,最典型的,莫過于喬布斯主導的蘋果智能手機創新。這種產品絕非需求側任何主體所預先設想,而是由供給側的天才創新形成有效供給,最終激發和創造了全球不斷涌現的海量需求,甚至重塑經濟社會生活模式,完美詮釋了‘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他表示。
賈康認為,中國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必須更高水平地把握這種供需互動規律,促成更為生機勃勃的良性循環。
“中央明確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推進現代化的主線,正是要從制度供給入手,以創新為第一動力,牽引帶動整個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提高,讓供需互動形成‘永無止息的正向良性循環’,為新質生產力的培育注入加速度和充沛能量。”他表示。
02
破卡點需統一規則
有為政府要防“內卷”、優機制
全會將“堅持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相結合”列為“十五五”時期重要原則,提出要堅決破除阻礙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卡點堵點。
賈康從制度創新角度分析稱,建設統一大市場的核心要義是破除認知誤區、打通“卡點堵點”使生產要素充分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關鍵在于“統一制度和規則”而并非“統一微觀行動齊步走”。
“不少人誤以為統一大市場是‘齊步走’或‘集中發號施令’,這還是典型的計劃經濟思維慣性。” 賈康表示,統一大市場的真諦在于“規則統一”,是要在產權保護、公平競爭層面形成“一視同仁、一碗水端平”的統一,讓生產要素最大限度順暢流動,以此實現生產力充分解放。這涉及的,是統一市場基礎制度、基礎設施和統一政府行使公共權力作出監管調控的行為尺度。
他舉例稱,無論是度量衡統一,還是技術標準統一等“直觀統一”,都并非稱得上現代統一大市場建設的核心要求。如秦始皇時便有“車同軌、書同文、統一度量衡”,工業革命時期也早就特別強調技術標準統一。但當下我國統一大市場建設的實質性關鍵性創新之處,在于構建“高標準法治化營商環境”,讓所有市場主體在公平的制度規則下展開競爭,通過優勝劣汰機制推動生產力向上發展。
針對“卡點堵點”破解,賈康提出,需重點破除不正當地方保護、行政壁壘與市場分割,化解要素流動中的堵點即種種不合理的阻礙因素,優化資源配置。
比如“東數西算”工程,正是利用西南西北電力成本、運維成本低等相對優勢,引導數據中心向貴州、寧夏、內蒙等地布局,這是承認區域差異、引導和推動要素合理流動的典型,最終實現統一大市場內綜合績效升級。
在激發經營主體活力方面,他建議,招商引資應聚焦引入優質主體,帶動本地形成產業集群的升級發展,通過兼并重組和供應鏈優化,促進中小微企業與優質主體共榮共贏。而對于“內卷式”競爭,需通過破除軟預算約束、不正當保護等,加以理性引導、綜合治理。
談及“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與平衡,賈康認為這涉及改革的核心問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還需避免“市場紊亂”與“政府胡為”,正確推進機制創新。
他舉例說,改革新時期中強調“政府與市場劃清邊界、井水不犯河水”是認知進步,而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特別是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創新機制的出現,兩者關系正在從“劃清邊界”,"否定之否定"地升級為“法治化契約下的伙伴關系”——通過“政府+企業+專業機構”的優勢互補,可實現“1+1+1>3”的績效提升。
“不同場景下具體如何把握操作方案,沒有統一的答案,需結合不同領域、不同案例做定制化分析和設計,將改革要領與政策優化落到實處,使市場既有效又有序,政府既有為又不胡為,才能既防‘內卷’又激活力。”賈康表示。
來源:大河財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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