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喊話“漲工資”，開始了

文|凱風

漲工資，開始落地。

01

最低工資標準，全面普漲。

近日，人社部發布最新各省份最低工資標準，各省“第一檔”最低工資，首次全面站上2000元大關。

與去年相比，最低工資迎來普遍上漲，多省漲幅超過10%，與高層關于“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的要求相一致。

雖然集體上調，但發展階段不同、企業成本有別，最低工資標準存在一定差距。

即使一省之內，也按照城市發展形勢，分出一二三四檔，第一檔涵蓋省會和經濟強市。

從“第一檔”來看，上海、北京、天津、廣東、江蘇、浙江、山東位居前列。

上海以2740元蟬聯榜首，北京、天津、廣東均超2500元，江蘇、浙江為2490元，山東為2400元。

這7個省份均為東部經濟大省，既是人均GDP最高的省份，也是財政轉移支付的凈貢獻者。

與之對比，全國還有6省最低工資不足2100元，包括甘肅、青海、新疆、黑龍江、江西、海南。

令人意外的是，“墊底”的不是人均GDP倒數第一的甘肅，而是中部的江西。

其實，這是統計時差所致。

江西最低工資標準仍停留于2024年，今年最新版本正在征求意見。

根據意見稿，江西一類區域最低工資將由2000元調整到2240元，將于12月初開始實施。

可見，江西最低工資漲幅也超10%，處于中游水平，與其經濟實力相稱。

02

最低工資，為何突然大范圍上漲？

日前，中辦、國辦聯合發文強調，“完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機制，合理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就在年初，國家發改委在相關報告中明確，“適當加快提高最低工資標準，2025年原則上所有省份都要調整”。

根據規定，最低工資標準，一般2年左右調整一次。

然而，個別省份已經連續3-4年未有動作，最低工資仍停留于幾年前水平。

事實上，這一輪要調整的不只是最低工資標準，還有更廣義的“漲工資”。

今年5月，中辦、國辦在關于“現代企業制度”的文件提出，推動企業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此前，中辦、國辦印發促消費文件，將“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置于各大政策之首。

在年初的國常會上，明確提及“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

層級之高、文件之密集、定調之鮮明，足見“漲工資”已成為自上而下的共識。

之所以聚焦于工資，是因為在我國，工資性收入占居民收入60%左右，是絕大多數人唯一收入來源。

當然，工資不是想漲就能漲。

政策能決定的只是最低工資，給出的只是建議性的工資指導線。

對于普通人來說，工資能否上漲，取決于供求關系，更取決于經濟形勢和宏觀大環境。

即使如此，最低工資普漲，仍然釋放出難得的積極信號。

畢竟，最低工資，不只與弱勢群體有關，還關乎失業保險金、病假工資、工資指導線等標準的制定。

更關鍵的是，“下限”抬升，有望形成逐級傳導效應，對于所有勞動者都不是壞事。

03

“漲工資”，為何越來越重要了？

長期以來，“漲工資”被視為企業與個體之事，對于個人當然很重要。

今年一系列文件出臺，標志著“漲工資”，已上升到國之大事、民之大事的高度。

“漲工資”關乎的不只是民生，更是擴大消費、刺激生育、打破通縮、重塑預期乃至長遠發展的大局。

這從頂層文件的涵蓋范圍就可見一斑：“改善民生”、“提振消費”，“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等等。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沒有收入增長作為根本支撐，提振消費、刺激內需就無從著手。

一個可喜的變化是，今年從上到下的促消費文件，不再簡單著眼于發券，而將“增收”放在于首位。

生育同樣受到“收入預期”與“養育成本”的雙重拉扯，增收與減負缺一不可。

更為可喜的變化是，今年9月，倡議多年的育兒補貼終于落地，直達個人賬戶。

用官方的話說，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大范圍、普惠式、直接性向群眾發放真金白銀，意義不容低估。

其實，漲工資不局限于直接增收，減負本身也是增收。

提高農民的養老金、減輕中產的個稅負擔、推進學前教育免費……都可視為廣義上的“漲工資”。

只要收入能保持增長，每個人都有對于未來的增長預期，消費意愿的提升、生產-消費循環的暢通都不在話下。

從“投資于物“到”投資于人”，這場大變局才剛剛開始。